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王立群读史记 之汉武帝-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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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如果此时厚赠乌孙，诱使他东迁至原来浑邪王的地盘，同我朝结为兄弟，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一旦成功，相当于砍断匈奴的右臂；西边的大夏等国都可以招为大汉的属国。

　　汉武帝听得入神，深以为然。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二使西域。这一次，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人，每人两匹马，几万头牛羊，携带钱财布帛，价值几千万；还配备多名持符节副使，一旦道路打通，他们就前去交涉。

　　张骞的主张实质是“以夷制夷”。这在汉匈关系中是有渊源的。汉文帝时，匈奴强盛，屡次寇边。晁错上书，其中就有：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文帝大为嘉奖。

　　由于河西走廊已经打通，不再穿越匈奴控制区；所以，这次出使，张骞不存在第一次被匈奴扣留的危险。他们顺利抵达乌孙，献上礼物，向昆莫说明来意：如果乌孙东迁到浑邪王的旧地，汉朝将送一位诸侯的女儿给昆莫做妻子。

　　面对张骞的厚礼、厚盼，昆莫非常犹豫，这是为什么呢？

　　昆莫此时年事已高，他有个儿子叫大禄，性格强悍，擅长领兵，现率领一万多骑兵另居他地。大禄的哥哥是太子，太子有个儿子叫岑娶。太子早死，临终前对父亲说：一定要让岑娶做太子。

　　昆莫答应了，让岑娶当了继位人。大禄极度不满，就怂恿他的兄弟们造反，蓄谋攻打岑娶和昆莫。昆莫害怕大禄杀害岑娶，就分给岑娶一万多骑兵住到别处，自己留下一万多骑兵自卫。这样，乌孙国一分为三。昆莫不过一个“名誉”国王，不敢独自与张骞敲定东移之事。

　　乌孙国对汉朝一无所知，直到张骞到来，他们仍不知汉朝在哪儿，多大多小，实力如何，能否打得过匈奴。况且，乌孙国臣服于匈奴多年，大臣们都害怕匈奴，不敢东迁。即使可以一人拍板，昆莫也难下决心，放手一搏。

　　国与国的关系，利益首当其冲。张骞不再勉强，分别派出副使出使大宛、康居（ｑú，渠）、大月氏、大夏、安息、身（ｙｕáｎ，原）毒、于阗（ｔｉáｎ，田）等邻国。乌孙王昆莫派出向导和翻译送张骞回国。乌孙国的几十名使者，带来了几十匹好马，答谢汉武帝。

　　张骞回到汉朝，被任命为大行（外交部长），位居九卿之列。张骞半生漂泊，居家仅仅过了一年多，就撒手人寰。

　　此后，一睹汉朝地广人多，物产丰富，乌孙国使者将大汉的富饶向国王通报，乌孙国开始结交汉朝。很快，张骞派出沟通大夏等国的使者，大多也不辱使命，同该国专使回朝面圣。西北各国陆续和汉朝交往。

　　壮志未酬功名在？

　　张骞两次出使都是为了对匈作战，第一次是想联合大月氏打击匈奴，第二次是想迁移乌孙居住浑邪王之地。命运似乎总在捉弄这个执着的使者，张骞两次出使，目的都未实现。但是，历史并不以成败论英雄。张骞兴国安邦的宏愿虽未实现，两次西行却为他在身后赢得巨大声誉。

　　首先，促进了汉朝和西域相互了解。

　　张骞的两次出使为什么会失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域诸国对大汉帝国一无所知。作为凿空西域第一人，张骞面临的种种困境在所难免；而正是有了张骞的第一次，让西域诸国了解了一个强大富庶的汉朝，也将汉朝人的视野延伸到了遥不可及的西域诸国。

