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破绽，更正确的讲法应该是“老百姓反正没有活路，与其温驯地死去，还不如发泄怒气而死”。二是“不敢怒而敢言”，也就是中国古代臣子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谏诤”，他们确实讲真话，但讲真话时态度务求平和，不敢挟带任何过激的情绪。由于地位相差悬殊，臣子与皇帝不平等，一个在地，一个在天，一个是龙，一个是虫，臣子只能俯首下心地争取，拐弯抹角地规劝，绝对不敢怒火中烧，吹胡子瞪眼睛。三是“敢怒而又敢言”，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我的地位和你平等。既然是平等的，我的态度就随我高兴，态度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得对不对”。“敢怒而不敢言也好，不敢怒而敢言也罢，都不是我们赞成的自由，因为那种自由，只是向政府‘赔笑脸的自由’，那是古代奴才的自由，不是现代国民的自由。”专制政体犹如高压电网，一个人受其拘囿，要做敢怒而又敢言的现代国民，绝大多数时候须得拼却头颅、豁出性命才行！
民国初期，有一位异常强悍的报人与林白水声名相埒，遭遇相当，他就是邵飘萍。
邵飘萍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1886年10月11日，他出生于浙江东阳紫溪村，原名镜清，又名振清，字飘萍。邵飘萍五岁入私塾念书，十四岁中秀才。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与陈布雷、邵元冲等人同学。三年间，邵飘萍大量涉猎到当时在知识界激荡风气、鼓舞人心的《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眼界豁然大开。梁启超的文章洋洋洒洒，笔端常带感情，章太炎的文章比手术刀更锋利，嬉笑怒骂，痛快淋漓。邵飘萍沉迷其中，如痴如醉，令他特别感奋的是梁启超、章太炎等文坛巨擘不惧文祸、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其后，他结识了革命志士徐锡鳞，与鉴湖女侠秋瑾也有过鸿雁往来，秋瑾殉难前五天还给这位二十一岁的青年学子写过一封短信。
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做一位良知灼然的“社会公人”，做一位“第三者”，独立不羁地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这是邵飘萍青年时代怀抱的理想。他决心通过自己手中的那支如椽健笔表达正当的民意，使强势强权的政府也要老老实实地俯首听命。站在邵飘萍对立面的敌手个个堪称巨无霸，他们是乱世中恣意妄为的大军阀、大党棍、大流氓，要让这些最不乐意遵守游戏规则的强梁之辈向正气凛然的文字屈服，邵飘萍可说是自不量力。然而，世间真正的勇士就是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超级痴子，他去了，他做了，他死了，世间因此多出一道鲜明瑰丽的血色风景，众人惟有钦佩、崇敬和扼腕叹息。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马克思如是说。民主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必须乖乖地接受报刊的监督，尽管他们时时刻刻都会感觉身后有眼，芒刺在背，但是万万不敢忽略民意，藐视民意，更不敢弹压民意，否则执政党就会有垮台倒灶的危险。专制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则正好相反，他们以鱼肉百姓为能事，以逃脱监督为常事，以践踏民意为乐事，总喜欢用枪杆子对付笔杆子，用种种禁令压制舆论。邵飘萍身处乱世，大盗盗国，大贼贼民，现实环境恶劣之极，他要在虎穴狼窝中专讲人话，为正当的民意争取一席之地，其境遇之凶险可想而知。
邵飘萍为人干练机警，遇事明决果断，作为新闻记者，其贴身紧逼的能力堪称一流。京城大官差不多个个都是世故圆滑的老油条，与记者周旋，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就算被逮个正着，不是守口如瓶，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让人不得要领。邵飘萍却有本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使对方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谈则露底穿帮。他抢到独家新闻是常事，同行们惟有瞠乎其后，自愧不如。邵飘萍风流倜傥，慷慨豪迈，长于辞令，乐于交游，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说得拢，谈得来。他重交情，讲排场，经常在酒楼饭店宴请各界名流，以期从客人的谈话中捕捉到有用的信息。
即便如此，邵飘萍仍然结下许多冤家。小冤家不计其数，大冤家就有三位，个个都是杀人如麻不闻声的超级魔头。邵飘萍若非巨胆包天，又怎敢跺虎尾，批龙鳞，开罪这些超级猛人？
一
窃国大盗袁世凯是邵飘萍生平所遭遇的第一位大冤家。
1911年11月7日，杭州光复，同盟会会员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此前，他读过邵飘萍采写的地方通讯，欣赏这位年轻人所具有的极其出众的新闻嗅觉和犀利笔锋。杭、邵二人一见如故，同气相求，邵飘萍欣然出任《汉民日报》的主笔。杭州光复后仅十一天，《汉民日报》即与读者见面，该报“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惟一宗旨”。人道和民权，二者本该是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本，可在袁世凯眼中，却只不过是两块无足轻重的擦脚布。
