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8-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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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精神也体现在严谨的教学管理和制度建设中。学校对学生进行全方位考查，每个学生平时的作业、实验报告、读书笔记、考试成绩，教师都有详细记录。期末由教师评议组对每个学生进行评议。除评议学习成绩外，更重要的是评议这位学生是否具备成为一位优秀医生的潜质，尔后根据评议结果决定学生中优秀、升级、留级和淘汰的名单。协和学制为八年，学习期间要过预科关、实习关、毕业分配关，淘汰率相当高。林巧稚这一届同学入学时二十五人，毕业时十六人，十六人中有九人是后来的转学插班生。林巧稚的家境在同学中是最窘迫的，但她在协和从未因经济困窘而自卑，安之若素，生活简单朴素，内心十分充实，心无旁骛，埋头学习，而校方和教师也只看重学生的学习和品行，丝毫不因学生的经济状况或家庭背景影响其评判、录用、提升，这使林巧稚能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纯真的心境。协和有三宝：教授、图书和病案。这里单说病案。重视病案书写与保存是协和的传统，每个学生实习期间都要求写出系统、完整、翔实而不繁琐的高质量病历。并且学生向导师提交病历前都到图书馆、病案室反复查阅相关病例的资料和各种书籍文献，对病人的疾病状况要做最充分的了解，才能通过导师丝毫不留情面的追问。而不论什么时候，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只要研究需要，病案室都迅速提供所需的资料和数据。直到多年以后，林巧稚为掌握有关中国女性骨盆尺寸数据，依然在这里查阅到了相关的全部记录。
协和公共卫生系在当时的世界预防医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下设两个教学实习基地：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和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公共卫生部。协和的学生都必须到这两个地方实习。林巧稚到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实习，在杨崇瑞医生的指导下工作，真正了解到了北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她们深入胡同里的人家做预防流行病调查，到饭馆、澡堂检查卫生，给妓女查病治病，为有传染病的人家消毒，宣传防病保健知识，进行预防接种。河北定县的实习点是协和与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先生推行的平民教育活动同步进行的，公共卫生部就设在晏阳初先生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下面，建立起了一个覆盖全县的卫生保健网络，真正对农民群众进行大众卫生教育和基本治疗。而维持这一卫生网络的费用仅为全县人均一角钱。宏大的目标就这样靠一点一滴的努力去实现，由此可看出协和的师生干这些事多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协和正是在这些细微处给年轻的学子们以生动的医学人文教育，让学生了解社会民情，树立了为平民服务的思想。
“真正的医学和宗教信仰有相通之处。”林巧稚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她的信仰和她从事的崇高职业是完全融合的。协和的教育使她真切地领悟到，医生这一职业从来就不是纯技术性的学科，医学的神圣之处在于人性的温暖和心灵的慰藉，一切为病人的生命与健康着想，是医生的神圣职责。她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信仰。林巧稚在当住院医生时遇到的第一例手术是凶险的输卵管妊娠。时值风雪夜，主任马士敦在离医院很远的地方无法赶回来，她作为一个助理住院医生，无权独自担当如此重大的人命关天的职责，明哲保身的办法是让病人转院。可是病人危在旦夕，风雪之夜又能转到哪里去？林巧稚果断决定立即手术。她为病人想到了一切，也考虑到了手术的各个细节，却惟独没有考虑过万一手术失败自己将承担怎样的责任，极可能自己医生的职业生涯从此中断。结果手术成功了，病人得救了，她出色地尽到了医生的职责。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林巧稚经历了无数次重大的手术，始终和这第一次手术一样，惟一考虑的对象是病人，而自己的一切，什么名啊利啊全都无足轻重。时光像流水一样逝去，解放之后，林巧稚已功成名就，满载荣誉，成为妇产科的学术泰斗。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科院院士），是当时学部中惟一的女委员，又是中华医学会妇产学会主任委员。但她常说的一句话还是：“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那时，内蒙古包头市一位叫焦海棠的女工给林巧稚来信，说她已连续夭折三胎，现在又怀孕待产，急切地向她求救。林巧稚从信中所说的症状不难判断，这位女工的孩子患的是新生儿溶血病，国内尚无成活的先例。接受焦海棠这样的病人风险太大了，作为一个声名卓著的权威，即使治好了，不过是增加一个成功的病例而已，可是如果一旦失败，后果就不堪设想。但是林巧稚压根儿不考虑这些问题，她食不知味，夜不成寐，遍查全世界最新的医学期刊，搜寻有关治疗新生儿溶血病的点滴资料，不能面对一位母亲的神圣的呼救声而背过身去听之任之。终于，林巧稚决定采用婴儿脐带换血的手术来挽救新生儿的生命。她如同临阵的将军，组织各科专家会诊，制定了对新生儿进行全身换血的整套方案，并亲自主持手术。