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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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从孙、黄第一次见面到同盟会诞生前后只有二十多天，本来孙中山提议叫“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认为这是个秘密组织，“革命”一词应该删除。经过讨论后，孙接受了黄的意见，才正式将该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成立会上，正是“更不失快男子本色”的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顺利当选。这一年孙中山三十九岁，黄兴不足三十一岁，胡汉民二十六岁，宋教仁二十三岁，汪精卫二十一岁〔13〕。
同盟会的成立过程条理井然，没有像十年前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兴中会主角这样的纠纷，这与黄兴的性格、声望和谦让是分不开的。章士钊曾在百年前撰文指出：“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黄兴无疑就是这样的实行者。“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一个是兴中会会长，一个是华兴会会长；一个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14〕这一评价是恰当的。不过，华兴会员当时只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并不是所有入都加入了，比如章士钊就一直没有加入，刘揆一早期也拒绝加入。但华兴会员成为同盟会的骨干则是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兴中会后来没有一个会员成为著名人物，当年活跃的陈少白在同盟会时期也淡出了。
黄兴反对罢免孙中山：“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
1907年3月4日，在清廷公使的请求下，日本政府劝说孙中山离开日本，随后黄兴也离开日本，到香港等地筹划武装起义。当年７月，同盟会内部发生章太炎等攻击孙中山事件。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孙中山离日前，曾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赠送的一万五千元，以两千元留作《民报》经费，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发起攻击，逼当时代理庶务干事的刘揆一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时在香港的黄兴为总理。刘揆一反对此议，他的看法是，孙中山留下两千元给《民报》，其他的用做起义军费，这也是不得已的，又深知黄兴“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而且当时正在与孙中山共谋在广东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所以他要力排众议（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的张继甚至在民报馆与他发生了扭打）。
刘先是急忙写信通过香港的彭邦栋转告黄兴，同时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万方有罪罪在一人”之语，请他们劝说孙中山向东京本部引咎道歉。孙中山的回答是：“诸同志皆热血青年，在无事时自不免易生事端，此种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绝无引咎之理由可言。”〔15〕黄兴回信则决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16〕由于黄兴严正表示反对的态度，东京的第一次“倒孙”风潮才得以平息。
“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
同年８月，已加入同盟会的张百祥、焦达峰、刘公等也对孙中山“舍广义而取狭义，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东京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谭人凤语），要另外仿照绿林开山立堂的办法，发起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共进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并以十八星旗作为会旗。孙武等随即加入，刘揆一也“极表赞成”。他们认为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不容易为下层社会了解，因此提出“平均人权”。当时正好黄兴回到东京，对他们另树旗帜表示不满，曾质问焦达峰：“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笑答：“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17〕