　　其次，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张骞的出使大大促进了西域诸国和汉朝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域的葡萄、苜蓿、葡萄酒、胡桃、石榴等物产以及珊瑚、玳瑁、琥珀、玻璃、象牙等制品传入汉朝。汉朝的炼钢技术、凿井技术和利用渠道引水的方法传到大宛，进而传到西域各国和欧洲，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中国精美的丝织品使西方人叹为观止，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正式建成。

　　此外，在文化方面尤其在佛教史上，张骞凿空西域的意义也值得大书特书。

　　再有，扩大了中国的版图。

　　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即今天的新疆。正是张骞通西域使中国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第一次触及到新疆。

　　不仅如此，张骞曾向汉武帝报告，他在西域大夏看到邛山出产的竹杖和蜀地（今四川成都）出产的细布，当地人说这些东西是从天竺（今日印度）贩来的。他认为，既然天竺可以买到蜀地的东西，一定离蜀地不远。

　　汉武帝即派张骞带着礼物从蜀地出发，去结交天竺。汉武帝由此开发了西南地区。

　　每当我们自豪于祖国辽阔的领土，都不应忘记张骞当年筚路蓝缕之功。所有为中华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都会永远留在民族的记忆之中。

　　雄姿英发如张骞，终其一生都在梦里“金戈铁马”：两次离乡背井，二十年游说四方；甚至因统兵败阵，领了“死罪”，发配回家；最后在联合与乌孙国对匈作战失败中郁郁而终。但是，罗马人民因他而领略了丝绸的华美，大汉子民从此品尝了石榴的甘甜。“壮志未酬身先死”，生命却并未因此而虚度。

　　张骞从一位普通郎官到名垂青史的英雄，可见汉武帝的识人慧眼。而在各类人才之中，丞相人选尤为重要；那么，汉武帝如何选拔丞相？他的执政“左右手”，又是怎样的精神面貌呢？

　　童言无忌：巧语胜直言　汲黯败阵

　　能否想象这样一对君臣：臣子不满皇帝提拔后进，大大咧咧地就说：陛下用群臣就跟乡下人垛柴禾一样，越是后来的越要放到上面！皇帝呢，也懒得生气：人哪，就是要多读书，听听他都说了些什么，越来越不像话！看着他们斗嘴，谁都会忍俊不禁。君臣之间，诚惶诚恐哪里去了？战战兢兢哪去了？是哪位明君有如此容人雅量？又是哪位直臣敢这样放胆直言？

　　犯上不犯法？

　　这个朝堂之上温情一幕的两位主角就是汉武帝和汲黯。一君一臣，一个刚愎自用，一个性倨少礼，是真心其乐融融，还是假意粉饰太平？

　　第一，汲黯抗旨。

　　封建时代皇帝的旨意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否则，就叫做抗旨；抗旨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是杀头之罪；但是，汲黯上演了好几出抗旨之戏。

　　第一次，建元三年（前138），闽越王（建都东冶，今福州市）进攻东海王（建都东瓯，今温州）。原来，当年吴刘濞发动吴楚七国之乱时，东海王也是同谋，后来，吴王刘濞兵败，东海王乘机将其诱杀，将功赎过，得到了刘邦的宽恕；因此，刘濞的儿子鼓动闽越王进攻东海王，以报当年杀父之仇。

　　汉武帝得知东越相攻，派汲黯去视察。汲黯走到吴地（今江苏苏州，当时的会稽郡郡治）就打道回京了。他向汉武帝汇报：越人之间的打打杀杀，是他们的习俗，根本不值得大汉天子的使者前去。我们要连这种事也管，就太掉价了。

　　对皇上布置的任务挑三拣四，汲黯胆子真不小。

　　汉武帝是什么反应呢？史书没有记载，不过，汲黯还有第二次抗旨；看来，至少汉武帝没有给予汲黯刻骨铭心的惩罚。

　　第二次，河内郡（郡治在今河南武涉县）发生大火灾，烧了几千户人家，汉武帝仍派汲黯去视察。汲黯回朝向汉武帝报告：由于房屋密集，烧了不少人家，不过不值得皇上忧虑。我路经河南郡（郡治今河南洛阳），眼见当地百姓受水旱之灾，灾民多达万余户，甚至发生父亲吃儿子的惨剧。我未经您准许，以钦差大臣的名义，打开河南郡的国家粮仓，赈济当地灾民。现在我交回符节，情愿接受假传圣旨的罪名。

