佛(季羡林自选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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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吹舶至岛下，治舶竟前，时阴雨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风而已。若值伏石及贼，万无一全。行九十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日，复随他商侣东趣广州。举帆月余日，中夜忽遇大风，举舶震惧。众共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一众俱亡。〃欲推弃之。法显檀越厉声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俯而止。既水尽粮竭，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

　　　　法显就是这样又回到了祖国。《祐录》记载已极细致生动，《法显传》也不过如此，用不着再作什么补充了。

　　　　回国后的译经活动和卒年

　　　　《祐录》原文：

　　　　即乘小舶入浦寻村，遇猎者二人，显问：〃此何地耶？〃猎人曰：〃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猎人还，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时刺史请留过久，显曰：〃贫道投身于不返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六卷泥洹》、《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经》、《杂阿毗昙心》，未及译者，垂有百万言。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杨都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异。扬州共传，咸称神妙。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众咸恸惜。其所闻见风俗，别有传记。

　　　　《高僧传》几乎完全抄《祐录》。《法显传》比《祐录》详细，再根据它作一点补充。

　　　　上岸以后，商人又乘船还向扬州。法显受到了李嶷的款待以后，由陆路南下，道过彭城，受青兖刺史刘道怜之请，住了一冬一夏，在这里夏坐，时间是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关于这个问题，足立喜六（见前引书，第291页）认为，法显随商人航海南至扬州。汤用彤见汤用彤所著《往日杂稿》，第26～30页；参阅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75页。不同意足立喜六的意见。

　　　　法显本来想到长安去，未果，便转向建康（今南京），在这里翻译佛经。除了上面《祐录》中提到的那些佛经外，还写了一部《法显传》，此书名称繁多参阅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3～24页……后来死在荆州新寺，年龄《祐录》说是82岁，《高僧传》说是86岁。

　　　　三、结语

　　　　上面简略地叙述了法显一生的活动情况。在这个结语里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第二个是《法显传》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

　　　　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上面已经谈过，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法显时代，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晋末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

　　　　根据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78～380页的统计，西行求法活动自朱士行而后，以晋末宋初为最盛。这时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

　　　　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见《高僧传》，卷四。

　　　　于法兰见《高僧传》，卷四。

　　　　竺佛念见《高僧传》，卷一。

　　　　慧常、道行、慧辩见道安：《合光赞放光随略解》。

　　　　慧睿见《高僧传》，卷七。

　　　　支法领、法净见《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慧简、僧绍、僧景、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见《法显传》、《祐录》，卷十五《法显传》、《智严传》、《宝云传》。

　　　　昙学、威德等八人见《祐录》，卷六。

　　　　僧纯、昙充、道曼见《祐录》，卷十一。

　　　　智猛与昙纂、竺道嵩等15人见《高僧传》，卷三。

　　　　法勇、僧猛、昙朗等25人见《高僧传》，卷三。

　　　　沮渠京声

　　　　道泰

　　　　法盛共师友29人见《名僧传抄》。

　　　　僧表见《名僧传抄》。

　　　　法维

　　　　道普。

第三部分　13。法显（8）

　　　　在所有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这里所谓〃突出〃，归纳起来约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显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远

　　　　在法显以前，在汉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张骞和甘英，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到的地方很远、很远；但是法显到的地方，他们却没有到过。这一点《高僧传·法显传》和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三都指出：〃皆汉时张骞、甘父所不至也。〃50，337c和55，507c。这对于中国人民对外开阔视野，认识外国，当然会有极大的帮助。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法显真正到了印度

　　　　既然西行寻求正法，其最终目的地当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然而，奇怪的是，在法显之前，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几乎没有。汤用彤先生说：〃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80页。这件事情本身意义就很重要。法显以后，到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逐渐多起来了。

　　　　（三）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起了作用

　　　　法显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寻求戒律。他经过了千辛万苦，确实寻到了，其中最重要的是《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归国后，他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汤用彤先生认为这是法显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81页。这对于中国当时的僧伽来说，宛如及时的春雨，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许现在还会有人认为，促进佛教发展是法显的过，而不是功。在当年教条主义垄断、形而上学猖獗的时候，这种论调我们早听腻味了。到了今天，绝大多数有识之士不会再这样想，这是我的信念。

　　　　（四）法显对大乘教义发展和顿悟学说的兴起起了作用

　　　　经过多年的思考与验证，我认为，世界宗教的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述：用越来越少的努力（劳动）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人类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这并不完全来自阶级压迫，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事实。只轻轻地说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什么问题也不解决。一般人的解决办法是创造和相信这一种或那一种宗教。在宗教的最初发展阶段上，满足宗教需要必须费很大的力量，付出很大的劳动。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会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在这里，宗教就施展出自己固有的本能适应性。在不影响满足宗教需要的情况下，竭力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专就印度佛教而论，由小乘向大乘的过渡就是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顿悟学说的兴起，其背后也是这个规律。小乘讲渐悟，讲个人努力，也并不答应每个人都能成佛，换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每个人不都有佛性。想成佛，完全依靠个人努力。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去成佛，生产力必然受到破坏，社会就不能存在。这是绝对不行的。大乘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讲虔诚信仰，只需虔心供养，口宣佛号，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轻松惬意！这样既能满足宗教需要，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佛教凭借了这种适应性，终于得到了发展。

