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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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一旦女人变得年老体衰和丑陋不堪，她会令人望而生畏。据说她会像植物那样凋谢和枯萎。的确，男人的衰老也是令人生畏的，但通常，男人并没有感觉到年老的男人是个肉体，他和这些分离的、陌生的身体的结合是抽象的。男人是在女人身上，在注定属于他的身体上，真正遇见肉体退化的。维庸（Villon）写的《做头盔的美丽女工》，以男人的仇视目光，审视了她身体的退化。年老的女人，丑陋的女人，不仅是无魅力的客体——她们还引起夹杂着恐惧的仇恨。在她们身上，妻子从前的勉力一旦消失，母亲令人不安的形象就会重新出现。
但是，就连妻子也是个不吉利的猎物。维纳斯从大海——新鲜的浪花、金黄色的庄稼——上出现对，得墨忒耳还在活着。当男人通过得自于她的快感占有女人时，他也引起了难以把握的生育力：他所插入的那个器官，也是导致生育的器官。这就是在所有社会当中男人都要受到许多禁忌的保护，以避免遭受女性铁器官的危害的原因。反之则不然，女人对来自男性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到恐惧；他那个性器官被认为是世俗的，笃圣的。虽然男性生殖器可以有神的尊严，但对它的崇拜没有任何恐惧因素，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无任何必要受到神秘保护以防受害，它永远是吉利的。使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母系社会，性行为是很自由的。但只有在女人的童年期，在她的青春初期，也就是在性交与生殖观念无关时，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马林诺夫斯基有点惊讶地说，无拘无束地共同睡在“单身房子”里的年轻人，乐于公开他们的私通；实际情况是，未婚女孩子被看成是不能生育后代的，性行为因此也就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平静的世俗快乐。相反，一旦女人结了婚，丈夫在公开场合就绝不应对她有任何感情的表示，他不能去触摸她，而且对他们亲密关系的任何涉及都是笃圣的：于是她逐渐分享了母亲那令人畏惧的本质，性变成为一种神圣的行为。此后性交便被禁令和防范所包围。耕耘、播种和收获时节是不准许性交的。这些时节要避免个人性交所造成的生育力浪费，而这种生育力是五谷丰登因而是公共福利所必需的。此时不允许重视与生育力有关的魔力。但节欲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丈夫的雄赳赳体力。这在男人外出捕鱼戏狩猎时，尤其在备战时是必要的。男性本原在和女人性交时被削弱，所以，只要男人需要完全保存体力，就必须避免性交。
问题是，男人对女人的恐惧，是否总是由性引起的。值得注意的是，尤其在利未记，梦遗被认为是一种玷污，不过女人与此无关。在我们现代社会，普遍认为手淫是一种危险和罪孽：许多喜欢手淫的孩子和年轻人，在这样做时感到极其恐惧和苦恼。正是由于社会的干预，特别是父母的干预，单独获得的快感才成为一种罪恶。漫不止一个少男本能地对射精感到恐惧：在他看来，从他自己的本体流出的任何东西，不论是血液还是精液，都是令人不安的。泄漏出来的是他的生命，他的超自然力。然而，即使在主观上，男人可以在无女人在场的情况下经历性冲动的体验，在客观上他的性行为也还是在暗示着她的存在：如柏拉图在两性人神话中所说的，男性机体以女性机体为必需条件。男人在发现自己性别的同时也发现了女人，即便她不是以有血有肉的成形象的形式出现的。反之，也正是因为女人是性的化身，她才是可怕的。我们决不应把活生生体验的内在方面同它的超越方面分开：“我”所恐惧与渴望的事物，永远是“我”自己生存的化身；但除非经历非我，“我”不会发生任何现象。梦遗和勃起所暗示的非我，即使未明确处于女人的形式下，也至少是大自然和生命的表现：个体感到他被一种不属于他自己的魔力所占有。