　　假传圣旨，其罪当斩啊！口气还这么冲！皇帝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个谒者还要指手画脚。这回汲黯罪该严惩了吧？

　　事实是，汉武帝没有一句责怪，免了汲黯假传圣旨之罪，还调任他为荥阳县县令。

　　汲黯在武帝身边是个谒者，调他任县令是升迁，但是，汲黯“耻为令”，借口有病把官辞了。汉武帝又将他调回身边，任命他为太中大夫。

　　奇怪！武帝一向血气方刚，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忍让？一句“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就抬举了大汉天子，让武帝顺了气？擅自开仓放粮是为天子分忧解难，所以武帝就大事化小？

　　或许武帝的意思是，这个汲黯，脾气是臭了一点，刺儿也比别人多，不过，好歹也是在为大汉办实事，结果是好的。何况，都是小事，与大政无关。

　　但是，汲黯也反对过大政方针，而且还是武帝最为得意的政绩。

　　第二，汲黯批评汉武帝对匈奴作战。

　　汉武帝在位54年，对匈奴作战达44年。对匈奴作战是汉武帝毕生致力之大业。

　　汲黯对对匈作战一贯持反对态度，因此，一有机会，就向汉武帝提出和亲（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承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

　　就因为对匈作战，汲黯和汉武帝在一年之中闹了两次。

　　第一次是元狩二年（前121）秋，匈奴浑邪王因屡战屡败，担心自己被大单于诛杀，干脆率部向汉朝投降；这是汉武帝对匈作战以来，第一次接受匈奴大规模投降。汉武帝非常重视，准备用两万辆车去迎接。古时一车四马，两万辆车需八万匹马。但是，连年战争已使汉朝不堪重负，国家只好向百姓借马。百姓哪里舍得？纷纷将马藏起来，两万辆车迟迟不能到位。

　　汉武帝非常恼火，准备处死完不成任务的长安县县令。

　汲黯对汉武帝说：长安县的县令没有罪，只有杀了我汲黯，百姓才愿意将马献出来。此时汲黯担任右内史，长安县令是他的属下，汲黯站出来为下属承担责任。他又说，朝廷只需让人沿途准备车马，就可将他们接到长安。怎么能够闹得全国骚动，让全国百姓都去侍奉匈奴降者呢？

　　这话非常尖锐，而且和汉武帝的意见完全相左；但是，汉武帝沉默不语（上默然），并未降罪汲黯。

　　第二次是浑邪王率部入住长安后，出了件大事震惊朝野：因与匈奴投降者做生意，五百多名商人被判死刑。汉法规定：不能和匈奴人私自做生意。而不少汉族商人想当然地以为长安的匈奴降者例外，故涉案者众多。

　　汲黯对汉武帝说：我们本该将匈奴人赏给烈士家属为奴，以慰死者。即便做不到那样，也不该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养活他们，把他们当宠儿一样。再说，百姓怎么知道与匈奴人做生意是死罪呢？陛下此举，是保了树叶而伤了树枝啊！

　　汉武帝沉默良久，没有答应汲黯的要求。汲黯走后，汉武帝感慨地说：我很长时间没有听到汲黯说话了，今天又听到他说昏话。（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

