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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⒄沟墓毕资遣挥δㄉ钡模谭穸ú⒉还省薄！妒郴酢纷�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陶希圣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六篇，其他七篇，翻译二篇，共计四十五篇，位居作者之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书店向海内外推出《食货》半月刊影印本，可见其学术价值至今犹存。不过，这是另话，兹不详述。
七1937年卢沟桥事变，对山河破碎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刻。或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始终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陶希圣毅然决然走出书斋，舍弃了那份饮茶夜读、著书立说的从容与自得，奉约从北平上了庐山。在由远及近的隆隆炮声中，对三十八岁的陶希圣来说，这简直是一个不由分说的选择。从此，他再也没有重返大学校园。7月17日，他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一同出席“牯岭茶话会”。就在这次会上，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发出“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决心。中共工农红军即被正式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这一年8月，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9月，应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国难当头，少数知识分子弃学从政在其本质上彰显潜在救国意识的一种担当，同时也囿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或许就像丁文江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了。其实，素来自诩“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的胡适，在一时心情之下也差点加入国民党。西安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下了三道命令：一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常务委员代行职权；二是行政院长一职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三是特派何应钦担任讨逆总司令。胡适在一次聚会上对陶希圣说：“希圣，你们国民党有读书人，否则无法下这种命令，这是春秋大义。”陶希圣说：“……我推想这件事处理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可能是戴（季陶）先生。”胡适又说：“我不是国民党，我一向反对国民党、批评国民党，但是今天我要加入国民党。”之后胡适虽未加入，则以“国家到这地步，自己没有法子逃”为自我期许，而接受驻美大使的任命。陶希圣则更加艰难，从政之路一开始就布满了荆棘，其中最遭人诟病的一件事，就是在1938年12月跟随汪精卫出走河内，并于1939年11月起参与汪组织与日本和谈代表为时两个月之久的密谈。这件事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抗战之初，全国上下，无不同仇敌忾。由于中日两国军力悬殊，到了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此仗如何打得下去？”（唐德刚语）胡适在战前似乎也不甚乐观，认为“中国是一中世纪的国家，断不能抵抗近代国家的日本，必须认清战争的后果”，也说过“苦撑待变”这样的话。以唐德刚的解释：胡之所谓待变者，就是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迟早必会卷入亚洲战场。一旦美国卷入中日之战，那么“最后胜利”就“必属于我”了。后来历史证明完全是正确的。但胡适在盱衡全局时，又深感“战难和亦不易”，较之当时失败主义者的心态又有所不同。面对“焦土抗战”（系李宗仁率先提出）的口号，陶希圣心情复杂万端。1938年12月31日，他在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一封信中说：“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是一年廿七万万，收入不到两万万。壮丁补充大成问题。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长沙事件而达于极点。这样不可乐观的内容，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所谓“存亡绝续的办法”就是与日本的和议。陶是反对一元外交的。不过，他还是向胡适解释了为何随汪出走的原因：“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没有带出一个多的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既然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陶希圣，他也就绝无另立政府之意了。尽管他与汪、蒋二人的私交都不错，但由于1928年在上海即加入国民党改组派，与汪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一点。