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6-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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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睹种种惨烈，自身也历经波折后，没有愤激和冷嘲，笔端反而变得温润和淡定，并且尽量在小说中展现善良的人性，呈现出刘心武先生描述的“淡淡的哀愁”，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刘心武说，“淡淡的哀愁之类的情愫是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人性深处都有的，只不过在所有的人里面，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人士最容易自觉地将其释放出来”（见《书屋》2004年第11期）。可是像沈从文这样军阀部队出身的“乡下人”，竟也有这样持续不断的哀愁，我觉得一是的确说明人人内心都有，二是说明沈从文正是在看过了太多残酷之后反过来追求柔美，这里含有中国文化特有的通透和在超越之后的对立统一。
沈从文说，对杀人的记忆让他终生痛恨对权力的滥用。尽管他的小说中大多不涉及政治，他对军阀政治的厌恶和谴责是明显的。其实，政治的本质无非也就是权力，而权力不被滥用的又有几何，沈从文的记忆一定也使他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总体的怀疑和疏离，但决不乏非常清醒的思考。因为《边城》的和谐和恬淡“代表”了沈从文的风格，人们或许误把他也当成全然陶醉于乡土山水人情的陶渊明了。沈从文性格中湘西军人的锐气和野性，思想中深刻的批判性似乎不太为人们注意。事实上，沈从文并不是如鲁迅所说的一些人那样，非要“从奴隶的生活里寻出美来”，也不是“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昆明，沈从文专门撰文反驳战国策派人物陈诠鼓吹的“英雄崇拜”，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一文中，沈从文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上升到了对正在面临灭亡的危险的中华民族命运思考：
但这个民族，在这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纯朴的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
而在随笔《中国人的病》中，沈从文直截了当地剖析过旧时代中国社会混乱的根源，表明他完全没有回避人们过着“奴隶的生活”的现实：
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
沈从文自己承认，他是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怀着改造国民性的使命，受进步刊物和新文学引导追求文学的。这一代人纵使有局限和偏激之处，但始终关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人如何成为健康、正常的个体的人，又既而如何成为既有义务又有权利的真正意义上的国民。道德主义总是不免要逼着无权的人们去尊孔读经，去学这学那，但国民的权利问题，是泛道德主义者回答不了的。而沈从文说得再明白不过，重要的不是谁比谁缺少了道德，而是缺少权利。对于没有独立性的“臣仆”们来说，圣人的教训是束缚不住人的，一到乱世，其道德会“自然堕落”。在追求“道德”以外的健全人性这一点上，沈从文与鲁迅是相通的。我一直以为，《故乡》中童年的闰土、水生和宏儿，《社戏》中的十多个少年，算是鲁迅笔下少有的受到赞美和肯定的形象，细想起来，会发现他们与翠翠、天保们非常类似，两位文学家恰好都把健康自然的人性寄予在没有受过太多教化和扭曲的孩子身上，这实在是成人的悲哀。当中年闰土恭敬地喊出那一声“老爷”的时候，应该是懂了四维中为首的“礼”吧，可“我”的反应却是“打了一个寒噤”，感到了“可悲的厚障壁”！
但人们并不太容易把上面这样直率深刻的评论文字和心目中的沈从文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沈从文终究没有像其他多数作家一样，把自己关于民族性和阶级问题的政治意识直接放到小说中。他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了小说艺术世界的独立性，让小说只成为供奉人性的“希腊神庙”。可以说，沈从文一生就是在目睹了中国社会的种种盲目和非理性之后，追求一种不受潮流操纵的独立性和理性精神的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沈从文先生访问美国时在圣若望大学的演讲结束的时候，特意强调说他“不懂政治”，但对于古代服饰研究中涉及政治等级的部分，还是“不能不懂一点”。他补充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调侃：幸好只懂得一点点，要是懂得稍多，也许就不会到这里来谈话了。我倒觉得，这句“本人不懂××”的声明与“此地无××”差不多，本身就证明他是极懂政治的。