　　第三，汲黯抨击汉武帝的宠臣。

　　在《以死杀人》里面讲到，迂腐的狄山就是忘记了“不可批评皇帝的红人”这一为官大忌，向张汤开炮，触怒武帝，自取灭亡的。那么，汲黯这一炮又是怎么打的呢？

　　张汤任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后，着手变更汉初的法律。一次，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斥责张汤：你身为国家正卿（正部级干部），上不能弘扬先帝功业，下不能遏止百姓邪念。相反，明知不对你还非要做，为的就是成就自己的“事业”，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你怎么敢把高祖皇帝定下的法令乱改一气呢？你这样做，早晚会断子绝孙。（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骂街的话都出来了。汲黯深谙战斗要诀：我先扯下脸了，就无畏了，你敢扯下脸皮，就放马过来。结果，汲黯得胜而归。

　　汲黯经常和张汤吵架，张汤爱在细节上雄辩滔滔，汲黯则在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汲黯说不服张汤，怒不可遏地骂张汤：天下人都说，不能让刀笔吏出身的人居公卿之位，果真如此。如果依你订的法律，天下人都会吓得腿也迈不开，眼睛也不敢向前看！（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汲黯骂到了张汤的痛处。

　　第四，汲黯揭露汉武帝的表里不一。

　　汉武帝外儒内法，有三位大臣看出来了，但对策各不相同：

　　公孙弘看出了，他创造性地以公羊派《春秋》阐释法律（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因此，大得汉武帝欢心。

　　张汤也看出来了，于是发明了以儒学断案的新方法，同样深得汉武帝赞赏（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

　　公孙弘和张汤都是精明人，他们利用汉武帝的外儒内法，为自己捞取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汲黯也看出来了汉武帝的外儒内法，但是，他不但没有迎合，反而毫不客气地指出：陛下心里欲望极多，表面上还要侈谈仁义，那样如何能效法唐尧虞舜呢（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汉武帝自尊大挫，一声不吭，怒气冲冲地退朝了。汉武帝回宫后，对侍从说：汲黯闹得太过分了！（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

　　这一次汲黯的确有些过分。官场之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何况是对当今圣上？他“言传”了还不够，还那么露骨，什么“骨子里要法家，面子上要儒家”。汲黯不懂批评艺术，或者也不是不懂，而是唯恐绕弯子别人听不明白，有点存心的意思。

　　气壮理不直？

　　话说回来，汲黯的批评，让汉武帝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对汉武帝是有益的。但是，汲黯的批评果真字字珠玑，句句在理吗？

　　对汲黯的屡次批评应当具体分析。

　　关于两次抗旨。

　　第一次，东越相攻，汉武帝派汲黯视察，打算进行干预，此举体现了汉武帝的大国意识。汲黯不理会，坚持华夷之辨——越人跟咱们不同，就是好斗，让他们去打打杀杀，跟大汉有何相干？

　　第二次，河内大火，汉武帝又要汲黯前往，体现君主对百姓的关爱，但汲黯竟然置之于不顾。虽然河南矫诏救灾值得称道，但河内百姓的生命难道不重要吗？置一地百姓于不顾，对另一地百姓倍加呵护，那是怎么回事呢？

　　两次抗旨，汲黯做得都有缺失，只是汉武帝对汲黯比较宽容。

　　关于处理匈奴降者。

　　如何处置这四万多匈奴降者，确实是一难题；处理不妥，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汉武帝开始将浑邪王部四万余人迁到长安，最后，安置在河套地区新组建的朔方郡。应当说是决策英明。

　　汲黯建议将匈奴降者赏给烈士家属为奴，明显不妥。民族矛盾不可能采取睚眦必报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提议只能增加民族间的仇恨，不利于汉匈和谐相处。

　　明君惜直臣？

　　既然汲黯的道理本身有漏洞，又屡屡对汉武帝高唱反调，汉武帝为什么能一忍再忍呢？

　　其一，汉武帝看到汲黯的鲠直和忠诚。

　　汲黯两次抗旨，多次“逆龙鳞”（古代称皇帝为龙的子孙，“逆龙鳞”就是拔掉龙身上的鳞片，用来比喻触犯皇帝），汉武帝都没有降罪。这是武帝的英明，也是汲黯的幸运。

　　不是每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