杨玉如回忆道：“那时黄兴恐同盟会起了分化，曾向发起人质问，经焦达峰解释：谓并无别意，只期内地与边区同时举事，或可缩短革命时间。兴始了解。”〔18〕武昌起义时，率先打出的就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多年后吴玉章仍记得，当时同盟会组织涣散，孙、黄等常不在日本，“真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共进会”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1908年夏天，黄兴在云南、河口兵败，从河内被遣送到新加坡（5月27日上海《神州日报》报道，清廷以五千元悬赏缉拿黄兴），经香港返回东京，发现同盟会内意见更分歧、组织更涣散了，连宋教仁都不去见他。章太炎便批评黄兴和孙中山说：“吾在此以言论鼓舞，而君与逸仙自交趾袭击，虽有所获，其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愚意当储蓄财用，得新式铳三千枝，机关铳两三门，或可下一道州府，然后四方响应，群力以仆之，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焉能有功？”〔19〕黄兴没有回答。1908年确实是同盟会最困难的时期，冬天黄兴邀请各省分会长开会，最后议定以“勤学舍”的名义组织一个俱乐部性质的机构，由大家分摊经费，不过半年（到1909年6月）就因各方人心减退、不愿按时缴费而解散。1909年5月19日，孙中山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再做世界漫游，将国内计划一切都委托给黄兴与胡汉民二人。
陶成章等公布《孙文罪状》，黄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以身力拒之”
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再度对孙中山发起攻击，远比上一次“倒孙”风潮来得猛烈。9月，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代表七省同志在南洋起草了《孙文罪状》，要求开会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八九月间，陶成章写信给李燮和等说：“公函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石屏在安南信孙文大言，亦为所迷。”“精卫为人，狡展异常，狭〔挟〕制克公，使其不发表此公函。章太炎已刊报告，不久当分布南洋各埠也。”〔20〕另一封信中又说：“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太炎传单出后，克强屡使人恐吓之，谓有人欲称足下以破坏团体之故也。”“克强函责太炎以晚节不终。”〔21〕其中章太炎的“报告”、“传单”就是指《伪民报检举状》。
9月间，陶成章曾与黄兴“辩论中山之事多时”，黄兴怀疑这次反对孙中山是陶发动的。对于孙中山指控陶为保皇党侦探一事，黄兴表示不信，谭人凤更不信，认为“天下断无此理”〔22〕。9月22日，陶在信中再次提及此事，对黄兴“以为不开除孙文，无妨于事”表示不满〔23〕。24日，陶成章在给王若愚信中说：“到东京后，即将公函交付克公，迄今并不发布，专为中山调停。”“弟及兄等与中山已不两立，看来非自己发表不行矣。”〔24〕25日，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得克强来信，中多无理取闹之言，可恨已极。……克公自以为能，竟不料其自坏长城矣。”“克公贪于目前之近利，不识适贻日后之祸患。”〔25〕
其实，这是陶成章不了解黄兴的性格所致。黄兴不仅拒绝散发他们的联合声明，拒绝召集会议讨论，而且写信给李燮和为孙中山辩诬，并亲临南洋平息那里的反孙情绪，还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当年11月7日，黄兴给孙中山复信，其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这样的态度：
但只陶焕卿一人由南洋来东时，痛加诋诽于公，并携有在南洋充当教习诸人之公函（呈公罪状十四条），要求本部开会。弟拒绝之，将公函详细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在东京与陶表同情者，不过与江浙少数人与章太炎而已。及为弟以大义所阻止，又无理欲攻击于弟，在携来之附函中，即有弟与公“朋比为奸”之语，弟一概置之不理。彼现亦（无可）如何，只专待南洋之消息，想将来必大为一番吵闹而后已。……见弟不理，即运动章太炎在《日华新报》登一伪《民报》之检举状（切拔〔剪报〕附上一览），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在东京之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此新闻一出，章太炎之名誉扫地矣。……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且有识者亦已责彼无余地也。总观陶、章前后之所为，势将无可调和，然在我等以大度包之，将亦不失众望，不知公之意〔意见〕若何也。美洲之函，想亦不出陶、章之所为，今已由弟函达各报，解释一切（函稿另纸抄上）。桀犬吠尧，不足诬也，我公当亦能海量涵之。至东京事，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念。〔26〕
当时孙中山将要抵美，黄兴以同盟会庶务的名义给美洲各埠中文报纸的同志写信：
本处风闻孙君未抵美以前，有人自东京发函美洲各埠华字日报，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词，用心险毒，殊为可愤……再者，南洋近二三同志对于孙君抱恶感情，不审事实，遽出于排击之举动，敝处及南洋分会已解释一切。〔27〕
“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
难怪胡汉民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盛赞黄兴之举：“闻黄克强已有书致文岛各教员，痛为辩白，而陶归日本，要求开会讨论，黄君则拒绝不允。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虽未尝依一人，而其人于全党有重大关系，抑且无丝毫之无负于党，如此而被诬被谤，则不容不为辩白护持。今在东京有黄克强兄，在南洋有公等，俱持正不阿，以伸公论，悠悠之口，将不久自息矣。”〔28〕
