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6-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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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可叹者，由于不愿让人知道自己的超逸绝尘，资公这样的间世异人大多喜欢被褐怀玉，轻易不肯留下雪泥鸿爪，连窥破“文字障”的机会也不给世人。资公的不欲人知、不求人解，甚至达到了对至爱的妻女也不愿多讲的彻底程度〔40〕。若非被有关方面列为“抢救史料对象”，资公必定会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成为又一个“太上，不知有之”的遗世独立者〔41〕。感谢为保存史料而“强迫”资公撰写自传的人们，是他们无意中抉发和彰显了使中华民族成其伟大的伟岸人格〔42〕。
1996年1月23日，在夫人童益君辞世半年之后，与世纪同龄且几乎陪着二十世纪跑完全程的资公仙逝于北京。倘若由我为波诡云谲的二十世纪中国选择一位象征性人物，资公不作第二人想。不仅因为我从这部资公遗著中，听到了中国在整个二十世纪走向复兴的沉重脚步，一如其朴实而准确的书名——《世纪足音》。尤其是因为，资公一生打过交道的众多风云人物，或为头面人物，或为耳目人物，或为心腹人物，但无一可称脊梁人物。资公既非头面，亦非耳目，更不是心腹，而是脊梁。正是资公这样无数不为人知的间世异人，组成了支撑中华民族挺立于天地之间的脊梁。
巍巍资公，耀我华夏。衡岳山高，湘江水长。
注释：
〔1〕本文多及湘人。湘人者，楚人也。自古惟楚有材，至今湘人多杰。因老聃亦为楚人，故注中广引《老子》（尽去书名，仅标章次），以与正文复调映射。注文为本文不可或缺之有机组成，并行观览者必得相互发明之意趣。
〔2〕《世纪足音——凡人小事八十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4月版。
〔3〕二十章：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4〕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5〕1968年，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湘人田汉被迫害致死。
〔6〕1966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会首任会长的湘人李达被迫害致死。
〔7〕资公多才多艺。除了品箫吹笛，还会胡琴、小提琴、曼陀铃等。也学过昆曲，与京剧大师程砚秋（1904—1958）惺惺相惜。
〔8〕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彭玉麟（1816—1890）、胡林翼（1812—1861），为缔造“同治中兴”的晚清湘中四杰。
〔9〕1935年，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湘人唐有壬遇刺身亡。
〔10〕六十四章：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11〕二十七章：善数不用筹策。三十八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四十七章：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12〕二章：功成而弗居。三十四章：功成而不有。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二十二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七十二章：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
〔13〕五十章：出生入死。盖闻善摄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
〔14〕三十六章：柔弱胜刚强。七十八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
〔15〕1948年，曾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的湘人周佛海以汉奸罪瘐死于南京狱中。
〔16〕六十三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17〕下文材料多据《世纪足音》一书附录的资公三女资中筠、资华筠、资民筠回忆。
〔18〕1968年11月12日，曾任国家主席的湘人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19〕1967年，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时任中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任的南汉宸在遭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
〔20〕五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四十一章：大音希声。
〔21〕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二十六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22〕朱镕基（1928— ），亦湘人也。
〔23〕五十一章：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24〕一章：名可名，非常名。四十一章：道隐无名。
〔25〕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三十二章：知止所以不殆。四十四章：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26〕六十四章：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27〕二十七章：善言无瑕谪。
〔28〕五十八章：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29〕十五章：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十六章：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30〕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五十六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31〕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32〕二十章：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三十一章：恬淡为上。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33〕参见拙著《寓言的密码》第三章。
〔34〕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
〔35〕沈从文（1902—1988），亦湘人也。
〔36〕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37〕二十七章：善行无辙迹。三十九章：致誉无誉，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四十一章：大象无形。
〔38〕八章：上善若水。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39〕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40〕七十章：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41〕十七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因字坏缺笔，通行本讹为“下知有之”。）
〔42〕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七十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丁玲与周扬
？ 秦林芳