极懂政治的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职业政治家，一种是远离政治去追求更为恒久的东西，也才得保全。那些不幸中途消逝掉的人中，有的倒可能真是属于看似懂得不少其实半通不通的一类呢。这句话也暗示了部分中国文人在现实中与政治和权力的一种未必合乎理想、定义或什么主义，但又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关系，这就是：随遇而安，但尽量不随波逐流，适应的同时在内心保持独立。我甚至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比外在的激烈姿态更为有效和长久。有时，对于不少以为自己成了斗士的人，可以引用沈从文在北大亲耳听到辜鸿铭说过且终身难忘的话，“不要笑，头上的辫子剪掉很容易，但精神上的辫子要去掉很不容易”。
在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沈从文曾经这样论述过艺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一个伟大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世界，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随时变动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异或游离，都极其自然。
沈从文先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文艺观已经彻悟到这样的境界：他明白政治，正如他明白其他的人世种种。相对于他作为大艺术家的心来说，政治原本就是形而下，不难明白的，所以他的艺术世界，乃至他的人生，才更加注意与政治，确切地说是政治风潮，保持距离，以便“游离”出去，超越政治不可避免地带有的时代局限，“随时变动”的不确定性以及“偏见和成见”。当然，手和心能够游离出去，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有人依靠宗教，有人依靠谑浪和游世精神，于沈从文来说，可能正是他自二十世纪初年累积起来的对于死亡的记忆，重要的是他所有关于生、死、暴力，人的宿命的独特体验和不断追问让他的性情变得沉静而不亢奋，变得“从容”，让他的精神境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超越政治而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以寻求最本质的东西，在纷乱的世界中尽可能摆脱外在力量而实现自我的独立。
我想起几年前读到过费孝通回忆潘光旦的一段文字，说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有个“己”字，这个“推己及人”的“己”字“很厉害”。这个“己”当然不是只顾自己的己，而是内心的自尊、独立和对自己的原则、初衷、信仰的忠诚，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他人的尊重。沈从文这个倔强的“乡下人”算是做到了心中始终有个清醒的“己”，尽管也经历了误解和磨难。可是以此来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的波折和迷失，只能让人感叹“己”之难得，而费孝通面对“那一代”人发出这样的感慨，自然也不是无的放矢的。
间世异人资耀华
——兼贺《书屋》创刊十周年
？ 张远山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老子》十四章〔1〕
我对自己的文字嗅觉向来自信，瞄两眼就决定一本书该立刻放下还是潜心读完。这一本很特别，瞄了两眼已打算放下，但不知何故，我却翻到其中一章读起来。读完一章又打算放下了，但不知何故，我竟强迫自己硬着头皮从头读起。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文字嗅觉不断阻止我读完它，但非关文字的直觉却引导我欲罢不能。鬼使神差地读完全书，我目瞪口呆。
资耀华先生是难以概括的人。读其完成于1990年的自传《世纪足音——凡人小事八十年》时〔2〕，我的脑中不断跳出习见的各种人格类型，但是无一合适，只能承认技穷，敬服资公为“异人”〔3〕。
一、不幸之幸，吉人天相
资公1900年生于湖南耒阳。1916年小学毕业后赴东京，报考日本人返还部分庚子赔款招收的官费留学生。考场不在中国而设于日本，是因为日本人不相信中国官僚，怕他们徇私舞弊。在七百多名中国报考者中，资公成了四十八个考取者之一，于是去东京的湖南省留学生监督处报到。学生监督是湖南人田汉（1898—1968），早已耳闻资公是最年轻的考生，所以对其他报到者一一登记了事，留下他最后登记，并催促他搬到隔壁，以便就近照应。
1918年10月的一天，资公感染了肆虐日本的西伯利亚流行感冒，突然病倒在床不省人事。当晚田汉迟迟不见他回来，急得破门而入，把昏迷不醒的资公送入医院。医生说，若再迟两小时，就来不及抢救了。
资公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事后追忆，我曾有五个假设：假设田汉不是学生监督；假设我没有遇到田汉；假设田汉当时未管我搬家的事；假设不是搬在田汉的隔壁住；假设田汉那天晚间没来看我，而是第二天早晨来看我。这五个假设之中，只要有一个是真的话，我这条小命，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客死异乡而埋骨东瀛了。”
