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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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十分有趣，因为它揭示了儿童体验的某种基础。但是，使这一基础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显然是特殊的环境。对正常发育的小女孩来说，男孩子的排尿特权的影响显然并不重要，不会直接引起自卑感。追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假定，仅仅由于发现阴茎，就会给小女孩造成心理创伤。这种假定极大地误解了儿童的心性。这种合性，远不如他们假定的那么有理性，它既分不清事物的种类，也不受矛盾的困扰。小女孩看见阴茎时宣称：“我也有过一个”，或“我也会有一个”，甚至“我也有一个”，这种判断并非是不可信的。存在与非存在并不相互排斥，如他画的图画所表明的，儿童并不那么相信他眼睛所看见的东西，而更相信他已完全排好的图形。他常常不看就画，所以任何时候他的感觉都受他置人感觉的东西的极大歪曲。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索绪尔援引了卢奎特的这个重要观察：“一张草图一旦被认为是画错了，仿佛它就不存在了。儿童实际上不再去看它，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一张取代它的新草图迷住，正像他毫不在意地在纸上偶然画出的线条一样。”男性的人体造型强壮而有力，经常吸引着小女孩的注意力，她实际上不再看自己的身体。索绪尔举了一个4岁小女孩的例子，她在想和男孩子一样站在大门口撒尿时说，她希望自己也会有“一个又长又小又会喷水的东西”。接着她又硬说，她以前也有过阻茎，不过现在没有了。这和皮亚杰所描绘的儿童“参与”意识相吻合。小女孩很容易相信，所有的孩子出生时都有一个阴茎，但后来父母把一些孩子的阴茎割掉了，使她们变成了女孩子。这种想法使儿童的人为论得到满足，女孩子把父母视若神明，如皮亚杰所说，“认为他们是她一切的来源”，最初并不觉得阉割是一种惩罚。
为了让小女孩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受挫感，必须让她由于某种原因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如海伦？多伊奇恰当指出的，像看到阴茎这样的偶然事情，本身不会影响心理发展。她说：“看到男性器官可以造成心理创伤，但只能在预期会造成这种后果的一系列早期体验先于存在的条件下。”如果小女孩发现不能用手淫和裸露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父母对她的自体性冲动（auto－eroticism）进行压抑，如果她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她兄弟那么多的爱和夸奖，她就会把这种不满投射到男性器官。“小女孩如发现自己的身体结构与男孩子有差别，就足以证实她以前所感到的需要；可以这么说，她使这种需要合理化了。”而阿德勒则明确坚持这一事实：父母和朋友作出的评价，赋予男孩子的尊严，在小女孩看来，都是阴茎引起的。人们认为她的兄弟是优越的，她的兄弟自己也为他的阳刚之物感到无比自豪。所以她嫉妒他，并有一种受挫感。有时她怪罪于母亲，偶尔也怪罪于父亲。或者，她可能责怪自己发育得不健全；或者，她可能认为，她的阴茎藏在身体里，总有一天会露出来的，以此聊以自慰。
但是，即使少女没有对阴茎感到十分嫉妒，缺少这一器官对她的命运也肯定会造成深刻影响。男孩子得到的主要好处是，由于有一个既能看得见又能抓得住的器官，他至少可以用它部分地确认他自己。他把他身体的神秘与威胁投到外面，从而可以和它们保持一定距离。
的确，他也觉察到了与阴茎相关的危险，他担心它被割掉。但是，这种恐惧和小女孩对她的“内部”所感到的无限恐惧相比，和往往会伴随一生的恐惧相比，还是容易克服的。小女孩非常关注自己体内发生的一切，在她的心目中，她从一开始就不如男性那么透明，更深地陷于生命的朦胧神秘之中。因为有一个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第二自我，小男孩可以大胆表明主观态度。而那个他把自身投射进去的客体，则变成了自主、超越和权力的象征。他测量自己的阴茎有多长，和小伙伴们比赛谁尿得更远。后来，勃起和射精会成为满足和挑战的理由。但是，小女孩身上的任何部位都不可能成为她自己的化身。要弥补这个缺憾，把自己看成第二自我，就需要给她一个外来的客体——布娃娃。应当注意，poupee［布娃娃〕这个词，在法语也有包扎受伤的手指的意思。一个被包扎的手指，和其他手指是有明显区别的，孩子既觉得它有趣，又为它感到自豪，在对它说话时表明了认同过程的迹象。但是，这个带有人面的小雕像，或者没有人的面孔的谷穗甚至一片水头，对女孩子来说，也极其令人满意地取代了那个替身，那个天然的玩物：阴茎。
