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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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介入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谴责杀人者的文章，披露屠杀内幕的报道，几乎每天都有刊登。在一系列时评和社论中，邵飘萍用辛辣的言辞开出段祺瑞执政府显赫的“战绩单”：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至于邵飘萍发出的“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的呼吁，实际上是指出段祺瑞为祸首，将唾沫直接吐到他的脸上，使那位下令开枪的段执政无地自容。及至3月底，《京报》重拳出击，印制了三十万份名为“首都大流血写真”的特刊，详实地报道了执政府卫队“平暴”的真相，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冲破铁幕，反抗专制，启蒙民众。在当年，《京报》是冲锋团，邵飘萍是霹雳火。难怪冯玉祥将军曾由衷地赞叹：“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他还夸赞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鬼域当道，世事多半是荒谬的。段氏执政府一日不倒，民愤便一日难平，罪魁段祺瑞一日尸位，正气便一日难伸。杀人犯脱罪，而谴责杀人者反而上了通缉名单，北大教授李大钊，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京报》总编辑邵振青，正直敢言的报界、学界名人几乎一个也不漏。
三
东北大王张作霖是邵飘萍生平所遭遇的第三位大冤家，也是他的生死冤家。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是北洋奉系军阀首领。此人土匪出生，早年无恶不作，1916年，他膺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从此在日本军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盘踞东北，俨然是雄霸一方的土皇帝。
与其说邵飘萍反感张作霖，还不如说他憎恶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地方军阀。这些猛人拥兵自重，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个个暴虐无常，是一串附赘在国家肌体上难以割去的大毒瘤。邵飘萍在一篇时评中写道：
吾人所以反对张作霖者，固因其违反民意，妄肆野心以武力逞威权，视战争如儿戏。独夫民贼，不应再听其专横，此就消极方面言也。惟其如此，故虽拥有东省之富庶，而财政紊乱，胡匪猖獗，暴敛横征，社会破产。数次侵略关内之战，皆耗费数千万金，何莫非东省人民之所负担，充其舍近图远穷兵黩武之虚荣心理。东省民力，将无复得资休养之期。推翻张作霖，即为刬除整体地方之障碍，此就积极方面言也。
1918年2月，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邵飘萍为此撰写了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
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
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
寥寥数笔，邵飘萍即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八年后被杀害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邵飘萍做过一件大事，他间接促成东北虎将郭松龄于1925年11月24日宣布倒戈，策动滦州事变，与冯玉祥强强联手，讨伐张作霖。《京报》为此发表了大量历数张作霖罪状，声援郭、冯二将军的新闻、评论。这件“挖墙脚”的事令张作霖切齿痛恨，难以释怀。及至12月7日，一大张两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精印，上面满满当当全是最近左右时局的重要人物的照片，异常醒目。在每个人物下面，邵飘萍亲自撰写了介绍语，比如：“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特刊一出，洛阳纸贵，京城物议沸腾，甚至流播到前线，奉系军心为之动摇，连连失利。张作霖既恨邵飘萍，又怕邵飘萍，一时黔驴技穷，傻人想出蠢办法，居然汇款三十万元公然收买《京报》。邵飘萍又好气、又好笑，当即将银钱悉数退回，使得《京报》上攻击张作霖的火力不见减弱，反而增强。他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收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张作霖的想法非常简单，你邵飘萍不识相、不买账、不贪财、不要命，可谓软硬不吃，那我张大帅就只好寻机将你活捉枪毙，惟有将你消灭，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1925年12月23日，郭松龄的部队遭到奉军和日军的联合夹攻，兵败被俘，翌日遭到枪杀。