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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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谴责。俄国女人和所有工人一样，严格从属于国家——她还严格受制于家庭。但她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和获得生产劳动所赋予的尊严，所以她的地位是独特的。本来应当对这种地位进行详细研究，可惜环境不允许我这样做。
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上，联合国妇女地位妻员会要求各国承认男女的平等权利，通过了有助于具体实现这一法规的一些动议。看来这场比赛是赢了。未来只能导致女人越来越深地融于我们的这个一度曾属于男性的社会。
纵观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明显的结论。首先得出的结论是，整个女性的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正如美国不存在黑人问题而只存在白人问题，正如“反犹主义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女人问题也始终是男人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男人一开始就有和体力一起出现的道德威望的原因。他们创造了价值、习俗和宗教；女人从未就这个帝国同他们争论过。有些孤独者——萨芙、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和奥林伯…德…古杰——曾坚决反对她们的刻薄命运，偶尔也举行过群众示威。但罗马主妇没有联合起来反对欧比安法；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参政主义者也未能顺利地施加她们的压力。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的命运。他们不是根据她的利益，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设计，出于他们的恐惧和需要，来决定女人应当有怎样的命运。他们尊崇大母神是由于害怕大自然。当青铜工具使他们有可能勇敢地面对大自然，他们便建立了父权制。于是家庭与国家的冲突决定了女人的地位。基督徒对上帝、世界以及他自己肉体的态度，在派给她的处境中反映了出来；所谓的中世纪“有关女人的争论”，是一场教士与俗人在婚姻与独身问题上的争论；正是基于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带来了对已婚女人的监护制度；是男人所完成的技术发展解放了今天的妇女；是男性的伦理转变，通过节育引起了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她部分地摆脱了母性的束缚。女权运动本身不是一场自主的运动：它部分是政治家手中的工具，部分是反映深层社会戏剧的附属现象。女人从未构成过一个独立的等级，作为一个性别，实际上她也从未想过扮演一个历史角色。那些反对把女人的存在作为肉体、生命、内在性和他者加以考察的理论，是男性的理论，根本没有表达出女性的愿望。多数女人是听天由命的，她们不想采取任何行动。那些试图改变命运的女人，不想受她们特质的局限，不想被它战胜，而是想战胜它。即使她们干预了世界事务的发展进程，也还是和男人一致的，也还是在根据男人的观点。
这种干预一般是不重要的，偶发的。让女人有某种经济独立地位并参与生产的阶级，是被压迫阶级；而作为女工，她们受奴役的程度甚至超过男工。统治阶级中的女人是寄生者，她照样要服从男性的法律。在这两种情况下，女人实际上都不可能采取行动。法律与社会习俗并非总是相符，平衡两者的方式是，女人决不可以有具体的自由。在古罗马共和国，经济条件赋予主妇具体的权力，但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女人在农业文明中的地位，往往同在低层商业中产阶级中的地位相似：在家是主妇一仆人，但在社会却是未成年者。另一方面，社会瓦解时代的女人却是解放的，但她若不想再做男人的附庸，便会失去她的采邑。她仅有消极的自由，表现为放纵与挥霍。女人在罗马衰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督政府时期（179－1799）的情形便是如此。有时她成功地让自己忙个不停，却发现自己在受奴役；或者她是自由的，却不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除了别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已婚女人在社会上有她的位置，但没有任何权利；未婚女人、正派女人或妓女完全拥有法律行为能力，但直到本世纪仍被程度不同地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