　　　　但是提倡顿悟学说是并不容易的。首倡者为竺道生。在他之前，可能已有这种思想的萌芽，集大成者是竺道生。他那〃一阐提皆有佛性〃是非常著名的论断。〃一阐提〃是梵文icchantika的音译，意思是〃十恶不赦的恶人〃。连这种人都有佛性，其余的人就不必说了。法显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他从印度带回来并且翻译了的《六卷泥洹》中就隐含着〃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的思想。见《祐录》此书的《出经后记》。道生倡顿悟义，不知始自何年。据《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

　　　　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师，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50，366c，《祐录》文字稍异，55，111a。

　　　　这里明说，竺道生受到了法显《六卷泥洹》的影响。此说一出，守旧的和尚群起而攻之，他们都认为道生之说为异端邪说。不久，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槃经》，其中果有此说（见12，393b），于是众僧咸服。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列了法显在中国佛教史的突出地位。可能还有别的方面，这里不再讨论了。

第三部分　14。法显（9）

　　　　《法显传》在世界上的影响

　　　　法显的功绩主要在于取经和翻译。他携归和翻译的经历代经录都有著录，请参阅《祐录》卷二，以及其他经录，这里不再胪列。但是他写的《法显传》对于世界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他的翻译对于中国的影响。《法显传》在历代著录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比如《佛游天竺记》、《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游天竺记》、《佛游天竺本记》、《释法明游天竺记》、《法明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记》等等参阅章巽：《法显传校注》，第5～7页。，名称固繁，版本亦多参阅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3～24页……

　　　　《法显传》在国际上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的外文译本之多上。根据章巽的统计见章巽：《法显传校注》，第30页。，共有英译本三，译者为SamuelBeal（1869年）、JnmesLegge（1886年）和HA。Giles（1923年）；日译本二，译者为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1935年）、《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の研究》（1940年）和长泽和俊（1970年）。既然有了这样多的译本，那就必然有相应多的影响。

　　　　我在这里专谈一谈《法显传》对印度的影响。众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来过。因此，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僧人游记数量极多，而繁简不同，时代先后不同。《法显传》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关于《法显传》对印度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印度学者高善必是优秀的数学家，同时又是最优秀的史学家。他在印度古代史方面著述宏富，而且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历史问题，时有石破天惊之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的代表作是《印度史研究导论》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lndianHistory，Bombay，1956。本书第九章讨论的主题是〃自上而下的封建主义〃。讲到早期封建制的发展时，他引用了《法显传》关于中天竺的一段文字：

　　　　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酤及估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猎师卖肉耳。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

　　　　这一段文字异常重要，它把印度公元400年左右在笈多王朝月护二世（超日王）统治下的中国描绘得具体而生动。高善必根据这一段文字作了如下的分析：官吏们还没有得到封建权利和权力。中国以外的土地一定要缴纳租税的，一般是收获粮食的六分之一。大概是这个帝国中心地带受到了特别的优惠，赋税比较少。在农村中一定有酿酒人和负贩。农民可以来去自由，表明没有农奴制。至于供给僧众田宅、园圃、民户、牛犊等东西，怎样解释？还是一个问题。外文翻译者各有各的理解。从标准的土地馈赠来判断，馈赠的只是收租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见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lndianHistory，Bombay，1956，第278～279页。

　　　　除了高善必以外，所有研究印度古代史特别是笈多王朝时代的历史的学者，不管是印度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没有一个不引用《法显传》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印度史学家LalmaniJoshi的《印度佛教文化研究》StudiesintheBuddhisticCultureofIndia，MotilalBanarsidass，Delhi，Varanasi，Patna，secondreviseded，1977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书。著者在本书中许多地方都引用了《法显传》。比如，在第13页和第258页讲到弥勒崇拜和乌苌国的首都时，都引用此书关于陀历国的记载。在第298～299页讲到佛教在印度衰微时，引用此书关于摩头罗国的记载：〃有遥捕那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可有三千僧，佛法转盛。〃他又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关于秣菟罗国的记载：〃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同一个地方，相隔几百年之后，伽蓝的数目没有变，僧人却减少了一千人，衰微的情况清晰可见。这样的例子，著者还举了一些。从上面几个简略的例子里可以看出，《法显传》对研究印度中世纪佛教，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第三部分　15。法显（10）

　　　　我还想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印度当代著名的史学家RSSharma的《古代印度的首陀罗》SūdrasinAncientlndia，MotilalBanarsidass，1958这是一部颇为著名的书，得到印度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赞誉。在本书第七章讲农民阶级与宗教权利时，著者在四处引用了《法显传》，都是上面高善必引用的那一段。第286页，引用〃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第290～291页，引用〃（旃荼罗）若入城市，则击木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第二个例子是BordwellL。Smith的EssaysonGuptaCulture《笈多文化论集》，MotilalBanarsidass，1983……这是一部论文集，著者不是一个人，讨论的题目也不尽相同。其中有几篇文章引用《法显传》。第7页，AL。Basham在序言中讲到旃荼罗入城市击木自异的情况。第38页，AKNarain在《古代印度特别是笈多时期的宗教政策和宽容》这一篇论文中，引用了《法显传》来说明当时佛教兴隆的情况。第130页，第132～133页，第136～140页，第147～148页，BGGokhale在《笈多时期的佛教》这一篇论文中，引用了《法显传》来说明月护王（376～414年）时期的印度佛教状况，特别是佛教寺院中研究经、律、论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