其妻万冰如在回忆录中证实：“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1928年）在武汉，十九年（1930年）在上海，二十六年（1937年）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陶的得意门生、著名史学家何兹全也认为：“陶先生和汪精卫的关系在1928年前后就建立起来了。揆诸三十年代国内政治情况，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和陶先生的思想情况，那时他靠近汪就比靠近蒋的可能性大。”在陶希圣看来，当时“主和”与“投降”是两回事，应理智分开。他坚持“主和”不是“投降”，“谈判”绝非“通敌”，“和”与“战”并非不可兼容；调停行动乃交战双方取得战争利益减少伤亡的手段之一，放弃调停则可能失去战争的最终目的。但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抗日激情中，“抗战八年，说穿了就靠这股气维持下去的。而这种民气则非当时‘低调俱乐部’诸公所能体会和掌握的了……”（唐德刚语）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日华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妄言“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此时心神不宁的汪精卫跌了一交，在河内的卧榻上起草声明，响应和议。此稿由陈公博带至香港，交与顾孟余商议。顾表示坚决反对，认为“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12月29日，汪仍按原文发表，此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1939年5月6日，汪精卫夫妇在日本特务影佐祯昭等人的保护下，由河内逃抵上海。8月底，陶希圣从广州抵达上海。这时他已渐察日方的目的不在和谈，旨在灭亡中国，而之所以又同意进入上海实在是想做春秋时的申包胥，“立志要存楚”。他对女儿琴薰这样说：“周佛海、梅思平两先生立志要送汪先生进到南京，我立志要去阻止他。我留在香港没有用，一定要到上海去救出汪先生。我要保存中华民国的体制，要去把‘主和’与‘投降’两件不同的事分开。”又说：“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见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惟一对不起他的事。现在我便是想赌着生命到上海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这未免太书生气了！实际上汪精卫在河内遭遇曾仲鸣被刺一案时，即已铁了心，一头栽进在日本占领区组织“新中央政府”的深渊之中。8月28日至29日，汪精卫等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指定周佛海为“中央”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对陶希圣而言，这实在是一个“辞受两难”梦魇般的决定。随即国民政府下令通缉，中央监察委员会亦决定开除这些人的党籍。但在通缉与开除党籍的名单中，竟没有陶希圣这个名字，颇让汪精卫以及日本人的猜疑。11月1日，汪的组织与日本方面正式谈判。日方首席代表是影佐祯昭，汪方首席代表是周佛海，汪本人未出席。日方在会上分发“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其宗旨与范围大大超出一年前“上海重光堂协议”及“近卫声明”。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1月3日分别致函汪、周二人，表示自己不愿再出席这样的会议。他更对陈壁君说：这份“要纲”实质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再瓜分中国；所谓谈判，不过是这一瓜分契据，由几个中国人签字而已……当时陈壁君将此话转告给汪，汪听了落泪不止，但为时晚矣。此时汪氏夫妇又密谋，想就两种方案取其一而脱身：一是从愚园路迁居法租界的住宅，发表声明，停止所谓“和平运动”，然后亡命海外；二是命叶蓬带领他训练的“军官团”去广州，并要求日军退出华南，让汪精卫在华南继续活动。影佐祯昭得知这些消息后，当即见汪。汪对影佐叙述他如何脱离重庆的经过，如何响应近卫声明，一直说到“要纲”，表示自己不能接受，将移居法租界，闭门思过。“影佐低着头，一面听、一面笔记。他听到后来，两泪直流，点点滴滴，落在笔记簿上。汪说完之后，影佐委曲陈词，说要纲是参谋本部提出的方案，其中颇有与近卫声明不相符合之处。他同意汪夫妇布置法租界住宅，以备移居，但他要求汪许可他亲往东京一行，叩请近卫公出面干涉。”之后，汪在会上对众人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陶希圣当即问：“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周佛海立刻高叫起来：“希圣太刻薄了！你有成见！”又与梅思平同声说：“已走到这一步，还有哪条路走？”陶希圣晚年时对此回忆说：“这时，我已陷入极端痛苦的状况，写了一封信给驻美大使胡适，沉痛的诉说一念之差，想到和平谈判，哪知落入日本全盘征服中国、灭亡中国的陷阱，现在无路可走，只有一条死路。当时七十六号已有打死我、嫁祸重庆的阴谋。”在此大祸临头之际，陶希圣之妻万冰如在香港闻讯后，果敢地带着一群儿女来到上海，意欲拯救坠入火坑里的丈夫。及至在12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汪精卫认为众人意见不合，甚至发生冲突，“这样下去，将有杀人流血之事”。陈公博刚从香港来，听了大惑不解，私下问陶希圣。陶答曰：此话有何根据不得而知，但现在纵有意见不合又有什么办法呢？