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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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6月，陶希圣不慎患伤寒转肋膜炎，病势危急，家中竟一文不名。他特意发函老家请求汇点医药费来，说“与其等我死后，寄钱来买棺材，不如先寄点钱来，救我的命”，其语悲凉哀绝。三个月后，陶希圣扶病前往上海法政专科学校兼职讲授亲属法，同时在东吴大学讲授政治学。及至岁末，《亲属法大纲》甫毕，径交商务印书馆，获稿酬五百四十元。其中一半还债，但眼睛此时却已变为近视。1927年1月，陶希圣忽接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来电，聘为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与国民党有了实际接触。但陶希圣仍志在教坛，同在武汉大学任政治法律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或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均着重于列强的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阐明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意义。尽管陶希圣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但此时有点居中偏左则未可知也？陶希圣三叔公迪先生一家在汉口。陶去拜见时，三叔公劈头就是一句“你回来了，你做共产党了”。此话未必空穴来风。陶的故乡黄冈当时到处设有农民协会，而佃农对地主的斗争似并不激烈。陶希圣曾写信让一叶姓佃农到武昌来，对他说：“田地于我没有帮助。我也决意不靠家产为生计。请你们把我自己应得的一份田地分了吧！”此人不肯承受。陶氏家族中人据此认为他已加入共产党（1991年南京出版社《民国军政人物寻踪》一书，在“陶希圣”词条下有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脱党一说。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曾对笔者言：似未闻父亲证实此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实际政治氛围简直不容置疑。陶希圣这样说：“武汉各界不知道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只看见，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活动，及各军师政治工作人员的宣传活动，还有总工会与农民协会……汉口新市场的一个大厅里，经常有工人集会，高唱国际歌。那里的游人都听得见。总工会之下有工人纠察队……总政治部发表土地问题的一项统计，表明中国的土地大部分在地主的手里，中国的农民大部是佃农。”从有关史料看，早年即加入中国同盟会的邓演达从内心十分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工农联盟”，对国民党的“四联盟”（即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与农民）则大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倘如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他就以农民的领导者自任。四阶级联盟是不可靠的，惟有工农联盟才是革命的中心力量”。邓演达每到武汉分校演讲时，常以手指向听众，高呼“现在，农民是起来了”。实际上，陶希圣对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分野并不陌生。在上海大学兼任时，门首有一书局，出售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编译的小册子，其中就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陶希圣读了这类小册子，遂对马克思与列宁的论著有了兴趣，求购其英文及日文译本，做过认真研究。但此时目睹北伐中之突变，他更需要了解实际政情，“与童冠贤、李超英、周炳琳、梅思平、吕云章等，每星期到汉口福昌旅馆，一间小房子里，锁了房门，交换消息和意见”。这时陶希圣虽然授衔中校，却“从来没挂过一天军刀、佩过一天手枪”。1927年5月，北伐军唐生智领军北上，继续讨伐北洋军阀残部。驻扎宜昌和沙市的夏斗寅部队，佯称腹背受敌，遭杨森川军攻击，撤退东进，企图乘虚而入武汉。夏斗寅的先头部队，是万耀煌指挥的一个师，迅速进占了纸坊，距武汉不足二十公里。武汉北伐军政府下令，将武汉军政学校师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率领的十一师会合，由武昌出发，往西迎战万耀煌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是毛泽东。2004年12月，陶希圣外孙沈宁在美洲《世界日报》撰文时透露：万耀煌是外婆万冰如的堂兄，从小读军校，一直读到陆军大学毕业，论打仗很有一套，武汉军校一班文人墨客和讲习所一批农民，非他的对手。所以陶希圣随军出发时，陶太太早有交代，如果军校打败，乖乖举手投降，叫夏军捉去，只说是万师长的亲戚……实际上只是虚惊一场，“夏斗寅为保存实力，并不想真打仗，一见武汉出兵，就把武樵公（万耀煌）部队撤走了”。之后陶希圣随军西进，沿途参加当地革命运动。在咸宁县，碰见开农民大会，农会书记报告会前枪毙五个农会叛徒。“那五个穷困乡民不过是先参加农会，后来不想干了，农会就把他们捉起来，枪毙示众。”陶希圣时为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闻之大发雷霆，不准农会书记随便枪毙农民，并警告那书记，如果得知他还敢枪毙农民，就把他抓起来枪毙。农会书记大吃一惊，急奔武汉，指控陶希圣是“反动军阀”。未出几天，武汉政府就派人替换了陶希圣。幸而当时陈独秀的主张仍然主控局面，陶希圣总算留下一条性命。陶希圣因此对陈独秀终生感激。后来陈独秀出狱，在武汉期间，陶希圣曾悉心照料。