的确，他对女人的情感矛盾，在他对自己性器官的态度上再现了出来：他为它骄傲，却又嘲笑它，以它为耻。小男孩和伙伴在一起比赛阴茎时，第一次勃起既让他无比自豪又令他十分恐惧。成年男人把自己的器官者做超越与权力的象征；它和一块随意肌一样，同时也和一件神奇的礼物一样，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它是一种自由，充满了既成的然而又是任意的事实所具有的全部偶然性。在这种矛盾的外表下，他沉湎于它，却又疑心受骗。他想借以表现他自己的那个器官，并不服从他。它带着一种远未被满足的欲望，突然勃起，有时在睡梦中发泄自身，所以它表现了一种可疑的、反复无常的生命力。男人渴望以精神战胜生命，以行动战胜波动性：尽管他的意识同自然有一定的距离，尽管他要改造它，但他在自己的性器官中还是发现自己受到生命、自然以及波动性的困扰。
叔本华写道：“性器官是意志的真正落脚点，它的另一极是大脑。”他的所谓“意志”是对生命的依恋，是磨难与死亡，而“大脑”是思想，它在想像生命时脱离了生命。在他看来，性羞耻是我们在愚蠢地迷恋于肉欲之前感到的表处。即使我们不赞成他观点中的悲观主义，他对这种对立的观察也仍是正确的：性与大脑的对立是男人二元性的表现。作为主体，他塑造了世界，因而他处在这个被塑造的世界之外，成为它的统治者。若他把自己看成肉体，看成性，他就不再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和完全自由的人：他陷入了这个世界之中，是一个有限的、易腐烂的客体。生殖行为无疑超出了身体的界限，可是它也确定了这种界限。阴茎，这个后代之父，相当于母亲的子宫；男人是在女人体内生长的那种微生物的产生者，他本身也是那种微生物的载体。通过赋予生命的播种，被抛弃的是他自己的生命。黑格尔说：“孩子的出生便是父母的死亡。”射精是死亡的约定，是在坚持物种与个体的对立。性器官的存在及其主动性否定了主体引以自豪的独特性。生命与精神的这种较量，使性器官令人厌恶。当男人把男性生殖器看做超越性和主动性的象征，看成是占有他人的一种工具时，他对它是洋洋得意的；但是，当他认为男性生殖器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肉体，他因它而成为黑暗力量的玩物时，他又以它为耻。这种羞耻感很容易以嘲笑为掩饰。别人的性器官会轻易范起一阵笑声；勃起常显得滑稽可笑，因为这好像是随意的行为，但实际上是非随意的；单单是人们看到生殖器的出现，就会笑出声来。马林诺夫斯基说，对于他生活在中间的野蛮人来说，仅仅提起那“可耻部位”的名称，就会引起哄堂大笑；所谓拉伯雷式的或“猥亵的”许多笑话，都未超出这种低级文字游戏的范围。在某些原始人当中，女人在家神清园的日子里，有权粗暴地蹂躏任何一个胆敢走近的陌生人。她们群起而攻之，往往把他整个半死。部落里的男人对此一笑了之；在这种蹂躏中，受害者成为被动的、依附的肉体；他被女人所占有，又通过她们，被她们的丈夫所占有。相反，在正常性交时，男人希望把自己确立为占有者。
但是，也正是在这时，他极为确凿地认识到他肉体处境的含糊性。只有在他的性行为是占有他者的手段时，他才可以为这一行为倍感自豪——而这种想占有的梦想只能以破灭告终。在真实的占有中，他者也是这样被取消了，被消耗和毁掉了：只有《一千零一夜》中的苏丹，才有权在黎明将至时让情妇们离开他的卧榻，砍掉她们每个人的头颅。女人在男人的搂抱中苟且偷生，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想摆脱他。他刚松开双臂，那猎物对于他就又变成了陌生者。她躺在那儿，又新又完整，准备同样短暂地让新的情人占有。男性的一个梦想是，给女人“打上烙印”，从而让她永远属于他。但是连最自负的男人也很清楚，除了回忆他什么也不会给她留下，而与真实的现存感觉相比，最热烈的回忆也是索然无味的。整个文学都在详述这种挫折。女人成了攻击的目标，人们说她水性杨花，是叛徒，因为她的身体竟然可以一般地献给男人，而不是特定地献给一个男人。
