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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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金子
沈从文在北大教书时就与博物馆系打交道，常去帮忙，也捐过不少陈列物品。所以他既然提出离开北大，就被安排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四十七岁。一开始，还有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他被当作“统战对象”，政治上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有关部门也不给他安排办公室，他就在午门楼上的穿堂风里呆了十年。沈从文笔下曾流露出当时的情形：“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声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午门城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8〕他在这里当起了义务讲解员，包括有的小脚老太太来参观展览也要他讲解。萧乾有一次陪外宾去故宫参观，看见沈从文正在拿一根讲解棍，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打招呼。”类似这样尴尬的场面他的好朋友汪曾祺也碰到过。“文革”一来，沈从文的处境更惨了，无休止的检查、批斗、扫女厕所，他还被弄到湖北咸宁乡下劳动看鸭子。有一次他和几个人上街，看到咸宁纵横交错的街道，有人说不要找不到回去的路，沈从文指着住处附近火葬场那高高的烟囱说：“不会迷路。只要看火葬场的烟囱。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归宿。”
在历史博物馆期间，尽管沈从文很苦闷，但他还是很敬业的：“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他的同事这样评价他。他千方百计地接触文物、研究文物，积累了不少资料。他丰富的知识和文物功底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认可。1958年北京人艺排演《蔡文姬》请沈从文当顾问，他就把演职员们带到历史博物馆，引经据典地讲了好几个小时。1960年排《武则天》时把剧本送给他看，他列出十页、六十四条关于这部戏的参考资料。尽管如此，沈从文的内心还是凄苦的，这种凄苦又能对谁说呢？他做的是文物工作，自己也像一件文物似的被尘封了。但他还是默默地守望着属于自己的角落。他已进入宠辱不惊的境界。这种人性的耐力和人格的精神是非常罕见的。
是金子总要闪光。
沈从文开始徜徉于他的文物世界，虽然繁琐考证，但对于一个触类旁通的小说家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他说：“至于搞文物工艺，尽管工作千头万绪，只要能就全国材料作综合，只要看得多，材料在手边，就可以不太费力在一较短时间里，做出许多事情。过去三五十年难于见功的，现在三五年也可以完成。”在蛰伏一段时间后，从1957年到1963年，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并且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明锦》、《中国的瓷器》等学术专著。
1978年，受胡乔木的关怀，沈从文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配了助手。1981年，一部从“文革”前就呕心沥血的八开本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精印出版。胡乔木致函祝贺：“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这部著作成为领导人出访赠送外国元首的礼物，同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空白，从而奠定了沈从文由著名作家到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代服饰学家的地位。
比起很多表面红火而实则苍白、甚至虚度光阴的作家朋友们来说，沈从文的失落感大大冲淡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在辽远尘封的文物角落耕种，虽然辛苦，却避开了陆续发生的一场又一场的文坛争斗。当噩梦醒来，尘埃落定，许多人因命运蹭蹬、光阴虚度而懊悔，沈先生却意外地以文博考识著作等身。沈从文退出热闹的文坛而遁入冷清的“空门”，是他后半生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他有先见之明，睿智而不虚荣，懦弱恰含刚强。他没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没有虚掷宝贵的光阴，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态度，平静而执著地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实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曾与沈从文同属“京派”作家的最后一位传人汪曾祺后来说他：“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9〕
沈从文虽然过早的改了行，转了业，但他并不是真正的隐遁。作为写了八十多部文艺作品、小说被四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的世界文化名人，他内心的创作情结还是难解难分。在埋头自己的花花草草、坛坛罐罐的时候，他也不时关注着眼花缭乱的中国文坛，也希望自己有立功的机会。1957年反右的时候沈从文出差到上海，巴金、曹禺、熊佛西等人都在报纸上发表了意见，认为党的政策束缚了文艺繁荣。沈从文隔岸观火，没有鸣放的权利，就给人写信：“如今有些人说是为行政羁绊不能从事写作，其实听他辞去一切，照过去二十年前情况来写三年五载，还是不会有什么真正好作品的。目下不写作品，还在领导文学，领导不出什么，却以为党帮忙不够，不大符合事实的。”他还说过：“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10〕
1953年9月，沈从文参加了全国文代会，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胡乔木写信给沈从文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坛做安排，严文井等老朋友也向他约稿，希望他能够回到专业作家队伍中来。1961年初，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时研读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记下了自己的心得：“难的不是无可写之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在当年的一次会议上，周扬说如沈从文继续写作，将给他十年的创作假。其实，沈从文从1948年就开始酝酿一部以其内兄——1936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于是，1961年6月1日中宣部、中国作协给沙汀写信，安排沈从文到四川深入生活。可是不知什么原因，6月23日沈从文又突然被告知到青岛休息。这样，他又来到青岛，看了几家绣艺厂、印染厂，只是把小说素材“重誊个顺序线索”而已。1961年7月27日，作为《人民文学》编辑的夫人张兆和给在青岛“信心不大”的沈从文写信说：“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个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王瑶，文艺理论家，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等同为北大中文系教授。1954年曾出版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稿》，沈从文以反面形象忝列其中。——笔者注）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
