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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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黄兴来电力辞大元帅，并主推黎，结果以黎为正，黄为副，黎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他仍力辞。但军队从镇江排队到下关，人民也沿途准备鞭炮，欢迎他到南京就职，江浙联军还推出林述庆等代表到上海敦请。一连三天，他都不肯。各方以军务紧急督责，他架不住再三劝驾，不得已才准备去南京就职，并通过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为到南京后的军政费开支（12月23日，《民立报》报道，此前一天12月22日他已答应，准备就绪即去南京）。12月23日，即就在启程前的晚上，黄兴忽然对李书城说，明天不去南京了。李问何故？他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启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38〕谭人凤也说，当时集中在南京的各省代表急于组织临时政府，拟推举黄兴为临时总统，但黄兴知孙中山将至，“亦意存推让”〔39〕。邹鲁《回顾录》说，当年率广东北伐军前队进入南京时，只见沿街悬旗，老幼拍手欢迎，他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这是黄兴原定入南京就任副元帅代理大元帅的日子，南京百姓误把骑在马上的青年邹鲁当成了黄兴。
劝说同志：“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
作为革命先行者、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在国内不是毫无影响的。辛亥革命发生后，《民立报》曾先后披露扬州有人冒充孙中山之侄以劫掠财物、江西有人假托孙中山授权以夺取都督之位等消息。马君武在1911年11月24日发表的评论中感叹：“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40〕《纽约时报》在1911年10月13日也即武昌起事三天前刊出的报道中就说：“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41〕接着，10月14日又对孙中山在海外的筹款活动、政治观点等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还刊登了孙中山的画像。但是无论如何，假如不是黄兴自居配角，假如没有黄兴他们的努力，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对国内的影响确实是有限的。1911年12月20日，马君武在《民立报》发表社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盛赞其“热忱、忍耐、博学、远谋、至诚、勇敢及爱国心”，“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而尚有狭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煽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42〕。其中可以看出当时反对孙中山的声音之强烈。
袁世凯的密使蔡廷干在武昌时曾问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以几分轻蔑谈到他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吹鼓手，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行动，为了保住性命总是躲到一边。”这是他1911年11月16日对莫里循说的〔43〕。黎元洪对英国《大陆报》记者谈及孙中山时也是用藐视的口吻。黎认为孙中山是个“空想家”。莫里循记录了他在1913年7月的一番话：“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44〕
正是黄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处处为他设想，孙才顺利地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说，章太炎曾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遁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45〕。所谓黄兴“夺首领之地位”这一说法其实是没有依据的，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黄兴拒绝任何职务、等待孙的回来是事实。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选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在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同志对于获得外国政府的承认和借款本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结果都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说孙先生只是‘放大炮’。但黄先生向他们作了如下一番解释，大意是说：孙先生在国外的友人大多都是在野的政治家，还未取得政权。他们可能与执政的人有些联系，可以向执政者建议给中国革命党人以帮助，但欧美的当权派要借款给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在借款条件上能否在中国攫取特殊的利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中国进步党派，促使中国走上进步道路。例如我们曾向日本要求借款，它就要我们把汉冶萍公司同它合办，我们不应允，它就不借款给我们。孙先生当然不会拿我们国家主权去换取外国借款的。我们对孙先生应该有此认识，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46〕。经过黄兴的解释，人们对孙中山的责难才渐渐平息了（莫理循在1912年1月5日写的信中说：“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47〕）。
孙中山就职后，一扫几千年中国官场积习，废除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穿同样的制服，这种服装以后被称为“中山装”。他本人生活简单朴素，非常平民化，经常书写“自由”、“平等”、“博爱”等横幅送人，以自己的行动，在南京开创了新时代的风气。黄兴对孙中山的这种作风极为钦佩，“常常向人称赞不已”〔48〕。
三、孙、黄分歧
国旗之争：青天白日旗还是井字旗？
据邓家彦回忆，自同盟会成立后，“克强先生对于总理，必恭必敬，可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49〕。黄兴尊重孙中山的领导，甘当配角，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的观点都是没有保留地附和、赞同，更不表明他们之间就没有分歧，比如他们在国旗问题上早就发生过一次尖锐的冲突。