四这时政治分歧业已出现。一派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另一派则力主更加激进，实行农民革命，组成农民军。陶希圣这样回忆：“前一派是鲍罗廷的指示与陈独秀的主张。后一派是罗易的主张与瞿秋白等的支持。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罗易是印度共产党人，亦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来的。此刻莫斯科是在进行着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斗争。斯大林对中共的指示，总是模棱与含混。所以他们二人的见解不同，也影响中共内部的争论。”当陶希圣被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召回军校时，周佛海已逃往上海，其政治部主任由施存统（施复亮）接任。陶希圣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并在施存统未回武昌之前，代理主任。此间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开会，通过“中国问题决议”，指示中共扩大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扩充军队、改造国民党左派。7月15日，汪精卫政府在武汉宣布“分共”，并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恽代英找到陶希圣，对他说：“今日时局在变化中。程潜主张东征，张发奎主张南下。我们决定将军校改编为教导团，跟随第二方面军南下，回到广州。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是郭沫若，请你担任教导团政治指导员……”随着上海四·一二及武汉七·一五政变相继发生，国民党联俄容共之政策，至此均告结束。陶希圣的革命激情亦被严峻的现实所浇灭，同时孱弱的书生性格也再次毕露。他对妻子坦承：“时局有大变化。我必须隐藏。……渡过两三个月，我就可以出头做事。”在福寿庵分租的一间房子里，陶希圣“每日躺在竹床上，把仅余的一部铅印资治通鉴，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偶尔写一篇短文，由妻子万冰如带到粮道街投入邮箱，寄给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陶希圣之所以藏匿其身实际上是不愿随军校教导团南下，亦即不愿担任教导团政治指导员。直至有一天《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在报上寻他，才走出福寿庵寓所。中共八七会议之后，陶希圣与施存统有过一次交谈。施对他说：“共产党未拉你入党，是留下一个左派，在党外与他们合作。”又说：如果你入了党，今天的生命如何，就不可知了……陶希圣骤闻此言，直如冷风灌背，不禁“毛骨悚然”（陶原话），不久便“脱离军校，既不从汪精卫，也不随恽代英，远离政治，独自回到上海，专心研究中国社会史……”（沈宁语），试图以此弄清民族之本性，找到一条正确的救国救民之途。陶本人也说：“民国十六年一月，我回武汉；十二月，我离武汉。有如黄鹤楼与晴川阁对峙之下，滚滚江流之中，一叶扁舟，翻腾风浪之际，死里逃生，仍返上海。当一身一家西上之初，决投笔从戎之志。及其卷入风暴之内，所得职名多种，而工作则不出演说、作文、开会、游行之范围。在此一年中间，我见知与观察所及，对国际共产党之思想理论与战略战术，有深切之了解。”
五1928年春天，陶希圣再次来到上海。“没有钱，也没有职业，只有一番痛苦的经历，融化了他的思想，增加了他的见识，助长了他的文笔的毫芒。”一度到南京任总政治部宣传处编纂科长，后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兼任政治部训练科长。然而及至年底，又将所有职务辞去，回上海卖文为生。其妻万冰如在自传《逃难与思归》中回忆：“《新生命月刊》每一期都登他的文章，另外好几家书店杂志要他的稿子，他卖稿子运气很好，可以先拿稿费，也可以送现洋取稿。”与此同时，陶希圣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新闻学系讲述中国文化史，每星期二小时；又在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及上海法学院兼课。这一时期，他的文稿大都收录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均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另有一些小册子，如《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均以每千字五元的稿费卖给其他书店。陶的同乡尧鑫在台湾湖北同乡会出版的《湖北文献》中撰文说：“这时期陶先生绛帐授徒，闭门写集，过的虽是文人的刻苦生活，不过砚耕心传，逐渐建立了学术地位。”陶希圣常穿一件古铜色线春长袍，烟瘾甚大，双袖龙钟，尽是烧痕，更显其文人的神采与无行。妻子万冰如也说：“希圣衣服陈旧，又不喜欢理发，有一天在街上遇见熟人，两眼看他一下，冲口而出，问他，你怎么搞得这样，＇他＇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其时，陶希圣在沪上已加入“粤委”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等人的“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省市党务改组同志会”。至1930年，该总部迁往北京时，屡催陶希圣北上。陶力辞不赴，却应上海商务印书馆新任总经理王云五之邀，出任总经理中文秘书。但不久即发生一件意外之事。