从青岛回来后他又去了河北宣化体验生活，增强了信心，便写信给夫人说：“如照过去经验，能试写三章成功，以下即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即照写《边城》方式一星期写一章，年末完成初稿是可望的。”谈何容易，“年末”终未能完成初稿——写《边城》时的心情与环境恐怕一去不复返了。1962年作协又安排沈从文等八名作家去江西老区，他带着几次写下的近十万字的小说素材，准备长期住下去。但谁也没有留下来。他在江西呆了三个月，最后跑到景德镇看他喜欢的陶瓷去了，还帮助人家改进工艺。也许他觉得干这些要比写小说容易和保险得多。他的夫人张兆和谈及他的创作状况和几次失败的原因时说：“沈从文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也就是说，沈从文从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张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以后的四十年里，虽经几番努力，终没能写出一篇小说。而在这以前的二十五年中他却出版了八十多部。
永远的凤凰
1983年沈从文患了脑血栓，造成左身瘫痪。
1985年6月，中央组织部发文，规定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的工资、住房等问题。
画家黄永玉说：“表叔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
1985年12月9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访问记，祝贺他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
1986年10月，沈从文几百万字的小说、散文合集《凤凰》，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同年，电影《湘女萧萧》在法国和西班牙电影节上分获“金熊奖”和“唐吉诃德奖”。
1988年5月10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生命历程。
李先念、李铁映、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香港、台湾及国外多家媒体报道了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人民日报》以《眷念乡土多名作，饮誉中外仍寂寞——杰出作家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为题发表报道。
巴金的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遵照先生遗愿和家乡人民的请求，在沈老逝世4周年的祭日，即1992年5月10日，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清澈秀丽的沱江，一半安葬在风景旖旎的听涛山麓。一块天然的五色巨石肃然矗立，成为沈从文墓碑独特的标志。墓碑镌刻着沈先生蕴含很深哲理的手迹铭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古语说，凤凰择良木而栖。沈从文终于回到他魂牵梦萦的良木故土。湘西的流波碧水，裹挟着一个自称“乡下人”的深深眷恋，更加辽远悠长、绵绵无尽……
注释：
〔1〕吴泽顺：《悲怆的乐章》，引自书屋杂志社网络版——作家授权文库。
〔2〕巴金：《怀念从文》，引自巴金《再思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3〕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对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采访（1990年12月7日），引自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网。
〔4〕沈从文：《我的学习》，载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
〔5〕季羡林：《悼念沈从文先生》，载1989年4月1日《文汇报》。
〔6〕甘竟存：《戏剧大师曹禺的“悟”》，载1998年第4期《雨花》。
〔7〕梁实秋：《忆沈从文》，引自《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3月版。
〔8〕沈从文：《给一位青年记者的信》（1951年3月29日），引自《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书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9〕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引自《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0〕沈从文：《给云六大哥的信》（1959年3月12日），引自《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卷书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二战岂儿战，焉能“乱弹琴”？
二战岂儿戏，焉能“乱弹琴”？
？ 戴问天林子明先生在《书屋》2005年5期发表了一篇趣文，说二战“一场场战事就像锤子剪刀布——苏军克日军，日军克美军，美军克德军，德军克苏军”，“战争也存在着生生相克的原理”。拜读之后，只觉得对这位屡在《书屋》相见的作者，真要“刮目相看”了。好在林先生尚不乏自知之明，文末说：“不过这也许属乱弹琴。”当然，怎么“弹琴”是林先生的自由，不过对于二战那样几千万人流血牺牲的亘古悲剧，我以为还是不“乱弹琴”为好。
战争初期，德国对苏联，日本对美国，确实都占了上风，但林先生由此得出“德军克苏军，日军克美军”的结论，恐怕就太缺乏战争常识了。侵略一方在战争初期获得暂时性的胜利，可以说是战争的普遍规律，古今中外鲜有例外。道理很简单，侵略者总是居于主动地位，做了充分准备，而且多在对取胜有很大把握的情况下才发起进攻，还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被侵略一方则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虽然也做了准备，甚至像法国马奇诺防线（MaginotLine）那样不可谓不充分的准备，但仍然难免出现防不胜防的情况，尤其是在敌人采取突然袭击或者“奇袭”的时候。面对纳粹进攻，马奇诺防线完全失去作用，就是一个经典例子。
从整个二战历史看，真正“克”了德军的，并不是美军，而是苏联红军；真正“克”了日军的，也不是苏联红军，而是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和坚持抗战八年的中国军民。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以后美军（以及英、法等同盟国军队）之所以显示出对德军占很大优势，是因为纳粹德国的战争力量已经在苏联战场消耗殆尽。欧洲战事结束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势如破竹，也是因为中国军民坚忍不屈的抗战已经消耗了日本军国主义很大部分的有生力量，而美国在太平洋战场更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争最后一年的德国和日本，都已经应得上西汉名将韩安国说的那句话：“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1〕林先生说德军那种“天上飞机俯冲，地面坦克隆隆”的机械化闪电战对苏军有效，但对美军无效，“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美国若提早转入战争体制，在1941年与德军交战，德军估计要输”。这些说法完全违背史实。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法国以及苏联的时候，正是它气焰最嚣张的时候，取胜靠的就是空中优势和装甲部队的优势。但是到美国与它交战的时候，德国这些优势早已失去。在哪里失去的呢？不是在别处，正是在苏联战场。美国第一次与德国交战是1942年11月在北非战场（即“火炬行动”），对手是曾几何时还气焰嚣张的隆美尔（ErwinRommel，1891～1944）。但这时的“沙漠之狐”已经在阿拉曼战役中被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国军队打败，只剩下不满员的四个师，连同意大利军队，也只有五百辆坦克、三百架飞机，而且从阿拉曼战役起，德军后勤补给就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不论兵力、装备还是士气，都远不能和苏联战场的德军相比。而且这个时候纳粹德国正竭尽全力在斯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