然而，她的背叛的确是背信弃义的：她实际上把情人变成了她的猎物。只有身体才能够与另一个身体接触；男性只有让自己成为肉体，才可以做他所渴望的肉体的主人。把夏娃赐给亚当，是为了让他通过她实现超越，可她却把他拖入内在性之夜。在令人眩晕的快感中，他的情妇又把他关在黑暗子宫的非透明体中；而这个非透明体是母亲为儿子建造的，是他想逃之夭夭的。他般占有她，结果却发现被占有的竟是他自己！怪味、汗水、疲惫厌倦——大量书籍描述了一个用意识制成的肉体所具有的这种＊郁的激情。欲望诚然掩饰了厌恶，但它在满足时也暴露了贪心。有人曾说：“性交后人这种动物是悲哀的。”还有人说：“肉欲可悲。”可是男人在情人怀抱中甚至连最后的满足也未得到过。欲望在他身上很快就又萌发，这种欲望不仅仅是针对一般女人的，也是针对特定女人的。于是她握有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权力。男人感到自己身体的性要求只是一种与饥渴相似的一般要求，一种无特定对象的要求，所以，把他和这特定的女性身体紧联在一起的结合，是他者造成的。这种结合不但和不洁的受孕腹部一样神秘，而且在腹部有它的根基，它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它是魔力。
许许多多的小说都把女人描绘成女巫、女妖，以美色和咒语迷惑男人。这种陈词滥调是远古广为流传的神话的反映。女人被奉献给了魔力。阿兰（Alain）说，魔力是万物的萎靡不振的精神；一种行为若不是来自于主动者，而是来自于被动者，它就是有魔力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男人才始终把女人看成既定事物的内在性。即使地引起了收获和生育，这也不是出自她本意的行动。她不是主体，不具备超越性和创造力，而是满载液体的客体。在崇拜这些神秘事物的社会，女人因具有这种魔力而和宗教联系在一起，被尊为祭司。但是，一旦男人努力让社会战胜自然，让理性战胜生命，让意志战胜事物堕性的既定本性，女人便被看成了女巫。十分清楚，祭司与巫师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根据众神和法律的旨意，以群体全体成员的名义，为了公益，去控制并指挥他所驾驭的力量的；而巫师则抛开了社会，背离了众神和法律的旨意，只依他自己的嗜好去加以操纵。于是，女人不可能被完全并入男人的世界。身为他者，她同他们是对立的。很自然，她利用自己的力量，并不是为了让超越这一勇敢的壮举贯穿于男人的社会并扩展到未来，而是为了通过分离和对立把男性施入分离的孤独，拖入内在性的黑暗之中。女人是海妖，她用美妙的歌声引诱水手触礁毁灭；她是喀尔刻（Ci。e），把情人变成了野兽；她是水妖，把渔夫吸入潭底。被她的扭力所迷住的男人，失去了意志力、事业和未来；他不再是一个公民，而仅仅是一个被欲望奴役的、被割断与社会联系的、受制于那一刻的、在折磨与快感之间被动地摇摆不定的肉体。邪恶的女巫以情欲去对抗责任，以现时去反对未来。她留住远离家门的游客，用酒把他灌醉，使他忘怀一切。
要想占有他者，男人就必须始终是他自己。但是由于不可能的占有所导致的挫折，他想成为他无法与之结合的那个他者。于是他被异化了，他迷失了，他喝了春药，在他自己面前成了陌生人，坠入飞逝的、致人以死命的水潭之深处。母亲在赋予儿子生命时，也让他面临死亡的厄运。被爱的女人诱惑她的情人放弃生命，沉湎于最后一次共寝。将爱与死联为一体的结合，在特里斯坦（TristLlll）的传说里有详尽的描述，但确实有较大的真实性。由于生自于肉体，男人在做爱时也实现为肉体，而这肉体注定要走入坟墓。这更证实了女人同死亡的联系。收获女神是使五谷丰登的生育力的反面。但她似乎也是一个可怕的新娘，在她甜美虚假的肉体下面，露出了她的骷髅。
