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6-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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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批评方面，她目光敏锐，能看出许多同时代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给予中肯的评价，例如鲁迅、周作人、戴望舒、李金发、徐志摩、冰心、沈从文等，但是同时，她的笔调又剑拔弩张，偏执苛求。她执著地反对鲁迅，但这一事件却发生在鲁迅逝世之后；她对胡适保留一份高山仰止的心绪，却又在不同场合抱怨自己的委屈或对之过分鼓吹，这体现了她评价尺度的差别。
苏雪林的多重差别，或隐或现，往往以悖于常理的方式演绎，过激且自负，可以说苏雪林童年时代的经历对她的性格形成影响很深。“陈玉玲认为童年是女性心中永远的乡愁，追忆童年，成为女性自传中重要的纪念仪式。因为女性对童年的怀念，源自于‘过去的自我’已与‘现代的自我’分离，而童年被想象为真正拥有自我的一段黄金时光。因此，不论女性是否曾经真正地拥有快乐的童年，童年总是被建构成远离成人社会的‘乌托邦’，属于‘过去自我’的天堂。童年的失落和匮乏，成为女性自传中的‘恋物癖’，惟有不断地以文字和意象去捕捉童年自我的影像，才可以抚平对童年的依恋”〔1〕。苏雪林的童年是一很好的体现，她像男孩子一样淘气好动，讨厌憎恨祖母，和父亲关系淡漠，惟一的温暖来自任劳任怨、和顺持家的母亲。此种关系形成了她一种特殊的情结，成为她以后行事的一种无意识的根由。如她在自传中所言，她在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时候，很羡慕班中同学庐隐的大胆热烈、潇洒，她则看起来涩讷、羞怯，实际上，她已将自己骨子里的野性转换成其乐融融、其趣无穷的童年记忆寄放在内心，因为她的野性的任意行为会带给亲人以伤害，所以她必须压抑，或者转向其他方面使之可以舒展，同时，她所圈起的那块不被侵扰的角落成为她的慰藉。如她所说，“……我便陶醉于如诗如梦的桃色云雾里，觉得很可满足，即不愉快的婚姻对我也就没甚痛苦”〔2〕。这静态的图像于她心目可见，但在人生的更多事件和选择面前，她压抑的野性会迸发出来，以一种挑剔、不满和攻击性施于旁人。
苏雪林在鲁迅死后就开始了骂鲁，很少学理上的分析，而完全秉持一种修辞上的暴力和意气的讨伐，将骂人的艺术发挥到极致。与此同时，她极为依仗胡适，在一些文章中将其树为楷模，并在自传中表露出一丝脉脉情愫。这其间的差别，撇开因人而异，更大程度上与她背向前者，仰望后者，故作惊人语、思维好走极端有关。苏雪林在鲁、胡之两端，极尽其情绪化的表演，失却了学人的公正。
苏雪林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1928年在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上。本来苏雪林是带着热情和崇拜而来的，但是却受到了鲁迅的冷遇，据她的自传回忆说，鲁迅的态度非常冷淡，甚至是傲慢。在这种受挫心理的支配下，人之常情是给自己寻找一个原因，并且大多数情况是错不在我，而是在于对方吹毛求疵。在石楠的传记中，苏雪林找到了这样的理由：可能是由于她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文章，而鲁迅有点恨屋及乌，所以，就连带对她一起讨厌起来了。此语对苏雪林来说也是猜测，我们更不能多言。苏雪林和鲁迅的一次很鲜明的冲突还发生在女师大杨荫榆的事件上。鲁迅支持学生运动，对他的学生刘和珍等人在此风波中的牺牲极为悲痛；而从苏雪林的自传中，可以看出她对杨荫榆是非常尊敬的。他们各有立场，但在苏雪林看来，鲁迅如此反应在于他因这事丢官去职而心存不满。
是非不能臆度，但另有一事可以对苏之性格做一参考。在苏雪林的自传中，她写下了对留法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的忏悔。那是留学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时候，他们以吴稚晖在经济上实行不平等待遇而对其进行责难、捉弄和攻击，实际上，这并不是他们的误会，而是他们自己背信弃义，违反了最初的协议。尽管吴稚晖一直为他们操心费力，但还是被驱离了学校。在这一事件中，苏雪林也加入其中，展现了一次可畏的青年暴力。苏雪林在自传中进行了反思：“我们竟以自己一念之私当作热烈悲壮争公理的举动自鸣得意。我那时只觉得我们是百分之百的有理，并不以自己食言背信为耻。当时不肯签名闹事者，则视之异类，为寇仇，不以人齿。这才知青年的正义感和奋斗的热忱是可以误用的，自由权利滥用，也是非常危险的。”〔3〕可见，当局者迷，误会或错误的知晓大多存身于对事件的回溯中。那么，这两件事能否作为苏雪林骂鲁的铺垫呢？
“但胡先生之逝，举国同声悲悼，无论识与不识，莫不伤痛，这种情感，出于自然，谁也没有勉强他们，我以为这便可以证明胡先生的伟大。”〔4〕苏雪林在她的自传里如是说。但是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对广大文艺界和知识界对鲁迅的热爱和悲痛却感到愤怒，她在朋友面前说：“这悲声，这震撼，就像天外忽然飞来一颗行星，撞碎了我们的月亮，又好像太平洋一夜间突然干涸见了底那样惊慌不已了吆。”〔5〕为什么如此类似的情形就不能证明鲁迅的伟大了呢？苏雪林对这两者不同的态度是否反应了某种无意识的东西？
