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6-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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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夏衍的腿也被造反派打坏了，现在也在这个医院里治病，建议她顺便去看看。丁玲与周扬谈了大约半个小时，就起身告辞了，周扬一直把他们送出走廊。丁玲到楼下去看夏衍，见他那儿人很多，只打了个招呼，互相握手问候一下，就告辞了，主人也没有挽留〔16〕。
甘露陪丁玲去看周扬前后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在接到陈明电话后，她想，长期受磨难的丁玲能够不计个人恩怨，在自己宿疾缠身的情况下，主动去医院看望周扬，确为难得。这应该成为文艺界老一代领导之间加强团结的一个新起点，她为此感到很高兴。她本来以为自己能够分享他们劫后余生、久别重逢的喜悦，但是在这半个小时里，她却没有感受到喜悦的气氛，而只感到惘然。
丁玲主动去看望周扬，这一大度的举动中所包含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外人是很难窥其堂奥的。不过，这大概与周扬此时对自己以往做法的反省、忏悔有关。1979年3月，在《文艺报》座谈会上，周扬“讲到那场反右斗争他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地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过程。他讲得诚恳而沉痛，流着眼泪向受害的同志道歉”〔17〕。也许丁玲以为他真的痛改前非了，因而想借这个机会去亲耳听听他的道歉，去听听他亲口告诉她，五十年代的事他做错了。只要这样，她和周扬在度尽劫波以后，也就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但是，丁玲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
作为受害者而主动去向周扬示好，这对要强、好胜的丁玲来说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的，而周扬却没有向她做出相应的反应，这就不能不使她感到失望和憋屈。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夕的一天下午，周扬曾经到过丁玲家中，向陈明解释为什么没有让他当文代会代表。那天，丁玲不在家。事后，她激动地对友人说：“他不是来看我的。要是来看我，事前打个电话，我就会在家里迎候他。打电话是举手之劳，又不要他自己动手，有秘书嘛。他是专来向陈明作解释的。说不定知道我去政协开会了才来呢……”〔18〕至于周扬是不是借向陈明解释之由来看她，或者为了向陈明解释而顺便来看她，或者如丁玲所说根本不想见到她，因为周扬已故，这些都确实不好坐实了。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丁玲充满“恶意”的揣摩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她对周扬反感的加剧，这从反面使她进一步激发化了宿怨。
带着这种心理，在同年11月8日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在事先没有安排的情况下，丁玲作了一个即席发言，后以《讲一点心里话》为题，发表在当年《红旗》第12期上。在这个发言中，丁玲当着在场的周扬，树起了“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的大旗，并且相当深刻地指出：“有了权再搞宗派这就可怕了，到这个时候，就不是什么文艺见解的问题了。不是这个了，而是要在这里面争权。”
对于熟悉中国当代文坛掌故的在场作家来说，谁都能领悟出她这些话的所指，这话说得很解恨，但也合理。在发言的最后，她还驳斥了《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一文中周扬所说的延安有“鲁艺”与“文抗”两派的观点，与周扬公开唱起了对台戏。丁玲为了与周扬叫板，开始有意置某些基本的事实于不顾，其中所贯穿的是类似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反驳式思路。这就透露出了一个相当严重甚至相当危险的信号：她对周扬的反击已经开始变为情绪化的对着干。
周扬晚年多次坦白地解剖自己，多次向包括冯雪峰、胡风等在内的受害者道歉，但对受害很深的丁玲却没有表示过歉意。非但如此，他还在丁玲平反问题上频繁设置障碍，一直坚持认为丁玲在历史上有问题，直到1984年中央给丁玲的历史重新作出结论时，还持不同意见。因此，丁玲至死对他也不能原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晚年的周扬也是复杂的。他虽然在丁玲问题上仍然有“左”的一面，有失误的一面，但从总体上来看，他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所扮演的却是一个先锋的形象、一个不懈的探求者的形象。1979年5月，在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报告，并侧重论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和开展的方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3年3月，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他又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出了富有识见的论述。而在文艺界，那几年周扬也是“那样如同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的以保护文艺新生一代为己任”〔19〕。而丁玲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路出发，执意要对高扬思想解放大旗的周扬进行反驳，这样，她就把自己逼到了对立的一面。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丁玲深深知道周扬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对某些人士，实在一丝一毫也不愿意、不肯解放的”，但他毕竟扛的是“解放”旗帜〔20〕。而在丁玲看来，“解放”一旦失去分寸，就会陷入“自由化”的泥潭。丁玲深知其中奥妙，于是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机，对周扬进行了反击。1982年9月，在列席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她对担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领导工作的、自认“一贯正确”的“负责同志”，从不能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高度进行了攻击：