所以，男人最喜欢也最讨厌在女人（情妇或母亲）身上固定而又形象地呈现出她的动物性命运。生命对于他的生存诚然是必需的，但也判决了他的有限与死刑。男人从他出生那一天起就开始走向死亡：这是在母亲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真理。他在生育中支持物种反对他自己：他在妻子的拥抱中懂得了这一点。由于兴奋和快感，甚至在此之前，他就忘掉了他唯一的自我。虽然他权力辨别母亲与妻子，还是通过她们只证实了这样一件事：他终有一死。他希望尊重他的母亲，爱他的情妇，可他也怀着憎恶与恐惧的心情对她们进行反抗。
在强调肉体戏剧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时，男人可能有多种态度。若男人不认为生命是难一的，若他对自己的特定命运不甚关心，若他不怕死，他便会欣然接受他的动物性。穆斯林女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因为社会的封建结构不允许呼吁国家反对家庭；因为宗教——它表现了该文明的好战理想——直接把男人献给死神，剥夺了女人的魔力。既然男人可以随时置身于穆罕默德的天堂的骄奢淫逸的放荡生活，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可以平静地享用女人，既不需要防范他自己，也不需要防范她。《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表明女人是安慰和快乐的源泉，如同水果、蜜饯、芳甜可口的蛋糕和香油。我们今天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当中也发现了这种对感官的乐善好施：由于热衷于即时，不向往于不朽，法国南部的男人（他透过明朗的天空和清彻的大海，发现了在讨人喜欢的外表之下的大自然），会以美食家的情趣去爱女人。他依照传统对她们所进行的藐视，足以阻止他把她们看做人：他几乎把她们身体所带来的愉快和按滩、海浪所带来的愉快当成了一回事；他对肉体一点儿也不感到恐惧，不论是她们的还是他自己的。维多里尼在他的《在西西里岛上》一书里说，他7岁发现女人裸体时，没有大惊小怪。希腊和罗马的理性主义思想支持这种安然的态度。希腊的乐观主义哲学超过了毕达哥拉斯的善恶对立说。劣等者从属于优越者，因而对他是有用的。这些和谐思想未对任何肉体表示出敌意。不论是面向理念的天堂，还是面向城邦或国家，把自己视为精神（Nas）或公民的个人都认为，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动物本性：不论他沉湎于快乐，还是奉行禁欲主义，结合于男性社会的女人都只有较次要的重要性。当然，理性主义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性冲动体验在这些文明中仍有其矛盾性：礼仪、神话和文学都证实了这一点。但女性的诱惑力和危险仅以弱化形式表现出来。
基督教重新赋予女人令人畏惧的威望：对异性的恐惧是男人因良心不安而痛苦的表现之一。基督徒的本身是分裂的；身体与灵魂，生命与精神完全处于分离状态；原罪使身体成为灵魂的敌人，与肉体有关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只有被基督免罪并被引向天国，人才可以得救。但他天生只是一个堕落者。他的出生不仅使他注定要死去，而且注定要被罚太地狱。神的恩典使天堂可以为他开放，但在他的种种形式的自然存在中都有祸根存在。邪恶是一种绝对的现实，肉体则是罪孽。当然，由于女人永远是他者，人们并不认为男女彼此互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