1906年冬天，同盟会集会讨论革命方略，并讨论了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认为这是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兴中会诸烈士和惠州起义都有人为此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对此持异议，他认为此种设计不但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孙中山再三力争，并提出增加红色，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但因想法不统一，最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章太炎、刘揆一也设法调解，暂时搁置了争议〔50〕。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可知，孙中山甚至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为此大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籍。这一点可以从宋教仁日记中得到证实。1907年2月28日，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曾要怒而退会。宋在日记中说，黄兴突然告诉他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宋认为其中不仅是因为国旗问题，“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51〕。
如果说宋教仁与黄兴更接近，那么让我们看看与孙中山更接近的胡汉民在自传中是怎么说的。当时，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孙中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黄兴力争不得，很不高兴，但他最终还是为顾全大局作了让步，并在写给胡汉民的信里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胡汉民接着说：“余当时乃只求革命，对于尝有为之流血之革命旗，则赞成用之。惟‘成功不居’之说，则余与精卫俱觉克强持义颇高，此意不因所争而废，盖余辈于时犹有书生之见也。因余与精卫力为克强解譬，克强后此亦不复言。”〔52〕
国旗之争悬而未决，但在以后黄兴亲自指挥的历次军事行动中，他都采用了孙中山所坚持的旗帜。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民国成立后，1912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宋案”之后：法律解决还是武力解决？
李书城回忆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黄之间有分歧，孙中山认为袁世凯靠不住，要继续战斗，而黄兴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53〕。这一说法恐怕未必可靠，但从胡汉民的回忆来看，孙中山当时的认识与黄兴不会有多大的差异。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回国之初，他们在香港有过一番谈话。孙表示，袁世凯虽不可信，但利用他来推翻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廷，则胜于用兵十万。
孙中山的辞职让总统位于袁世凯固然有种种复杂的因素，包括党内外形势的交迫，但他本身确有借袁推倒清廷的考虑。黄兴身为军事首脑，由于军饷严重不足等原因，也主张借袁的力量完成共和革命。他曾写信给汪精卫、胡汉民：“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54〕由此看来，在对袁的问题上，孙、黄并无多少矛盾。
不过1913年“宋案”发生后，孙、黄之间确实有了分歧。孙中山后来回忆说，宋教仁死后第五天，他和黄兴等人一起讨论对策。黄兴说：“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黄兴认为国民党内掌握兵权的人（如广东陈炯明，湖南谭延辏В暇┑诎耸Φ氖β贸こ轮鳌⒊略Ｊ薄⑼跣㈢恰⒒柒龋┒疾豢洗耸背霰衷奥劢簧钤谑昵啊钡牟田筛欠炊远銎舅羌父龀嗍挚杖娜耸遣患檬碌模灾髡旁菔辈惶肝淞饩觯扇》墒侄危笳员酵ナ苌蟆４耸保虾７ㄍヒ严蛱锰霉褡芾矸⒊龃薄５牵菩巳衔笔惫嘶姑挥腥锨逶揽恼婷婺浚晕丛枪竦橙说恼纹绻ü山饩龅陌旆ò言鲜谝饽鄙彼谓倘实恼嫦啾┞冻隼矗构俗涠栽目捶ǎ蚱苹孟耄て鸸撸突嵝纬煞丛挠呗邸４釉甘顾奖本┢苹癜瞪被兀⑼ㄖ虾７ㄍゴ菩说桨咐纯矗鞘强只诺模矣云淙酥阑怪纹淙酥怼Ｓ谑牵菩松碚慌掠靶保阋闳幌蛏虾７ㄍケǖ健�
然而，孙中山还是主张用兵，一面派人到各地联络军人，一面派陈英士、戴天仇与黄兴辩论，结果，不欢而散。论私交，黄、宋更接近，他之所以持谨慎态度，是深知南方武力不足以抗衡袁氏，与袁世凯论法律虽然迂阔，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条途径。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黄兴万般无奈，仓促上路，亲往南京，要求孙中山在义旗初举时不要前往，等创下一个局面再去主持大局。因此，孙中山等此后一直责怪黄兴不死守南京，“贸然一走，三军无主”，才导致失败，否则以南京“帝王之都，龙蟠虎踞”，如果“效死以守”，大江以北决不会“闻风瓦解”〔55〕。而黄兴当时的看法不一样，他在7月26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我如奋斗到底，将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坏，即获胜利，全国亦将糜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此次讨袁］真相已被御用报纸加以掩盖，而我方目的，亦横被歪曲，传诸外国人士。”〔56〕以后他旧事重提，在1915年2月25日和陈炯明等联名发表的通电中也说：“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睹。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尽管其时“可战之卒，尚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但他“不肯负固以困民生”，宁愿背负战败的罪名〔57〕。
7月31日，袁世凯勒令北京国民党本部将黄兴、陈其美等“一律除名”，并悬赏十万元，比昔日清廷的赏金高出了许多。8月4日，香港总督宣布，孙、黄等永远不准到港。在自己创立的民国，孙、黄等成了通缉犯，再度踏上流亡之途，其心情可以想见。当年8月，黄兴黯然写下“东南半壁锁吴中，顿失咽喉罪在躬”等诗句。国民党内对于“二次革命”本来就意见纷纭，包括蔡元培、汪精卫、陈陶怡等都持稳健、冷静态度。陈陶怡还力劝黄兴不要开战，“又传精卫在沪，不以孙、黄办法为然。孑民则演说国民党自革命至南北统一时为进取时代，自此以至于今为保守时代，以中国之革命，乃系新旧合同之革命也。又谓作事不可违反多数国民心理，多数国民既不愿用武力，则决不可用武力”。尽管汪精卫在巴黎也极为愤慨，认为“宋案”必系当局指使〔58〕。8月27日，黄兴终于抵达流亡多年的东京，而孙中山已先他到达。并肩战斗了八年的孙、黄在流徙中重逢，检讨失败的根由，意见再度不一。章士钊回忆道，“克强求自杀不获”，在日本人掩护下可到日本。“共和昙花一现，重履亡命之途，浑沌穷奇，亦何所谓！顾克强精神抖擞，仍复计划多端，期于振刷。……时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由于党员不听命令，意指克强，刻责无已。而克强温温自克，不一校也。”〔59〕追随黄兴多年的石陶钧回忆说：“黄到南京，明知无成，却为孙、黄关系的内幕，不能不借此解嘲。八月，我们先后亡命到了倭地东京。黄兴约我进［晋］见中山先生，大被痛骂。其后，孙、黄裂痕显然。”〔60〕9月17日，日本志士宫崎滔天访问黄兴，“以后几乎连日往访孙、黄，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61〕。
不入中华革命党：“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
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在孙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内容，并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的指模。因为党章第十条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