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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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全面主管舆论宣传工作。蒋的另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亦系彼捉刀代笔。七十岁时，在《中央日报》董事长位上退休，离开政治权力中心。1971年，与其四子陶晋生院士合力将《食货》复刊，改为月刊。在其后二十年的专业著述中，学术理论更见圆融、通达。某一年，唐德刚从美赴台参加一个史学会议，其间应约到陶府参加宴会。但见客厅壁上挂有蒋介石亲书的、褒扬陶氏“忠贞”之条幅（据陶恒生先生告，条幅上写的是：“希圣同志岁寒松柏蒋中正”），不由得生叹这沧桑岁月中人与事的兴衰沉浮。只是此时天高云淡的陶希圣，已不愿再回首多谈什么“高陶事件”了，那委实是中国现代史上书生“误搞政治”的一个典例。
九陶希圣于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
他曾在《八十自序》中审度自己：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论语“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及至九十高寿时，在给其三子陶恒生的一封信中又说：“活到九十岁，可以‘这一生’。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教授与记者的生涯，便是写作、演说、开会。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八十岁有感慨，九十岁自觉轻松，连感慨都没有了……”前尘驰去，荣辱皆拋，或许这就是人生中最大的一种感慨。陶希圣一生著述甚多，尤其在史学方面的造诣及其贡献，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他对于现实政治的浓厚兴趣则亦始终如影随形，以致“几度生死系于一线，拋妻别子，死中逃生，忍辱负重，遍体鳞伤，所为何来？”（沈宁语）他自己也承认：书生论政，论政犹是书生，与老友陈布雷在自杀前曾自嘲的“参政不知政”，似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浩叹。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悲剧时代的悲剧命运，有时足以让人扼腕痛骨，甚至不忍卒读。
（本文参考资料：一，陶泰来编撰：《陶希圣年表》，未刊本；二，陶希圣撰：《八十自序》，原载台北《中央日报》；陶万冰如著：《逃难与思归》，自印本；三，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12月；四，《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6月编；五，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
抗战中的驻美大使胡适
？ 张家康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战火中的中国，急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1937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先是受命往欧美游说，接着便接任驻美大使，凭借其在国际间享有的声望，游说于英美等国，滔滔雄辩，震撼人心。正如《纽约时报》载文所说：“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国民外交
抗战之初，胡适还是个“主和派”，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以尽力避免对日战争。他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中国局势的逆转只能寄希望于，“在一个很远的将来”，日本因称霸世界而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在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上，他仍向蒋介石建言，中央政府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同日本谈判，以期达到这样的目的：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由于他沉湎于“和平交涉”的迷梦之中，无意间也曾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搅和在一起，成为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胡适的心境为之改观，觉得中国守军可战，日本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此时，蒋介石受全民抗日激情的影响，下定决心与日一战。同时，蒋介石又希望在外交上，能得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于是，国民政府遂委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可是，胡适却情绪化地谢绝使命，说：“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来，他的学生傅斯年前来苦劝，甚至着急地哭着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这才为之所动，欣然奉命成行。淞沪抗战给胡适壮胆打气，他的底气比以前厚实多了。临行时，他对前来送别的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说：我已不再祈望和平，“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
胡适是国际上的知名学者，其在西方国家知识界的声望，恐怕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蒋介石让他去作国民外交，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1937年9月8日，胡适乘船西上汉口，途中，他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当时北京已为日军占领，所以，胡适以商人的口吻，隐喻托说自己将赴之使命说：
……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下，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故尽人事而已。……弟自愧不能有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小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亦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糊口之计也。
北大同仁在传阅这封信时，从中得到安慰和鼓励，相信他定能不辱使命，求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9月26日上午10时，胡适飞抵旧金山。午餐后，他便去大中华戏院发表讲演，题目是《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表明他对抗日战争的清醒认识。9月29日，在联邦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能赢吗？》的演说。30日，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午餐演说。接着，他又连夜草拟英语广播演说稿。可是，当稿子交予哥伦比亚电台时，电台却以稿中所批评美国中立政策措词太鲜明而提出异议，并要求重新修改。胡适生气了，毫不妥协地回答：“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没想到，这一发火，电台反倒客气起来，答应仍照原稿演说。当晚，他在电台对全美作英语广播，题目是：《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n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这篇演说所婉转批评的绥靖主义，确能使事不关己的一些美国人为之汗颜。他说：
虽然对于贵国人民冀求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到达华盛顿后，胡适和王正廷大使同去拜访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罗斯福理解胡适的心情，但是，当时美国所奉行中立主义的政策，确实使罗斯福难以作出选择。临别时，罗斯福只得紧紧握住胡适的手，嘱咐他不要着急，态度极为诚恳。