按照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男孩和女孩在俄狄浦斯阶段前期对母亲都有一种眷恋和占为己有的欲望。但随着父亲角色的介入，男孩会压抑下自己的欲望，认同父亲所代表的符号秩序，女孩一般也会倾向于父亲一边，或者把兴趣投向与父亲一样的男子，也就是形成她们对异性的爱恋。对苏雪林来说，在父亲膝下承欢的记忆几乎没有，如她所说，甚至一听到父亲的声音，就会躲藏起来。她父亲不近人情的形象，首先割断了她向这个父亲秩序的靠拢，其次使她对这个秩序的冷漠、灰暗、堕落、萎靡产生畏惧和反感。
而鲁迅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父亲，他在文学界和青年群体之间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在此前，苏雪林是想把鲁迅当作一位父亲来尊重的，但没有想到受到了后者的冷遇，只好将此事压抑下来，但不平之心总是潜伏的。尽管她在1934年写的《〈阿Ｑ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中对鲁迅的作品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鲁迅凭借《呐喊》和《彷徨》就可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性的地位，他的《阿Ｑ正传》写出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苏雪林并对其进行了引申性的阐发。但她后来也说，当她年纪更大一些的时候，对阿Ｑ的认识却“甚以为悔”，认为鲁迅眼中只有猥琐的人格，而没有注意到历史中不乏气质昂藏者。苏雪林本来已经将骨子里的野性贯注到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也就是她高要求的在别处的生活，但是却没有得到鲁迅这位文坛泰斗的认可，向父亲秩序的靠拢再次遭受挫折。所以，在苏雪林致蔡元培不要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的信中，她主要攻击鲁迅蛊惑青年、拉帮结网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她就是作为一个青年而隔离于其外的。
另外，鲁迅受尼采影响颇深，所以，他的言行体现出一种不息的强力意志，为了和黑暗社会彻底决裂，为了喊醒铁屋子里人，他掷出了匕首和投枪，尖刻、无情。连鲁迅自己也说他自己身上充满了鬼气和毒气，为了促成新生，他宁愿背上毁灭的恶名，他要把一切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这些无价值的东西在苏雪林那里是生活的实在界，是她的一生都刻意回避的东西。在她的作品中也有对悲惨人间的描写，她总是坚持视线所及的原则，就像她对郁达夫、沈从文的作品不予信任一样。正因为是视线所及总在父亲秩序之外，所以她的结论也就止于其外，止于一种道德的观感。因而，在她致蔡元培的信中，她纠缠于鲁迅腰缠累累，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在对郁达夫的评论中，嘲讽他一边哭穷，一边留恋风月，最后还滑稽的把个人性压抑冠以祖国贫穷的理由。她抨击沈从文、张资平等人传播堕落的浪漫，将文学为人生的大用进行了扭曲，以淫靡、浮滥的描写腐蚀青年的心灵，使他们终日缠绵歌哭，忘却国事和社会。实际上，她不知，事实已是如此，此时道德的呼吁远不如寻找何以至此的原因更为重要。正是由于这样执著，她做出了道德的表率，她在抗战的时候将自己的五十两黄金捐献了出来。她的生活是极为俭朴的，从抗战时期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后来和她的姐姐相依为命的拮据，她都没有吐露怨言。同时，她对鲁迅的攻击就始终处于道德的层面上，借助于修辞的力量，在漂浮的能指下面什么都没有触及，正如胡适对她提出的批评所言，“我同情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邪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6〕。
总之，她小时候野丫头的疯闹记忆构成了她和父亲秩序之间接触的原型，从她对上述以鲁迅为首的诸位作家的抨击可以看出她童年的野性未驯的另一种形式的显露。与此同时，由于向父亲靠拢的受阻，她持续了对母亲的依恋。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每个人，只要不是白痴或怪物，都会有爱情存在和爱情寄托的对象，“小孩爱情的对象是父母，少年爱情的对象是情人，中年爱情的对象是儿女或者是学问和事业”〔7〕，而她“爱情的对象除了母亲，也更无第二个了”〔8〕。母亲的呵护和美德被她作为了父亲秩序的替代，所以，她可以对有名无实的婚姻和不解风情的丈夫淡然处之，并和姐姐保持了亲密的关系。