那就是，王云五担任总经理之先，曾赴美国考察大工厂的科学管理情况。王就任总经理后，提出科学管理的原则及实施的决心。一时间商务印书馆馆内反对声骤起，三所一处职工提出十九条意见。人事部门所拟答复不甚中肯，王云五遂交陶希圣改订。三所一处职工大哗，编译所同人尤为激烈。他们推举代表三人，包括周予同在内，来到海宁路陶希圣寓所，劝其辞职。代表们说：“商务同人第一次罢工的时候，你站在职工这一边。现在你是当局待遇了，你替公司出主意，写法律文稿。大家说你是资本家的尾巴，要张贴标语驱逐你。我们先来拜望，并劝你辞职。”陶希圣在笑谈中应答：“我明天辞职，但是我今天劝告你们复工。”第二天，陶希圣果然提出辞呈，扬长而去……这一年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陶希圣为法学院教授；一学期之后又被母校北京大学法学院聘为教授，朱家骅冒雨来到陶的宿舍，再三挽留未果。就这样，有心疏离现实政治的陶希圣开始了自己六年的北大教授生涯，陆续出版四卷本煌煌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初步形成“中国社会发展分为五阶段”之论说；其间又创办《食货》半月刊，开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之新风气，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史坛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六陶希圣作为一书生，而立之年即为著名大学教授，包括在当时所获的知名度，主要得力于他对中国社会组织及其演变的独到研究。早在主编独立青年社之下的《独立评论》周刊时，他就在一篇分析中国社会的文章中认为：士大夫阶级与农民乃是中国社会构成的主要成分。所谓士大夫阶级是一种身份，而不是阶级，农民亦未尝构成一个阶级，因此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近百年来，在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工业革命未能完成，而农业工业转趋衰落。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形态，亦即为中国革命的起因。这一见解引起中国学界的一场大争论，亦即1928年中国社会史论战之滥觞。当时上海左翼文化界和左派学界，对陶希圣提出尖锐批评，他被扣上两顶帽子：一顶是布哈林派，一顶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陶希圣对此不加理会，坦承自己的思想“接近唯物史观而不堕入唯物史观的公式主义圈套。使用的方法是社会的历史方法，与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和奥本海马尔的《国家论》，如出一辙”。而1934年春秋之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实为1928年论战的延续。但此时三派已严重对立。陶希圣分析道：“一派是共产党的干部派，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一派是反对派（很广泛，不是一个小团体，与托洛斯基有连络），如陈独秀、刘仁静属之，认为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我自成一派……反对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干部派则与苏联斯大林派有关系，此外，自由主义与实证哲学这一派则是受杜威的影响。”这场论战尽管依然发生在上海，但北平各大学的左翼学生对于“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个问题仍兴趣不减，其中的分歧却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绪，而分裂成不同的阵线。“当某一大学的学生团体邀请某一位先生演讲的时候，那位先生上了讲台，若是提起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反对派的学生立刻跺地板、捶桌子，表示异议。若是他一开口，就说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干部派学生也作同样的反对表示。”施存统曾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讲述好友陈独秀其人其事，第一段讲文学革命，推崇陈独秀几句，遭至干部派学生的一片嘘声；第二段讲到武汉时期，他批评了陈独秀，又差点被反对派学生轰下台。陶希圣并没有参与这次论战，因为他“反对公式主义的史论，力主以资料为根据，寻求社会演变的轨道”。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方争辩，以唯物史观为问题之焦点。单凭唯物史观之理论与方法，使用贫乏的历史资料，填入公式，加以推断，达成预定之目的。此可谓论战各方共通弱点或缺点。”这也是他后来之所以创办《食货》半月刊的真正内因，即试图矫正中国社会史两次论战的公式主义，“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走上依据历史资料以来每一时代的经济结构及其演变的轨道”。关于陶希圣创立的“食货学派”，长期以来由于他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特殊的政治角色，“学术界对其学术倾向的判断存在很大差异，其学术价值一直为政治的强光所遮蔽”（陈峰语）。中国社科院著名经济史研究专家李根蟠认为，“《食货》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贡献是不应抹杀的，全盘否定并不公允”。《食货》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陶希圣倾注了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