1912年春，杭辛斋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汉民日报》遂由邵飘萍独力撑持，同时他还是《申报》和《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可谓一身而三任。邵飘萍具有非凡的新闻敏感，对朝夕变幻的时局洞若观火，他比同时代人更冷静更明智，自一开始就未对坐拥重兵、执掌大权的袁世凯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在1912年1月，邵飘萍即发表时评，戳穿了那位盖世奸雄深藏未露的心机：
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邵飘萍燃犀烛怪，看出袁世凯一身贼骨头，其狡黠阴狠近世无人能出其右。因缘际会，袁世凯当上了总统，可是其志不在此而在彼，他做梦都想当皇帝。“袁贼不死，大乱不止”正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近现代版本，在当时，这八个字先知先觉，可谓振聋发聩。其后，邵飘萍的时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孙中山与袁世凯私相转让总统一职的举动实属荒谬绝伦，违背约法：
总统非皇帝。
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
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总统与己。
邵飘萍对南方革命党人的软弱可欺、麻痹大意和短视浅见深感忧虑，他早就看穿了袁世凯“共和其名，专政其实”的本质。邵飘萍的预言应验如神，可惜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没有及时吸纳他的智慧。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退伍兵痞武士英开枪刺杀。邵飘萍第一时间认定此案决不简单，“瓜蔓藤牵，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元凶藏匿幕后，邵飘萍的矛头直指袁世凯。
1913年8月初，浙江都督朱瑞希承袁世凯的旨意，疯狂钳制舆论，一天之内连封四家报馆。邵飘萍依然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张扬民主自由，抨击贪官暴政，无丝毫隐忍退让。及至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参与叛逆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邵飘萍被捕系狱。“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他这话不用咬牙切齿去说，已是掷地作金石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这段横遭苦楚的经历，在邵飘萍的自述中却只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
邵飘萍在国内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度挤压，他只好前往日本暂避，入东京法政大学，钻研法律和政治。他积习难改，仍然满怀热情和兴趣，为国内的报章撰写时评。1915年初，外国通讯社透露日本政府决意向袁世凯摊牌，提出极其苛刻极其蛮横企图兵不血刃即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邵飘萍看出事态严重，立刻给《申报》拍发电文，揭露内幕。
1915年12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颁告天下，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上海新闻界决定联合对抗袁氏集团。可是群龙无首，尚缺一位先锋大将，于是他们电邀邵飘萍火速归国。邵飘萍当然不会错过这种难得一遇的大场面，他束装返沪，征尘未洗，便捉笔为文，撰写了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
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
记者是以预吊！
正文共计八十二字，“极”字五现其身，由“登极”至于“极刑”，邵飘萍故意暗换“极“字的词义，一举将袁世凯的红喜事颠覆为白喜事。游戏笔墨竟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时人称誉邵飘萍为“文字魔术师”，丝毫不算谬赞。那些拥护民主共和的读者看过这则短文，自然是大呼解恨，大叫过瘾。
邵飘萍在上海《申报》主持笔政，专拿袁世凯说事，袁氏一日不死，中国一日无救，他的时评烧起冲天猛火，袁氏的金身也有点抵抗不住。《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同迫退位》、《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这些文章拳拳吃肉，招招见血，令袁门走狗恨之入骨。仅据《时事新报》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底到1916年6月，短短半年时间内，邵飘萍共发表了社论三十六篇、时评一百三十四篇。他驰骋在反袁倒袁的最前线，鲁阳挥戈，重造共和，堪称急先锋。邵飘萍的名字因此为各界读者所熟稔，新闻界“头号角斗士”的美誉非他莫属。
二