陈公博顿感其中的不妙，声言：“我们非赶快离开不可！”是夕，忧心如焚的万冰如问陶希圣：“公博走，你为何不走？”“我在监视之下，走不了。”“你打算签字？”陶妻追问。“不签便死在这里！”“签字呢？”“签字比死还坏！”陶妻于是认定这非走不可了，且出语惊人：“我把我的生命换你逃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一同死在这里……”（另有“若你签字，我就打死你”之说法，但在陶的文字中则未见此说，作者注）以上细节均见诸陶希圣晚年《八十自序》及访谈录，它真实地叙述了当时汪的组织内部之间的重大分歧与矛盾，以及陶本人在进退失据时万念俱灰的生死无奈之态。1940年1月3日，陶希圣、高宗武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终于逃离上海，安全抵达香港，陶妻及子女则滞留上海以应付汪精卫与陈壁君。1月15日，惊魂甫定的陶希圣再次致函胡适，坦陈一年多来梦魇般的心路历程：“……四月间汪先生决往上海、东京，希即力加反对，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十二月汪心理又变，日方催其组府亦甚力，以此公博、宗武、希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公博为告而别，希等则告即不能别，故不别而行，以此引起汪、周甚大之冲动，现彼等相杀令已下矣。不意卢沟桥事变以后一念之和平主张，遂演至如此之惨痛结果也！希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调整日中新关系要纲’。此项要纲希曾参与谈判，至最终希不愿结束，亦未予签字，因而出走……”1月21日，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此举震惊了海内外，这就是抗战初期让人悲欣交集的“高陶事件”。
八书生陶希圣终在人生的悬崖边上停下步来。不论其动机如何，多少是为国，多少是为己，“这一举措毕竟是对日本诱降与汪精卫卖国逆流的重大打击，也是给尚留在重庆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他本人也绝然没有想到，置身激荡的乱流之中，竟亦做出如此“翻江倒海”的事情来。1940年6月起，陶希圣奉重庆之命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向战时军政机关提供世界局势分析及国际问题参考资料。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次年2月，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陪都重庆。在老友陈布雷奉蒋之命的悉心安排下，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而高宗武其人则远没有这般幸运。高当时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七七事变时经由胡适推荐给蒋介石予以重用。此时惟有出走异国他乡，其后被驻美大使胡适所收留，多年未允返回。陶希圣虽然一时糊涂，死里逃生，甚至差点“终累大德”，但仍得到蒋的重用，成为外界一般猜不透的谜，间或更有“汪蒋二人唱双簧”之说。其弟子何兹全当时在重庆问：此话是真是假？陶希圣如实相告：“不是。好比喝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何兹全据此说出自己的看法：“签定密约或揭露密约，这是投敌与主和的分界线。正如他自己所说：‘弟出生入死以求主和与投敌之限界，至今始为主和者吐气矣’……陶先生这话，是自慰也是实情。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和走下去是不同的两种境地：一是投敌，一是主和。陶先生主和，未投敌。这是大节。严重错误，未失大节。”尽管如此，作为一介书生，陶希圣身上的弱点也显而易见，“他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唐德刚因此慨言：这是当秀才的悲哀，与国事何补？其实，陶希圣心中也明白，此番脱汪归来，蒋于他实有“不杀之恩”，且知之更深矣。在侍从室第五组的工作，“名为研究与写作，实际上希圣在战时军政枢密关所之内，无异于海上孤帆得此避风塘”，从此亦即成为蒋介石身边陈布雷式的亲信人物，尽管“明知其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所谓“捉刀”，系指1942年10月，陶希圣代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原名《中国之前途》）一书。蒋的文稿最初系告全国国民书，不过三万字，经多次修改与增订，最后扩至十万字以上。此书于1943年1月由正中书局出版，行销二十万册以上。以陶希圣嫡侄陶鼎来的个人看法，“蒋要他来写这本书，显然不是仅仅因为他会写文章，蒋下面会写文章的人很多。蒋要求于他，正是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上的研究成就，来补充蒋自己在理论上的不足。这是除陶希圣外，任何别人都做不到的。”1943年1月，《中央日报》改组，陶希圣兼任总主笔；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出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一职；1948年底，为蒋撰书“1949年元旦文告”；次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其引退文告及代总统行视声明，均由陶希圣负责。不久，陶希圣即随蒋去了台湾，在国民党中央仍位居要津，参与国民党内部改造运动，任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全面主管舆论宣传工作。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