就这样，中国首例新生儿溶血病手术取得了成功，婴儿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焦海棠为孩子起名叫“协和”。都说妇产科是医院“高风险”科室，但林巧稚领导下的协和妇产科从没有和病人家属发生过医疗纠纷，其中的奥秘恐怕不仅在于林巧稚和同事们的高超医术，更在于林巧稚一生坚持的这种病人的生命和利益高于一切的协和精神。直到晚年，林巧稚拥有更多、更高的社会职务与头衔，如全国妇联副主席等，几乎成了一个标志性人物，可这些符号对她来说依然只是一份要求与责任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含义。1978年她已七十七岁高龄，在率代表团出访西欧四国前夕，来自浙江宁海的一位名叫薛宝娟的女病人找到了她。这位女病人深受庸医之害，从分娩之时起一个月内接连动了三次大手术，摧毁了健康，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通常，医院和医生不会接收这样的病人，因为再次手术风险极大，稍有不慎，会造成新的损伤。但林巧稚接收了她，并亲自为她做检查，临出国前还和科里的医生一起仔细分析了病情，制定出了详细、周密的手术方案。安排好了这一切之后，林巧稚到病房看望薛宝娟说：“我要出国了，不能亲手给你做治疗，但你的病是有希望治好的。”
在上帝面前，众生平等；在林巧稚面前，生命同样是平等的。不管病人是贫苦农民还是高级官员、文化名人，她都同样认真，同样负责。她为林徽因、冰心等文化名人接生过孩子，也给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朱德夫人康克清、彭真夫人张洁清等中央领导的夫人看过病，和她们都结下了深厚友情；她更为众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妇女精心治病和接生，把她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康克清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说“她是看病，不是看人”。这八个字，正是对林巧稚特殊人格魅力的最好总结，也是协和精神的闪光点。为了一个普通产妇的安危，为了一条小生命，她甚至不惜冒与各科专家诊断意见相悖的极大风险。有一位名叫董莉的患者，结婚六年才初次怀孕，来协和检查时发现宫颈有乳突状肿物，经取活体组织做病理检查，怀疑为恶性肿瘤，为此必须尽早手术，切除子宫。林巧稚反复研究董莉的病理检验报告，查阅国外资料，思索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呢？她组织各科专家会诊，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大多数专家意见仍然认为应尽快手术。手术方案制定了，只等林巧稚签字确定时间。可半个月过去她依然没有签字。她每天给患者仔细做检查，认定症状未见发展，有可能是一种妊娠反应，决定暂不手术，出院后定期检查。为了这个决定，林巧稚承担着多么巨大的压力与风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她的设想和推论的正确，孩子保住了，一个六斤重的女婴降生人世，孩子的父母给她起名叫“念林”。以后，医学界得出正确结论，董莉的宫颈肿物是一种特殊的妊娠反应。可以讲，一切为了产妇和病人，这就是林巧稚生活和工作的全部目的。
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一代妇产科公认的泰斗，林巧稚却没有留下等身的著作。她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妇产科临床医学，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以自己的探索成果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林巧稚的心灵十分纯真，临床也好，科研也好，她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病人，不是为自个儿的私利。林巧稚的所有特点和魅力都集中在对人的关爱上，她实在分不出时间去做纯学术性研究，也没有精力去撰写需要与临床保持一定距离的纯学术著作。她对自己的信念极其执著，对自己的专业能力充满自信，公正平等对待每一位同事，充分发挥每一位同事的长处，在协和妇产科营造出了十分和谐的学术研讨的氛围，带出了一支一流水平的妇产科医疗科研队伍。晚年她在病床上不仅指导《妇科肿瘤学》这样的妇科专著的撰写，还主持编写了《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百科》、《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等深入浅出的常识性读本，以满足广大群众急需。林巧稚以自己杰出的学识和品行获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她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任为医学研究顾问委员会顾问。该组织的成员全是世界各国的医学泰斗，而林巧稚则是其中惟一的女性。
在历史的转折关口
精神的力量往往在历史的转折关口和大风浪中放射异彩，林巧稚一生中经历了许多这样的时刻，协和精神在她身上从未减退。
1939年，林巧稚由协和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习，被授予“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获得了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的证书和金钥匙。1940年，林巧稚学习结束准备回国。此时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阶段，整个华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都被日军占领，北平早已沦陷，又传来协和医学院将要关闭的消息，回国后将面临失业的威胁。其时，在二次大战炮火连天的欧洲，许多人都千方百计奔向美国。可是，林巧稚却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归国的海轮，由香港返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北平。