这中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布娃娃一方面代表整个身体，另一方面又是被劫客体。所以小女孩和它完全认同，同时又把它当成无活力的特定客体。男孩子是通过阴茎寻找作为自主主体的自我的，而小女孩则在溺爱、打扮她的布娃娃，就像她梦想自已被溺爱和打扮那样。另一方面，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奇妙的布娃娃。通过赞美与责备，透过形象与言辞，她懂得了美与丑这两个词的含义；她很快就明白，要讨人喜欢，她就必须“美丽如画”。她想让自己如画一般美丽，她穿着花哨，对着镜子琢磨不已，和公主仙女比来比去。在充满孩子气的卖弄风情方面，玛丽？巴什基尔切夫提供了极生动的例子。她断乳很晚，大约在3岁半；因此她在四五岁时，强烈感到需要夸奖和为别人活着；这不是偶然的。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断乳的震动肯定非常强烈，她一定会更加热切地希望补偿这种强加于她的分离。她在日记里写道：
“5岁时，我穿上母亲的有花边的衣裳，头上插着花，到客厅去跳舞。我就是大舞蹈家帕蒂帕，全家人都在那里看着我。”
这种自恋在小女孩身上出现得是如此之早，对以后她做女人的生活所起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人们很容易认为它是出自神秘的女性本能。但是，如前面所说，实际上决定她态度的并不是解剖学上的命运。与男孩子显然不同，这是一个她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承认的事实。
拥有阴茎肯定是一种特权，然而，在儿童对它的排泄功能失去兴趣并开始进入社交生活时，它会自然贬值。如果儿童八九岁以后仍认为它有价值，那是因为阴茎已成为男人气质的象征，而这一气质为社会所重视。实际上，教育和环境在这方面的影响非常重大。所有的儿童都想通过诱惑和炫耀来补偿因断乳而造成的分离。男孩子只能超越这一状态，把注意力指向阴茎，因而才摆脱了自恋。而小女孩则更坚定了把自己变成客体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年龄较小的所有儿童中普遍存在。布娃娃倒是可以帮忙的，但不再起决定作用。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玩具熊，或者喜欢可以把自己投射进去的木偶。在他们的全部生活过程中，每一种因素，阴茎或市娃娃，都有其重要作用。
所以，作为“女性化”女人本质特征的被动性，是一种从她小时候发展而来的特性。但是，如果说它与生物学事实有关，那就错了。它实际上是教师和社会强加于她的命运。男孩子的很有利的地位在于，他的和他人相关的生存方式，使他能够坚持他的主观自由。他接受的生活训练的目的在于自由地向外部世界运动。他和别的男孩子比坚强，比独立。他瞧不起女孩子。他爬树、打架，玩粗野游戏。他觉得他的身体是支配自然的工具，是战斗的武器。
他为他的肌肉骄傲，犹如他为自己的性器官骄傲。在游戏、运动、打架、挑战和角斗中，他学会了有条不紊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吸取了暴力的严重教训。他从小就学会了挨揍、蔑视痛苦和有泪不轻弹。他行动，他发明，他挑战。当然，他也会考验自己，仿佛他是另一个人。他向自己的男人气质挑战，结果造成许多与大人和别的孩子有关的问题。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他对他客观形象的关心同他通过具体设计实现自我的意志之间，没有根本的对立。他是通过行动（doing）创造自身生存的，两者是一回事，是同一种活动。
相反，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being－the－other）
的冲突。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所以，她应当放弃自主的权利。她被当成活的布娃娃看待，得不到自由。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她认识、把握和发现周围世界的自由越少，她对自身资源的开发也就越少，因而就越不敢肯定自己是主体。假如在这方面受到鼓励，她会表现出和男孩子同样的活力、同样的好奇、同样的开拓精神、同样的坚强。如果把女孩子当成男孩子培养，有时的确会发生这种情形。