邵飘萍闻讯之后悲愤莫名，立刻向读者揭露张作霖勾结外敌、残害同胞的真相。张作霖从鼻孔里哼出一道冷气，“于是乎乃有必死飘萍之心矣”。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开进北京。“狗肉将军”张宗昌的部队军纪最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至于封几家报馆，抓几个有赤化嫌疑的书生，又有何难？于是乎白色恐怖笼罩京城。直鲁联军公布了所谓的《维护地方治安公告》，共计二十七条，其中特别规定：“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
4月24日，张作霖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邵飘萍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张翰举见利忘义，卖友求荣，他打电话给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滥杀名流，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少帅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邵飘萍当时避处东交民巷使馆区，还算安全，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居然轻信张翰举的一通谎言，下午五时半乘坐私人汽车离开六国饭店，返回《京报》馆处理事情，两小时后即落入侦缉队在魏染胡同南口布下的陷阱。
4月2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北京各界名流闻风而动，全力进行营救。以杨度为首的十三位代表前往石老娘胡同求见张学良将军。张少帅并未闪烁其词，而是毫无隐讳地向众人交底：“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个亦难做主。”代表们再三恳请军方能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或监禁邵飘萍，免除其死罪。张学良始终不为动容，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话都已说到这个份上，就是天王老子来求情，估计也是白费口舌。
4月26日凌晨一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解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所拟罪状为：
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为炯戒，此令。
凌晨四时三十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表现了一回黑色幽默，向监刑官拱手道别，并且用满含嘲弄的语气调侃道：“诸位免送！”然后他昂首面对尚未露出一丝晨曦的天空，哈哈大笑，枪响之后，他的笑声才戛然而止。
张作霖、吴佩孚明目张胆地戕害报人，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邵飘萍死后三个多月，1926年8月6日，著名报人林白水同样因言贾祸，被张宗昌下令枪杀。“萍水相逢百日间”，邵飘萍和林白水被杀害，实属民国两大冤案。1933年1月，江苏镇江《江声日报》“铁犁”副刊的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触犯《出版法》为由下令拘押，后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枪决。顾祝同借文字狱罗织罪名，不惜摧残舆论，蹂躏人权。实际上，刘煜生获罪的原因并不在于他编发的小说如何反动，而是由于他此前报道过省府鸦片公卖的秘闻，得罪了顾祝同这位中饱私囊的猛人。同年，还有《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遭到军方枪杀，新闻界受到强权打压，一时间言路堵塞，万马齐喑。
帝王政治“隔代亲”
？ 孙克诚
帝王世系大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据王国维诸先生考证，源自西周，始作俑者为“制礼作乐”的周公。立长不立贤，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摈弃后天的人为选择，嫡长子制自有优势所在。起码可以有效地防止继承人在选贤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矫装伪饰、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相互倾轧以及由此引发的内耗离心与崩解骚乱，给心怀异志、觑觎国器者以可乘之机。而帝王政治中据鼎秉权者的新旧交替是一姓王权生命中的薄弱环节，如何平稳地、安全地交接政权向来是历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立长制以先天既定性让选贤制下有机会者心无异想而安其分守其责，是防范乱自内作的屏障。尽管它也有虚弱的命门，如继位者少幼时政权的旁落宦官、外戚与母后，但王位继承人的立嫡制自西周以来至明代基本上无可动摇。