在法权与社会习俗的这种对立中，还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矛盾：自由恋爱不为法律所禁，通奸却是一种罪过；但是，“误入歧途”的少女往往是不光彩的，妻子的不现却受到宽容。因而，从18世纪至今的许多年轻女人，她们结婚是为了可以无拘无束地有个情人。通过这一有独创性的制度，大多数女人像个孩子似的处处受到管束：如果女性人格在这两组管束——抽象的和具体的——中要成功地表现自身，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的环境。其业绩可与男人相比的文人，是些社会制度的力量将其提升到各种性别差别之上的女人。伊萨贝拉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她们是君主。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女性气质一旦在社会上被废除，就不应当再含有劣等性的意味：大权在握的女王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伟大帝王所占的比例。宗教也引起了同样的变化：锡耶那的卡特琳和圣…泰丽莎完全出乎生理学意料之外地做了圣徒。她们的世俗的或神秘的生活，她们的行为，她们的著作，都达到了极少有人达到过的高度。
完全可以认为，若是说其他女人未能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因为她们在受自己处境的牵制。除了消极和拐弯抹角，她们几乎不能用别的方式干预事务。朱迪丝（如山山）叶夏洛特…科黛、维拉…查苏里奇是些暗杀者；女投石党人则是些阴谋家。在大革命时期，公社时期，女人和男人一起反对既定秩序。人们允许女人不接受和反抗无权利和权力的自由，却不允许她去分享积极的建设性成果。她至多可以顺利地以间接方式介入男人的事业。阿斯帕西娜、曼特依夫人和乌尔森公爵夫人（thePrincessdesUrsins）都是顾问，她们的意见被洗耳恭听——有些要人也不得不去听听她们的意见。当男人愿意让女人相信她选择了一个好的角色时，他们喜欢夸大这种影响。但实际上，采取具体行动时是听不到女性的声音的。她们可以挑起战争，却提不出战斗谋略；她们对政治的支配，几乎只处在把政治变为阴谋这个档次上。女人从未对世界实施过真主的支配权，对技术或经济也没有施加过影响。她们没有缔造过出没有毁灭过国家，更没有发现过新世界。虽然某些事件是由女人而爆发的，但她们是借口而不是行为者。卢克丽霞的自杀只有象征性的价值。殉道总是向被压迫着开放；在基督教迫害时明，在社会或民族刚刚失败以后，女人扮演了这种目击者角色；但殉道者从未改变过世界的面貌。即使女人挑起了动乱，进行了示威，这些活动也只有在男性的决定使其有效扩展时才有影响力。聚集在哈里特…比彻…斯阳周围的美国女人，激发了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奴隶制，但南北战争的真正原因却是感情所不能解释的。1917年的“三八妇女节”，也许促使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但它只是导火线。
大多数女英雄都是些怪人：她们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冒险家和有独创精神的人，不是因为她们的行为重要，而是因为她们的命运非同寻常。所以，如果把冉…达克、罗兰夫人和弗洛拉…特里斯坦，同黎塞留、丹东（Daton）和列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她们的伟大主要是主观的：她们是楷模而不是历史的行动者。伟人产生于大众并为环境所驱使；而妇女大众却处在历史的边缘，环境对于每个女人都是障碍而不是跳板。要改变世界面貌，首先必须牢牢地固定于世界之上；但牢牢固定于社会的女人却是受社会支配的人；除非其行动为神圣权威所指示（这时她们会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有能力），否则有抱负的女人和女英雄就会变成怪物。只有到女人在地球上开始感觉自如时，罗莎…卢森堡和居里夫人式的人物才会出现。她们雄辩地证明，并非是女人的劣等性造成了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地位，倒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地位造成了她们注定是劣等的人
这一事实在女人自我表现得十分顺利的领域——即文化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她们的命运同艺术。书信文学的命运紧密相联。在古日耳曼人当中，预言家和祭司的职责已经适合于女人。由于女人处在世界的边缘这一位置，当男人努力通过文化超出他们的宇宙范围、接近尚不为他们所知的事物时，他们便会转向她。宫廷的神秘主义、人性论者的好奇、盛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情趣、厂世纪的矫揉造作、18世纪的进步理想主义——这一切都以不同形式引起了对女性的褒奖。女人因此成为诗的启明星，艺术创作的主题。她是闲暇的，所以她有可能献身于精神乐趣：作为作家的灵感、评论者和读者，她是他的对手。正是她便感伤的模式、滋润男性心田的伦理流行了起来，所以她干预了自己的命运一…一妇女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胜利。可是，不论知识妇女的这种集体作用可能有多么重要，她们的个人贡献一般价值不大。正因为女人未采取行动，她在思想艺术领域才有特权地位。但思想和艺术有自己的活力，对于追求再创造的人来说，处在世界边线不是一个有利的位置：问题仍然是，要超出既定范围，必须首先深植于其内。在集体处于劣等处境的人类类别当中，个人成就几乎不可能出现。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则如想知道：“当一个人仍处在边缘时，你能够让他到哪里去呢？”司汤达说：“生而为女人的所有天才为公益所湮没。”实际上，一个人不会生来就是天才：天才是变成的。而女性处境至今使这种演变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反女权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到两个相互矛盾的论据：（1）女人从未创造过伟大的事业；（2）女人的处境从未阻碍过伟大女人的成长。这两个命题中存在着虚假：极少数特权者的成功无法平衡或用来辩解集体水平的普遍低下，而且这些成功是罕见的、有限的，恰恰证明环境对其是不利的。正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普兰…德…拉…巴雷、孔多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司汤达所坚持认为的，在任何一个领域，女人实际上从未有过机会。这就是今天相当多的女人要求有新的地位的原因；她们所要求的仍不是褒奖自己的女性气质：和一般人一样，她们本身的超越性也可以胜过内在性；她们希望最终能够有抽象的权利和具体的可能性，并且随之而来的自由不是一种愚弄。