这时她会避免许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做父亲的更喜欢让女儿受到这种教育。在男人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女人，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女性缺陷。然而习俗却反对这样做。据我了解，在农村父亲强迫三四岁的小女孩穿裤子。别的孩子都在嘲笑这些小女孩：“她们到底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并提议用检查身体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受到挖苦的小女孩央求父亲能让她们穿女孩子的衣服。除非过一种非同寻常的孤独生活，否则，即使父母赞成，小女孩的男孩子生活方式，也会让周围的人和朋友、老师感到震惊。她周围总会有姑姨、祖母外婆、表堂姐妹在抵制她父亲的影响。在教育女儿方面，父亲通常只起次要作用。如米什莱所公正指出的，小时候交给女人摆布是沉重压在女人身上的灾难之一。男孩子最初也是由母亲带大的，但她尊重他的男性意识，而他很快逃避了她的影响。与此相反，母亲却一心一意地希望女儿能顺应女性世界。
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母女关系是多么复杂：女儿对于母亲来说，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个人；母亲对女儿既过分疼爱，又怀有敌意。母亲把自己的命运强加给女儿：这既是在骄傲地宣布她具有女性气质，又是在以此为自己雪耻。这种心理过程，在鸡奸者、赌徒和吸毒者身上，在所有对自己属于某个特定团伙既感到自豪又感到耻辱的人们身上，也可以发现：
他们热情地劝人改变信仰，努力网罗新的追随者。所以，如果女孩子受到女人的培养，女人就会努力把她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女人，就会表现出交织着傲慢与怨恨的热情。即使母亲的心胸比较宽阔，真心实意地为女儿谋幸福，通常她也会认为让女儿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这样，就会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所以女儿只能和小女孩一起玩，她被交给女老师负责管教，她生活在年长的女人中间，如古希腊女人生活在闺房里。书籍和游戏都是为她特别选定的，以便引导她步入指定的领域。她耳中灌满了女性智慧的格言，人们强烈要求她有女性美德。人们教她烹饪、缝纫和持家，以及怎样保养容貌，怎样保持魅力，怎样才显得端庄。她的穿着浮华而又不便，必须处处留神；她的发式入时；人们还为她制定了行为规范：“站着时要笔直，走路时不要像只鸭子”；为了培养优雅的风度，她必须对自然的动作加以约束；人们告诫她说，她的举止不要让人以为她想做个男孩子，不许参加激烈的运动，更不许打架。总之，人们强迫她变成仆人和偶像，如她的女长辈那样。如今，由于女权主义的广泛影响，人们越来越普遍地鼓励少女受教育，投身于体育运动。但是，如果她在这些领域得不到成功，会比男孩子更容易得到谅解。要成功是很难的，因为她必须去完成另一项事业：无论如何，她必须同时做一个女人，不应当失去女性气质。
当年龄非常小时，女孩子会比较容易听任这种种摆布。儿童一般只限于做戏和梦想，假装是什么人，假装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一个人只关心想像中的成就，那么扮演什么角色和实际上是什么人是分不清楚的。小女孩可以用未来的希望去补偿男孩子的当前优越地位。这种希望是她做女人的命运所固有的，并且已经实现于扮演中。由于她至今还只了解她的童年世界，最初她认为母亲比父亲更有权威。她认为这个世界是母权的世界，她模仿母亲，用她来确认自己，甚至经常颠倒两个人的角色：“当我是大人，你是小孩时……”她喜欢这样对母亲说。布娃娃不仅是她的替身，也是她的孩子。这两种功能并不相互排斥，因为真实的孩子也是母亲的第二自我。每逢责备、惩罚布娃娃时，她又安慰布娃娃，她一边像在母亲面前似的替自己辩解，一边又让自己表现出母亲的尊严：她把母亲和女儿这两种身份集于一身。她向市娃娃倾诉自己的心事，她抚育着布娃娃，她对布娃娃行使着最高的权威，有时甚至撕掉它的肢体，打它，折磨它。就是说，通过布娃娃，她感受到主观的肯定和确认。母亲也往往参与这种想像生活：孩子和母亲一起扮演布娃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