由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清朝却是例外。清入关后，在皇位的承继上别于前朝，采用的是立贤制，即诸皇子均是候选人，择其贤能者立为皇储。表面上看来，这颇与现代的人才择优理念相符，而实际上的中选者只是取决于父皇的合意与否。欣悦于万人不如取悦于一人，因此诸皇子间竞争激烈之程度可想而知。而有幸承接帝位者，忘形的得意后掩饰不住的是极度扭曲心灵的累累伤痕——可见皇帝们常有的暴戾无常的言行实是大有理由的。同时关于在位者的流言也多有，在宫廷与坊间暗暗播布。例如雍正帝，在他峨峨金銮殿煌煌宝座的背后，弑父逐弟鸠子的阴影终其一生不散。“传位于四皇子”还是“传位十四皇子”，民间流传的篡诏矫命之说眉目甚细。因为四阿哥胤祯（雍正）不是诸位阿哥中最优秀者，他的承接大统引起了朝野无尽的善意或恶意的揣度。
于是有一种替雍正辩解的说法流传：清圣祖康熙帝非常喜爱天资聪慧的孙子弘历（乾隆），其情殷殷甚于爱诸子。为确保帝位将来某日传与孙子，四子胤祯父因子贵被确立为皇位承继者。因此雍正不过是王权承继的一个过渡。乾隆盛世清室中兴，继位的乾隆帝的确没有辜负皇爷爷的厚望，成为一代有为名君。乾隆帝一生对祖父的恭敬、崇拜之心也眷眷可表，在登基六十年时，为免于超过康熙祖在位六十一年而显不敬，便下诏逊位于嘉庆，甘做太上皇。祖孙情浓明明可鉴，民间伦理关系中所谓的祖孙“隔代亲”在帝王政治中也有所反映。
照弗洛伊德理论，子对父的反父情结源于本能，因为生活中的父子关系有时是处于进退无措的境地。在古代的权力场中，父子关系的对抗更是得以放大，宫廷里父子常是互存警惕之心的。太子势力坐大，就有逼宫之嫌，是深为父皇忌讳的。这似乎也有理，如唐代“安史之乱”的平定中，太子李亨势力逐渐壮大，最后径自称帝——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玄宗黯然失却帝位。倘若太子懦弱势微，有时也会面临废嫡立庶的危险，如汉高祖刘邦的太子刘盈（惠帝）就有过一段被父皇预以赵王如意替换的危机。后太子采取建议，与刘邦曾征召而不得的山野隐逸高士“商山四皓”往来甚密，使刘邦顾及到太子在民间的影响力，取消了重立太子之念。权力的绝对诱惑，让父子之亲心生罅隙，使亲情异化。历史上弑父自立者亦不乏其人，如隋炀帝，还有安禄山、史思明不也是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史朝义害了吗？父子相隔太近，彼此看得太清，在权力交接的漫长等待中，很可能让人失掉耐心去“抢班”。至于王权政治中的兄弟关系就更不可信了，李世民为了皇位杀兄灭弟的“玄武门之变”，不就是对着自己的手足大加杀戮吗？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二人协力打下天下，却不能共享天下，夜里兄弟共饮，晨则宣告兄驾崩、弟登位，惟余这夜幕里的“烛光斧影”给后人留下无尽的猜疑。
似乎只有这康熙、乾隆祖孙的“隔代亲”少了点利害，多了些温情，给了人们些许言说的羡意。当然，类似的帝王政治“隔代亲”历史上也曾有过，但它却是悲剧。例如，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东征西讨定鼎天下后，在确定接班人问题上的失策即埋下了动乱隐患。应该说诸位皇子中，四子燕王朱棣征讨安邦、威伏四夷对于明朝开国功劳甚大。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按说，建国之始，诸王子中择其贤能者以承大统也不为过，嫡长子继承制历朝历代也都有所权变，可太祖元璋不知出于何因，硬要坚持嫡长子继承制，于是立了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或许心中的猜疑畏虑让朱元璋对于儿辈有所防，而祖孙的“隔代亲”让他心有所安，故此舍儿取孙。朱允炆君临天下，试想燕王怎肯对黄口小儿俯首称臣？“靖难之役”起，很快南京陷落，建文帝朱允炆穿袈裟、揣度牒，“大地山河一担挑，四大皆空相”，凄凄惶惶逃离了京都，杳杳渺渺不知所终，叔父终夺了侄子的天下。
立贤也罢，立嫡也罢，一家之天下的王权政治，政出一人，在上之意总是成为裁量定夺的标准。一驾注定坠崖的马车，驾车人上上下下的更替变化，挽救不了必然覆亡的命运。兴也勃，衰也忽，贤与不肖者，几次三番的更迭，百姓或得点实惠，或离乱遭殃。然而一姓一朝，生之始，亡之起，既定的轨道，王权的交替，关乎百姓何事？诚如张养浩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多是帝王政治的实质。权柄的牢牢秉握与稳妥交接是帝王们的念念不释，这期望却每每落空。往事犹可鉴，回头看去，这宫廷里曾有过的祖孙间一丝温情的亮色，也被涂抹上了一层凄迷的暗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旺，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朝代更替之际痛苦思索之后写在《明夷待访录》中的句子，确实道出了社会的实质。可这又怎么会被王朝时代的君主们理喻呢？
大学演讲与自我启蒙
？ 宣炳善
演讲和启蒙本是欧洲的传统。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启蒙活动，演讲在中国古代是付之阙如的。中国历史上有说书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