同年冬天，黄兴就《民报》在东京秘密续刊之事连续两次致函巴黎《新世纪》杂志：“章太炎此次发布伪《民报》检举状，乃受陶成章运动（陶因在南洋欲个人筹款不成，遂迁怒中山，运动在南洋之为教员者，连词攻击之。陶归东京后，极力排击，欲自为同盟会总理，故谓《民报》续出，则中山之信用不减，而章太炎又失其总编辑权，无以施其攻击个人之故智，遂为陶所动），遂有此丧心病狂之举。已于二十六号中登有广告，想同人阅之，皆晓然于太炎人格之卑劣，无俟辩论也。”“昨邮上一函，内附呈二十五号《民报》之提单一纸，乞再为查收为幸。此期内有辨正章炳麟之伪《民报》检举状之告白，若能转登于《新世纪》，更加以辟词，同人等尤为盼切。”〔29〕
胡汉民认为黄兴极力为孙中山辩护，维护其领袖地位，而不是乘机取而代之，“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但这件事在孙中山心头还是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章太炎的《伪民报检举状》虽不可全信，但也值得深思：“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汪精卫是孙中山的亲信，他将黄兴与太平天国企图架空洪秀全、野心勃勃的东王杨秀清相比，恐怕不是无缘无故的。毕竟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威信太高了。但毫无疑问孙中山需要黄兴的臂助，没有这样一个革命的实行家，他的理想再高远也难以落到实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1911年5月4日，孙中山在美国接到胡汉民复电，得知黄兴等安全脱险到达香港，就欣然表示：“天下事尚可为也！”〔30〕当黄兴一度致力于暗杀行动，决心以一死拼李准，以谢海外侨胞，维护革命党人的信誉时，孙中山等无不忧心忡忡，函电交驰，极力劝阻。最后黄兴才放弃个人暗杀的念头，组织了“东方暗杀团”。8月31日，孙中山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说：“盖黄君一身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也。彼之职务，盖可为更大之事业，则以个人主义事（指暗杀）非彼所宜为也。……今彼欲组织四队，按次进行，大为同志所赞成。”〔31〕所以，外界猜测孙、黄“相仇”并不符合事实。梁启超在1911年10月写给徐勤的长信中就提及：“孙、黄不睦久矣，黄剽悍实行，而孙巧滑卷望，黄党极恨之。去年曾决议除孙名，赖有刘揆一者，谓方当患难之时，不宜内讧，授人口实，仅乃无事。今日彼此互相利用，而实有相仇之心。”〔32〕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假如不是黄兴坚定地拒绝取而代之，自为同盟会总理，他扮演革命主角的机会是一直存在的。他身上的这种配角意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也是罕见的，因为配角意识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意识，其中处处闪现出黄兴的伟岸人格。
得知孙中山即将回国消息，不到南京就职：“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
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后，等黄兴赶到上海时黎元洪早已被推出。宋教仁力劝黄兴不要去武汉，到南京去另开新局面，他没有接受。上海光复之后，张謇等推庄蕴宽到武汉，请黄兴去上海主持大局，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黄兴的回答是：“全国军政统一机构是愈早组织愈好，但不必要我担任领导人。”〔33〕（廖宇春日记中讲到，顾忠琛对他说，黄兴曾言“前次各省推举某为临时总统，某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黄兴在写给汪精卫的信中也表示，只要袁世凯能推倒清廷、赞同共和，他愿意推袁）〔34〕
1911年12月4日，独立各省留在上海的代表开会选举大元帅、副元帅，黄兴得十六票，当选为大元帅，黎得十五票，为副，并议决以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35〕。留在武汉的代表认为，留沪代表只是一个通信机关，没有选举职能，不予承认，要求黎元洪通电撤消。第二天，黄兴也在江苏教育总会举行的各界欢迎大会上致辞，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北伐，至于组织政府，孙中山将要回国，可担当此任。有人发言说：“孙君诚为数十年来热心革命之大伟人，然对外非常紧急，若无临时政府，一切交涉事宜，俱形棘手。况大元帅为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中华底定，自当由全国公选大总统，是故某以为黄大元帅于此时实不必多为推让。于是黄大元帅乃允暂时勉任。”这是上海《民立报》1911年12月6日的报道，应是可信的。不料当天黎元洪通电反对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说什么“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36〕。
南京攻克之后，局势大变，从12月11日到14日，各省代表齐集南京，连日开会，决定16日选举临时总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5日浙江代表陈毅从湖北带来了清廷议和代表唐绍仪向黎元洪透露的消息（袁世凯有赞成共和的意思），于是又决定缓举临时总统，甚至不惜修改既定的选举法（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大总统选举前其职权由大元帅任之”一条），宣布承认当初认为“不合法”的选举（即上海选出的元帅、副元帅）。本来对于这事，一会儿认为手续不妥，要予以撤消，一会儿又承认了，而驻扎南京的苏、浙军人挟攻克金陵的余威，声言不愿隶属于“汉阳败将”之下，因此又有了元帅、副元帅倒置之议〔37〕。12月17日，正好黄兴来电力辞大元帅，并主推黎，结果以黎为正，黄为副，黎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他仍力辞。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