其实这五个假设都不成立。我不是说历史不可假设，而是说由于资公的特异，他命中注定会逢凶化吉，九死一生而履险如夷。正是由于特异，资公每有困厄必有贵人相助〔4〕。但助他脱厄的贵人远没有他特异，无一能够自脱己厄〔5〕。
资公在日本遇到的另一位湖南同乡是李达（1890—1966）〔6〕。无所不知的李达，巨细无遗地为他设计了一条理想进路：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拜著名左派经济学教授河上肇（1879—1946）为师。资公说：“李达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胜读十年书’，事实上我以后的学习经历也就是按照他指示的道路进行的。”这句话看似轻易，其实隐含着惊人的毅力和才华。有几个人能够择善而从地设计理想，并任重道远地抵达理想呢？对大多数人而言，抵达之地与理想目标总会发生偏离，但对资公而言，抵达之地与理想目标不会发生偏离。无论环境有多糟，干扰有多大，他总能挥洒自如地抵达至高境界。
1920年，资公回国度假，在西湖岸边独自吹箫，吸引了湖中游船上的一家子〔7〕。携小辈租船游湖的女主人，令长婿上岸致意。接谈之下，始知是京都帝国大学同校不同系的同学。十年后的1930年，资公成了女主人的次婿。资公夫人童益君同样令人钦敬，是一位品行高洁、人格完美的杰出女性。
二、见机之先，算无遗策
留日十年以后，1926年资公毕业。作为官费留学生，他必须去北京教育部报到，归国前向师长一一辞行。一位日本教授对他说：“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过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才，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8〕内藤湖南（1866—1934）托资公带一封信给其湖南老友，做过内阁总理、财政总长的熊希龄（1870—1937）。
资公在北京的两所大学短暂执教后，熊希龄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前秘书、《银行月刊》李编辑，于是他开始为《银行月刊》撰稿。熊希龄又把资公推荐给自己做财政总长时曾任泉币司司长的汇业银行北京分行李经理，资公从此进入金融界。有趣的是，熊希龄派李编辑说项，欲把甥女嫁给他。李经理也派部下作伐，欲把胞妹嫁给他。足见资公玉树临风之卓异神采，然而早已有了意中人的资公均一口回绝。
尽管不识抬举，资公还是凭着惊世才华，于1928年初春被调入汇业银行天津总行，并受命筹建奉天分行。然而资公迅即作出判断：经营不善的汇业银行难以维持到年底。正在此时，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1881—1976）因激赏资公发表在《银行月刊》上的文章，委托湖南人唐有壬（1893—1935）找到了他〔9〕。1928年8月，资公果断离开汇业银行，加盟上海银行〔10〕。从此以后，陈光甫对雄才大略的资公言听计从，上海银行也因此不断发展壮大。果然不出资公所料，汇业银行在1928年底前宣告停业。这不过是其超常预见力的牛刀小试，此后还将屡试不爽，而且平生决策无一失误〔11〕。
除了东北和四川两大区域，上海银行当时已在全国各大商埠开设了分行。1930年，陈光甫派资公去东北考察开设分行的可能性。尽管东北的银行同业热烈相邀，但资公的考察结论是：“东北三省已经成了一个大脓疱，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疱穿了再看。”次年果然发生了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资公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终于没有匆忙进入东北，这亦是大不幸中之小幸。”
随后陈光甫又派资公入川考察开设分行的可能性。这次资公听到了两种意见：船王卢作孚（1893—1952）力陈上海银行入川之利，银行同业痛陈上海银行入川之危。资公考察后力主入川，并提出具体方略。上海银行很快就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开设了分行。资公说：“这些分行的设立，其实具有战略意义。后来抗日战争爆发，重庆成了陪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有这些分行，很方便地将上海总管理处迁入四川，得益匪浅，此又是一个不幸中之小幸。”
资公屡屡言及“不幸之幸”，不自矜其能，不自伐其功，不以算无遗策自炫，极具为而不恃、功成不居的大宗师风范〔12〕。
三、外圆内方，狷介不苟
1931年1月26日夜间，日本记者高桥赶到闸北资寓，告知战事在即，敦促资公尽快搬进租界。资公全家于当晚入住英租界的亲戚家。仅隔一天，“一·二八”上海战役爆发，闸北江湾一带成了十九路军抵抗日军的主战场〔13〕。
1933年，资公被上海银行派往美国进修。先到旧金山，一位曾受聘上海银行的美国专家驾车带资公观光。“有一次在高速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