果然，林巧稚回国后仅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包围了协和医学院，病房里响起日本兵“咔嚓、咔嚓”的皮靴声。林巧稚迎着日本兵闪着凛凛寒光的枪刺，从容地走向即将分娩的产妇身边，一边忙碌，一边安慰产妇。日本人占领了协和，病人全部撵走，所有的教职员和学生被迫离校各谋生计。这时，林巧稚的侄儿林嘉通在燕京大学被日本人抓走，她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林巧稚的姐姐、侄女一大家人都和她住在一起，全家老小依靠她生活，她无法离开北平去大后方，只得在东堂子胡同里开设一家妇儿诊所，后来又参加由一批协和同事合办的中和医院，直接面对北京大量的下层贫苦妇女，走进了她们的生活和心灵。在极其艰难的日子里，她用母亲般的心肠接纳一切向她求助的女人。其中对贫苦妇女她大多免费治疗或只收取极低廉的费用：“日复一日地面对仿佛永无尽头的疾病，面对一个个因疾病而痛苦不堪的女人，即使是医生，即使有着更坚强的神经系统，是不是也有厌倦和疲惫的时候？可无论什么时候，林巧稚总是和悦地接纳、善待每一个人。她所做的一切不仅出于道义和责任，也源自于她的信仰和内心的需求。能够为别人所需要，能够帮助和给予别人，使她的生存有了明确的意义。身体虽然累乏，心灵却平安而宁静。”她从来没有过职业性的疲惫、冷漠与麻木。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六个年头，仅她开办的小小的诊所，就留下了八千八百八十七位患者的病历。与此同时，林巧稚的一部分协和同事辗转去了大后方，如内科的张孝骞教授在长沙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教授在贵阳筹建贵阳医学院并担任院长，护校校长聂毓婵历经千辛万苦，把协和护校迁到四川成都坚持办学。如作者书中所言：“他们于艰难竭蹶之中，为国家保存和培养了可贵的医疗卫生人才，使中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在残酷血腥的战争期间也没有中断。”抗战八年间，协和教职工中没有一个人为日本人当差，没有出一个汉奸。这真是协和的光彩和奇迹！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接着新中国成立，一向远离政治的林巧稚感受到了巨大震动。无论是消灭鼠疫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还是关闭妓院改造妓女和禁毒戒毒的成功，都深深打动了她。她深深地感到，面对折磨成千上万妇女的疾病和苦难，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不可能靠个人一点一滴的改良或慈善事业得到拯救。她感到兴奋和快乐，工作更得心应手。她发自内心地说：“新出来的太阳比什么都好，我爱这明朗的天空和这明朗天空下的生活。”1951年协和医学院收归国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作风正派、为人单纯的林巧稚被确定为“思想改造”的典型。然而，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林巧稚依然保存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不说假话，没有违心地揭发所谓协和推行“美国文化侵略”的罪恶，没有自我否定协和的历史和协和对自己的培育。
1957年那场风暴中，林巧稚由于一向没有兴趣过问政治，鸣放中她关心的是广大妇女的健康，对放宽人工流产限制这样的专业技术性问题提出意见，因此平安过关。可是她目睹自己的几位朋友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之时，其心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渊。最让她震惊的是她在协和多年的老朋友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杨崇瑞和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竟然也成了右派分子。她最了解这两位老朋友，他们对医疗卫生工作和医学教育的一些意见也是她内心认同的。杨崇瑞孑然一身打发回家，李宗恩以“戴罪之身”被下放到云南，几年后在抑郁中病故。在那些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日子里，如林巧稚这样的知名人士都要表明态度，可是她依然保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从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林巧稚的意见来看，即使以今天的认识来说，也依然平实、客观、理性，没有什么火药味，她只谈她关心和了解的妇产科专业。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接踵而来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在一片“放卫星”的喧哗声中，林巧稚头脑清醒地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妇科运动，即对北京八十三个工厂、机关，二十七所学校和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