建国后，“文艺界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果说周扬是一把手，丁玲可以说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级别是七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1〕。丁玲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曾获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且曾担任过《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实职，在周扬看来，丁玲有“一派”。再加上三四十年代的恩恩怨怨，于是，周扬便将斗争矛头指向丁玲，以达到排斥异己、扩大阵地、巩固自己在文艺界领导地位的目的，所以，“把丁玲打成反党集团是周扬的责任”〔2〕。郭小川在1967年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也可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
那时，文化部不太听周扬的，管事的副部长钱俊瑞是闹独立性的……原来文化部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1954年或1955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其他协会归文化部管。
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1955年底，康濯写了—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有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
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玲是杀鸡给猴看，把作协的阵地抓到手上来。〔3〕
夏衍说过：“十七年中，如果不是周扬同志领导文艺界工作，而是什么李扬、王扬……恐怕挨整的人会更多。”〔4〕话虽这么说，但如果不是周扬具体策划、组织的话，胡风、丁玲、冯雪峰等未必一定成为被攻击的首选人物。丁玲的挨整，与周扬有着直接的关联。
周扬与丁玲本是在“左联”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丁玲1933年5月被捕之后，正是由周扬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一职。1936年11月，丁玲出狱后先期到达陕北；半年多以后的1937年8月，周扬也去了延安。
据黎辛回忆，在延安时期，丁玲对周扬印象就不好。1942年春的一天，黎辛去丁玲处送稿、取稿，遇到欧阳山在那里聊天。那时，周扬在窑洞外喊“丁玲同志”，欧阳山问谁来了，丁玲答曰：“会演戏的。”这种看法较早见诸文字的，则是在丁玲的日记和书信中。
1948年7月5日，为了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辗转来到山东胶东地区，在那里，“胡考和雪苇都问到周部长，问是否作风有改变，我无法答复，只说了些他的长处。每当这种时候，就使我为难，我得违心的说话”〔5〕。
在出发以前，周扬曾挽留她“搞文艺工作委员会，意思是诚恳的，他说我走了就没有人搞，无人可搞”〔6〕。10月，辗转来到哈尔滨的丁玲却致函陈明，希望他来东北，原因之一是，“我实在不愿回去和那个人（指周扬——引者）在一起”〔7〕。
丁玲对周扬不满，从可考的资料来看，其原因当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延安时期关于“暴露”与“歌颂”之争。1941年，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提出“然而太阳也有黑点”，意在要求文艺家对生活不要求全责备。“文抗”的舒群、萧军等五人联名，写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若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恨，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据说，丁玲也参加了与这五人的讨论，最后文章发表时才划去了名字。
二是后来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态度。丁玲在1948年6月14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周扬挽留我搞文艺工委会，甚诚。但当我说到我的小说已突击完工时，他不置一词。我知道他的确是愿我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他知道我这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老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但他对我之写作是有意的表示着冷淡。”〔8〕
丁玲写完书稿后复写了两份，将一份先交给周扬看，周扬压了几个月未作表态。后来丁玲在胡乔木的支持下，将书稿带到东北，于1948年9月由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初版。在出版半年后，当时住在沈阳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的丁玲，在去大和旅馆看望代表党中央专程来沈阳迎接著名民主人士去北平的林伯渠时，从林伯渠处，丁玲还得知这样一条消息，丁玲记述道，林“告诉我，江青一看见他就告诉他我这本书很好，周扬压住不印”〔9〕。
按说，在正常的情况下，文艺观点的讨论甚至争论，本也不该影响到当事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而周扬对丁玲书稿的态度，其实同样也只是“果”而不是“因”。丁玲和周扬相互不满的真正原因，实际上还在左翼文学内部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它与1935至1936年“两个口号”的论争有着直接的关联。那一场论争爆发时，丁玲尚被软禁在南京，自然没有卷入。但是，作为自认喝过鲁迅乳汁的鲁迅的崇拜者，作为冯雪峰心心相印的知音，作为胡风的友人，丁玲连带着对周扬有了隔阂，而周扬连带着对丁玲也有所戒备，对于有着浓重的血缘宗派传统的中国文坛来说，本也在情理之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开始之后，丁玲迅速联想到“一整胡风，我就预感到有人不会放过我的”〔10〕。这种不祥之兆的产生，正是源于对文坛内部宗派因素的体认，而事后发生的一切，却无情地证明了丁玲预感的正确和中国文坛宗派主义的存在。
对于丁玲1955年以后开始的长达二十余年的悲剧命运，周扬作为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领导者、执行者，是难逃其咎的。“文革”爆发以后，周扬也遭到了厄运。“文革”噩梦结束后，丁玲对周扬多有期待。1978年10月，尚在山西农村的丁玲派女儿去见周扬。但周扬却说，丁玲“四十年的表现，可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这使丁玲痛感“周仍坚持错误，对我毫不放松”，并发出了“此等人为什么要去见他！”〔11〕的感慨。
果然，1978年12月，陈明赴京向党中央和有关组织呈递丁玲的申诉材料，要求给“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平反时，丁玲特地在给他的信中说：“勿须去看‘周伯伯’，要祖慧不要再找他。”〔12〕在写那封信的两天后，曾是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的女作家刘真来访，谈到谷屿等被划为右派后的凄惨境遇，丁玲“心中实在难安。那些两面手，心毒手狠，害了多少人，把一群曾经受过党多年教育，有才华的年轻人都毁了！现在好不容易留得一条命，但也同我一样，大好的时光都在折磨中消蚀了。使党的文艺工作伤了元气，受了大损失！这群人到现在还继续为恶，我真心痛！”〔13〕这里她所说的那些心毒手狠害过许多人而现在还继续为恶的“两面手”，显然应该包括周扬在内，甚至可以说主要是针对周扬的。
1979年初，丁玲回到北京后，在日记中仍然多次表现出对周扬的不满和反感，态度相当激烈。1月26日晚，丁玲写道，在“电视中见到周，依然仰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谣传将出任部长”〔14〕。2月27日，“读着周的大文，仍然是空话大道理连篇”〔15〕。
但是，两个多月后的5月9日下午，作为受害者的丁玲却出乎他人意料地去拜访了曾经作为施害者的周扬。据甘露回忆，那天上午，她接到陈明电话，说丁玲有十几年没有和周扬见面了，想到北京医院去看看他，并邀甘露一并前往。下午三点，他们一行三人到了二楼周扬住的病房。门开着，周扬和夫人苏灵扬看到三位来客，走过来招呼他们进屋坐下。丁玲说，前几天听说你住院，并且一两天内要去日本，所以特来看望。接着，她又问了周扬的病情，表示慰问。
周扬说，这次住院没什么大病，是来检查身体的。访问日本的事，已经确定了时间，不能不去。接着，他谈起自己在“文革”中被迫害的遭遇：造反派把他打成假党员，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又说，夏衍的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