这个愿望正在实现。但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期。这个世界，过去始终属于男人，现在仍归他们掌握。父权文明的制度与价值大部分依然存在。抽象权利远非在各地都彻底给予了女人：在瑞士，她们尚未参加选举；在法国，1942年的法律仍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着丈夫的特权。抽象的权利，如我刚才说的，不可能保证女人对世界的明确控制：即使在今天，男女的真正平等也不存在。
首先，女人的婚姻负担肯定比男人重。我们已注意到，由于采用节育——公开的或秘密的——母性奴役已在减弱。但这一做法既未推广到各地，也未经常采用。堕胎仍被正式禁止，许多女人或冒有损于健康的危险，极力在堕胎时不受监督，或发现自己已被多次怀孕所摧垮。和持家一样，照料孩子也仍由女人专门承担。特别是在法国，反女权的传统非常顽固，男人会认为帮女人干活儿有失体面。因而女人要把家庭和她的工作角色协调起来，比男人这样做时还难。每当社会要求作出这种努力，她的生活就会比丈夫更为艰难。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例如农妇的命运吧！在法国，她们占参加生产劳动的女人的大多数，一般都已经结婚。各地有不同的习俗：诺曼底（Noman）农妇主管膳食；科西嘉女人不能和男人同桌吃饭。但她们在各地都在家庭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分担着男人的职责，分享着他的利益与财产。她受到尊重，常进行有效的控制——她的处境令人想起古代农业公社中的女人处境。与丈夫相比，她常更有道德尊严，但她过的生活实际上更为艰辛。她单独料理庭园、猪羊圈等，还参与清扫牲口圈、种地、犁地、除草及晒干草等艰苦劳动；她要去铲地、收庄稼、摘葡萄，有时也帮助卸下车上的干草、木柴等。她要做饭、持家，要做洗洗唰唰、缝缝补补之类的活儿，还承担着料理孩子的沉重母性负担。她破晓而起，喂鸡喂鸭，喂其他小家畜，给男人准备早饭，到地里、林子或庭园去干活。她打水，做第二顿饭，洗碟子，到地里干活，直到做晚饭时。此后，她缝缝补补、打扫房间、脱谷等，度过傍晚的时光。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即使在怀孕时；她很快就畸形了，她未老先衰，筋疲力竭，备受疾病的折磨。她绝无男人时常进行的社交生活所享有的那种补偿：他在星期天或集市日进城和别的男人会面，在咖啡馆喝酒、打扑克，出去打猎、钓鱼。她则呆在农村家里，不懂得何谓闲暇。只有富家的农妇——她们有仆人，或者可以木下地干活——才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她们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在家里行使许多权力，未被劳动所摧垮。但总的来看，农村劳动把女人置于牲口的地位。
女商人和小企业的女雇主，一直是特权者中的一员。中世纪以后，她们是唯一被法典承认有公民权利和权力的女人。女杂货商、奶品商、地产主及烟草商的地位和男人相等。若是老处女或寡妇，则可以自己开个合法商行；若结婚，则和丈夫一样有独立地位。幸运的是，她们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工作，而且工作通常不太需要聚精会神。
对于女工或女雇员、秘书、推销员来说，情况则完全不是如此。她们全都在家外面工作。要她们把职业同家庭负担结合起来，则困难得多：每天做家务的时间至少要有3个半小时，星期天则需要6个小时——这大大追加了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至于需要学问的职业，即便是女律师、医生和教授在家务上可以得到某些帮助，家庭和孩子对她也还是一个很不利的负担。在美国，家务劳动被精巧的小装置搞得简单化了，但要求职业妇女有漂亮的外貌，这把另一种负担强加给了她，而她仍要为家庭和孩子尽责。
而且，以工作来追求独立的女人，和男人相比，其前景并不那么有利。在多数岗位她的工资比男人低。她从事的工作不那么专业化，所以不像熟练劳动者的工作那样有优厚的报酬。而且她同工不同酬。由于在男性世界是个新手，她成功的机会比他们少。男人和女人都讨厌听命于女人，对男人总是更表示信任。做一个女人，即便不是一种缺憾，也至少是一件怪事。一个女人要“成功”，就必须得到男性的支持，这是有道理的。男人无疑有着最有利的位置，担任着最重要的职务。有必要强调这一事实：从经济角度上讲，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两个等级。
制约女人实际地位的一个事实是，顽固存在的悠久传统进入了刚源俄出现的新文明。这一点为轻率的观察者所误解，他们认为女人对呈现在她面前的前景不胜任，或者，仍然认为这种前景中只有危险的诱惑。实际情况是，她的处境失去了平衡，因而她很难让自己适应它。虽然我们向女人开放了工厂、办公室和大学院系，但我们仍认为婚姻对于她是一种非常体面的职业，她可以因此不需要参加任何其他的集体生活。和在原始文明中一样，爱情行为在她那一方是一种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