铁血执政段祺瑞是邵飘萍生平所遭遇的第二位大冤家。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之职，与潘公弼联袂，创办了后来名动全国的《京报》。邵飘萍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提出了明确的办报宗旨：“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一介书生，无权无势无靠山，出言竟敢如此高调，他凭仗的既是个人的血气之勇，也是民间舆论的力量。“千夫所指，不病而死。”他太相信这句古话了。
邵飘萍一再强调报馆是“社会公共机关”，记者是“国民舆论代表”，报章是社会公器。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失却良知、歪曲事实的报纸，只不过是为虎作伥的工具。他激赏明代烈士杨继盛（此公劾奸相严嵩十大罪，惨遭虐杀）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于是将“铁肩妙手”化为“铁肩辣手”，亲笔书写成四个大字，挂在办公室的正墙上，悬为明鉴，时时自勉。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他礼聘邵飘萍为导师，中国新闻教育即由此发轫。当时《京报》初创，业务繁忙，但邵飘萍认定培养新闻人才乃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每周两小时的课，他从未塌场。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主持公道，不怕牺牲”；立场要坚守中立，必须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邵飘萍如此教导学生，也如此要求自己。
邵飘萍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时，经常在“北京特别通信”中揭露段祺瑞政府各种倒行逆施的举措，可谓痛加针砭，毫不留情。1918年7月29日，《申报》发出邵飘萍撰写的时评《段内阁前途黯淡》：
虽然政府中人必将以愚言为不可尽信，且或妄斥新闻记者之有意造谣，其罪诚不可逭。愚乃不得不以事实证明吾言之不谬。夫内阁之所以存在，其第一要素为政策，第二要素为阁员，犹生物之有精神与躯壳也。无躯壳则精神无所寄托，无精神则躯壳等于骷髅，二者不可偏废。今之段内阁，政策既不能行，阁员又复涣散，其尚存者，仅为一二武人所把持不放，藉以行恶之名号而已。
段祺瑞读了这篇刺目剜心的文字，忍不住暴跳如雷，差一点就拍烂了紫檀木的书案。当时，他若不是焦头烂额，泥菩萨过河，准定会痛下毒手，给邵飘萍一点颜色看看。
1919年，五四前夜，邵飘萍在北大校园内作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他大声呼吁：“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京报》为了声援并且在道义上支持五四运动，自然是不吝版面，极为用力。同年８月，段祺瑞的忍耐达到极点，下令查封《京报》，邵飘萍遭到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东瀛。
1920年春，段祺瑞政府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推翻，邵飘萍闻讯后立即辞卸《朝日新闻》社的编务，回国重振《京报》。他充分吸收日本《朝日新闻》社的先进经验，结合《京报》实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对报馆的内部组织、编辑方法、新闻搜集、栏目、体裁、版式等加以革新。复刊后的《京报》每日两大张，新闻丰富快捷，议论鞭辟入里。《京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也利用社会力量，编辑多种副刊，团结了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一大批正直敢为的进步学者。
1923年4月18日，《京报》上发表了一篇辛辣嘲讽议员和官僚蛇鼠一窝、贿赂公行的文章，题目叫《议员多变财政官》，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是出自邵飘萍的手笔：
犹忆去年陶文泉强奸儿媳，其媳妇呈文中述陶强奸时言，曰：“不要生气，多给钱花！”此名言也。今日政治中人，能免为陶媳者有几？
尤甚者为议员诸公，现于命令中屡屡发表，阁议中屡屡决定者，窃议皆陶媳也。昨日之阁议，又有一个重庆关监督余绍琴先生产出矣。呜呼！“不要生气，多给钱花！”
昨日我问张敬舆，保定对于国会怎样？张半晌答曰：“对于国会的机关，当然是很尊重的……”请议员诸公为敬舆下一转语。呜呼！“不要生气，多给钱花，多给钱花！”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大沽口事件后八国使团对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强烈要求与政府首脑直接对话。会后，以万名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前往执政府东门和平请愿。他们做梦都没有料想到，段祺瑞竟命令卫队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兽性大发的军警除了开枪，还挥舞铁棍、马刀肆意逞凶。顷刻间，执政府门前腥风血雨，造成死四十七人、伤两百余人的惊世大惨案。
惨案发生后，阴风凄凄的北京沦为鬼城，清华、师大等校园的大礼堂差不多变成了陈尸的太平间，师生臂挂黑纱，脸上尽是哀戚而且愤怒的表情。3月23日，各界民众自发举办了一个异常隆重的追悼会，一方面悼念刘和珍、杨德群、魏士毅等四十七位死难者，一方面抗议这场民国以来最为残暴的践踏公理和人性的大屠杀。追悼会即将开始，大会主席尚未确定，毕竟当时白色恐怖，人人自危。但大义所激，勇敢者总是有的，北京学生总会的党团书记陈毅挺身而出，昂然登上主席台。他疾言厉色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