同样，她对胡适的好感就可以理解了。苏雪林在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时候，胡适给她们上过课，他上课的风采深深吸引了她，偶尔的几次见面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苏雪林在她的自传中多次写到她在胡适面前的一种莫名的感觉：在胡适招呼她共享茶点的时候，她竟然羞怯地走掉了；在胡适家的客厅里对坐的时候，她竟然觉得有种受宠若惊、亦幻亦真的恍惚；她是一个感情比较麻木的人，但在胡适逝世后，她竟然悲痛至极，连自己都不能理解那种奇异的经验……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竟能感到一种甜甜的爱情的味道。尽管苏雪林不咸不淡地维持着和张宝龄的婚姻，实际上，她已经将爱情的重心转移，转换成一种柏拉图的爱恋。胡适的宽容和鲁迅的傲慢形成强烈对比，她在胡适那里看到了自己的镜像版。在他那里，她发现了自己的女性性质的一面，一个还可以做梦的正常女性。她接受了已经将野性压抑起来的现在的形象，并对胡适进行了误认，将其误认为父亲之外的另一个男性形象，这种误认使她对胡适充满了感激和仰慕。在自传中，她说她自己会美化自己，连带美化他人，因为她实在太自爱了，患了一种自恋癖，所以，此时的胡适是被美化了的胡适。但是当胡适对她抨击鲁迅的过激提出批评的时候，她的误认被惊醒：胡适的平和稳健与她骨子里的野性不和，于是，她没有接受胡适的批评，并照例将致蔡元培的信发表了出来。
苏雪林作为一位女性知识分子，有着隐秘的不可测度的内在世界。从她一生的行为踪迹来看，她既有爱的方向和举动，又持一股好斗争胜的劲头，表现为一种异类性情，所谓“另类才女”，也只是一种说法罢了。对于苏雪林这样传奇式的人物，哪一种读法，都当不得真的。
注释：
〔1〕吴雅文：《旧社会中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内在的超越与困境》，《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总第26期），第92页。
〔2〕〔3〕〔4〕〔7〕〔8〕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52、318、204、205页。
〔5〕〔6〕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182页。
还有吴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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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有一册书闹得沸沸扬扬，它就是章衣萍这位“爱神”的书信体《情书一束》，那书真叫火爆，与张竞生的《性史》、胡仲持翻译过来的司托泼夫人的《结婚的爱》可作“等量齐观”。所以当时就有人说：这三本书“并不是在宣淫，并不是在奖励淫行为，《情书一束》是描写有一等青年男女所抱的人生观是那样的一种态度，《性史》在讲求要用怎样的科学和艺术方法来完成人类的性交的欲求，《结婚的爱》是要使人类用极精美而且适当的科学方法去处理他们的交媾和节欲。它们三者所共通的一点是要人们了解这两足动物的真实生活和改良人类”（郑宾于《论“淫书”》）。《情书一束》是章衣萍写的，用的素材是他和他的恋人吴曙天以及“三角关系”中谢启瑞的事迹，严格地说，这是一本三人的习作。
“一等青年男女所抱的人生观”，这是在特定的“语境”中的。曹聚仁先生是此故事的旁观者，曹聚仁先生与章、谢稔熟，他的传世之作《我与我的世界》中有一篇写道：“五四”胡适出山后，文坛又涌出的三个安徽青年章衣萍、汪静之、章铁民，《情书一束》、《蕙的风》等等是他们的成名作，也是震撼壁垒森严的封建意识形态的几束炸弹。不过，他们反封建，用力稍大，情急逾度，产生过那句有名一时、被鲁迅讥作“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教授杂咏四首》）的“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的典故。而谢启瑞呢，是曹的同乡朋友，曾是南京美专学生，与吴女士相识，坠入爱河，但吴又有章氏所追求，吴说：“我现在只希望上帝把我这孤苦柔弱的身体，分配得均匀些，分给我的两个情人，你们每人管领我的一半吧！”于是，“她把一半带到北京去分给了章衣萍，他就用了叶天底写给曙天的情书，连着他自己的部分，编写那部有名的《情书一束》”，这叶天底，就是谢启瑞的真名。后来，北京的一对比翼双飞，谢做了牺牲，接下来是一段泣人泪下的故事：曹聚仁的友人曾问谢对《情书一束》的感想，在著名的苏州乐益女中一边教书一边从事革命的谢说：“现在当然是已经结束了，此后只有献身于革命工作了。”当曹先生1928年初春看到报纸上的消息（曹误忆为1927年秋）：“浙江暴动总司令叶天底，已于今晨午前四时在陆军监狱枪决”，他万分悲恸。
说清楚了《情书一束》的来历，再来说说主人公吴曙天。
吴曙天是山西翼城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继石评梅之后不多的几个山西女文学家之一。
吴曙天原名冕藻，她的身世真算凄楚。她是祖父（曾任甘肃道尹）随口将她与人婚配，她丈夫（夫家是颇有家产的宁波的“任百万”）偏是个吸毒狂。吴后来逃婚到了南京，不料又雪上加霜，染上了肺结核。她挣扎着求学，又亟亟寻觅着职业，也就在这时，相识了章、谢两位不甘为社会吞吃的男子，不久便有了“三角恋”的漩涡，一纸“洛阳纸贵”的《情书一束》就是个中情节的描摹，那“桃色的衣裳”就是吴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