胡适的演讲、游说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及至到第二年7月，他已走遍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胡适的演说活动，引起日本人的惊恐，时在日本的杨鸿烈给胡适写信说：
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他们甚至说蒋总司令现在政权也是建设于您的“《独立评论》的哲学”之上。先生在美国一言一行，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暴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
胡适等为国家办差，自然有经费开支，但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谢绝英、美几家大学的高薪聘请，放弃许多娱乐活动，日夜奔波，“为国效劳”。他告诉夫人：“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他为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椎心泣血，忧心忡忡，“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过河卒子
1938年7月，胡适等结束在美国活动，前往英、法游说。20日下午，他在巴黎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胡适做“国民外交”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做食俸禄的官——驻美大使，那可是件承颜候色、俯仰由人的差事。他可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党无派，无羁无绊，况且，曾许诺士林，不入政界，不愿为官。可是，如今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热血知识分子，总不能将清名虚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吧！这时，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都相继来电，劝说他就任驻美大使。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打来电报说：“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
可是，胡适还是回电坚辞大使职，理由是：“二十余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他将回电交于朋友们看，遭到他们的一致反对，都认为国难当前，不应“推卸此事”。一个星期以来，他都是犹豫不决，心绪烦乱，整夜整夜的失眠，处在痛苦的抉择之中。直至7月26日，他终于咬咬牙、跺跺脚，作出决定。他在日记中写道：“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卸；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电文曰：
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惟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同时，胡适又给夫人江冬秀去信，因为夫人一直不愿他涉身官场，如今违拗夫人意愿，怎能不以言相劝呢？他对夫人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自己受逼上梁山”，现在，国家生死攸关，再也不能推卸国家的委任，只能“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任命令：
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
是夜，看着如此沉甸甸的任命令，胡适感慨良多，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直至晚年，他回忆起当年的选择时，还不无欣慰地说：“当时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当时，国人对胡适任驻美大使寄予厚望，孔祥熙所致的电报，便传达了国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国内舆论界也是反应强烈，《大公报》的社论说，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
此时，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广州沦陷，武汉失守，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对使馆人员说：“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他还在赠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题小诗，以表明自己的心志：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以学者膺大使之任，是中国有外交史以来所罕有的事情。他临危受命，大有为国前驱的气概，在给孔祥熙的电文中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他说到做到，立即进入角色，开始其滔滔不绝的抗日演说。12月4日，他应邀在纽约摩尼俱乐部演讲，主题是：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在这里，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的独立战争并列相比，无非是说，美国的胜利曾得益于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今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同当年美国一样，也需要得到美国等友邦的支持和援助。
演说后，他因过度劳顿，竟使心脏病复发，险丧生命。夫人知道后，既担忧又害怕，发书信、电话、电报，忙得连轴转，甚至旧话重提，代夫要求辞去大使职。胡适理解夫人的好意，去信开导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胡适以“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自许，鞭策自己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他的精神可嘉之处。然而，在具体履行大使的职责时，他总感到责任重大，一发千钧。他说：
我从前谈文字改革、思想改革，明知其有利无害，故从来不感觉迟疑。近十年来，事势所迫，我不能不谈政治，才感觉“替社会国家想出路，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这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事，我们岂可不兢兢业业的思想？”近年我不能不讨论对日本和战的问题，责任更重大了，有时真感觉到担不起这大责任。然而替《独立评论》或《大公报》写文字，究竟还只是“言论”，还不是直接负责任。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的经验，才是负实际政治的责任——有一次我拟了一个电报，我的两个秘书不敢译发，要求我改动，我叫他们照原文发出。这种责任心使我常感觉担负不了！
这个“过河卒子”很得美国舆情的支持。《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表示欢迎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说：“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又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日本对此却表现出惊骇的态度，以致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外交人员，派出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以共同对付胡适。三人都是日本有名的外交家，其中的松冈洋右的英语可谓一流，其演说水平可与胡适匹敌。
书生大使
胡适搞外交，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