……党中央对于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及时敲响了警钟，明确批评了领导上的软弱无力。在思想意识上的严重的敌情面前，在党中央的严肃批评面前，有的人能及时警惕，但也有一些负责同志放不下一贯正确的架子，从不在适当的场合写文章或讲话，作一点认真的具体的自我检查和必要的自我批评，而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好像总有难言之隐、难于和中央完全一致。〔21〕
明眼人一看便知，丁玲所说的“放不下一贯正确的架子”的“负责同志”，就是指周扬。1983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号召“清除精神污染”，积极开展对人道主义、异化论等批评、斗争的消息。可以想见，“当差不多是她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的时候，当她的对手××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22〕。于是，在这种背景和心境中，她迅速向媒体发表讲话，就“清污”问题公开表态。由于情绪激动，其中有不少夸大、偏激之处。
据丁玲的原任秘书张凤珠回忆，在其他场合的讲话中，她也经常敲打周扬几句。有一次，她在鲁迅文学院讲话，用挖苦的口气影射周扬。当时就有学员在下边议论，怎么只反大臣，不敢碰皇上呀。这些不甚明智的举动，效果适得其反，反而损坏了丁玲自己的形象。
在1984、1985年之交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周扬和丁玲的评价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在开幕式上，当主持会议的人宣读了周扬在医院中打来的祝贺电话时，立刻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掌声一直延长了两分钟”〔23〕。会议期间，三百六十六位中青年作家代表联合给周扬写了封情意恳切的慰问信。信中说：“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中青年作家，都热切地想念你！”并告慰他“多年来渴望的艺术民主与创作自由的黄金般的时代，终于来到”。而正是这个会上，丁玲却遭到了冷落与讥讽……
注释：
〔1〕黎辛：《我所了解的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案件始末（一）》，《纵横》1998年第9期。
〔2〕唐达成语，见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3〕《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6页。
〔4〕转引自卓宜休：《思念和关怀——探望周扬同志时的随想》，《文艺报》1985年第3期。
〔5〕〔6〕〔7〕〔8〕〔9〕〔11〕〔12〕〔13〕〔14〕〔15〕《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58、72、337、79、451、268、464、481、486页。
〔10〕转引自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16〕甘露：《一次难忘的探视——忆丁玲探望周扬》，《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
〔17〕李子云：《良知的痛苦，艰难的挣扎——周扬同志印象》，上海《文汇报》1988年8月31日。
〔18〕杨桂欣：《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19〕王蒙：《周扬的目光》，王蒙等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页。
〔20〕丁玲：《致宋谋瑒（1981年6月4日）》，《丁玲全集》第12卷，第176页。
〔21〕丁玲：《总结历史教训，加强文艺队伍团结》，《丁玲全集》第9卷，第417页。
〔22〕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
〔23〕徐庆全：《与顾骧谈周扬》，《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50页。
答客问：“草根红学”解密
？ 邓遂夫
邓先生，你的著作《草根红学杂俎》出版以后，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你说你最初只是想写一个关于曹雪芹的歌剧，就迷上了“红学”，而且一下子就钻得比较深。请你谈谈当时情况﹖
通常搞创作的人，接触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往往是把专家们已经研究得比较成熟的东西借鉴过来，通过形象思维进行再创造，使之转化为文学形象或舞台银幕形象。
我写歌剧《曹雪芹》之前，翻读一些资料，发现许多争议性的问题，所以我首先通过研究，写出了《曹雪芹续妻考》、《〈红楼梦〉主题辨》、《〈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作是怎样迷失的》等反响较大的红学论文，然后才开始写剧本，歌剧演出之后，又出版了我的论文集《红学论稿》。我的秉性，不允许自己去吃别人没嚼烂的馍。
你1979年1、2月份才第一次通读《红楼梦》，怎么到了３月份就写成了你的第一篇具有代表性的红学论文呢？
这在通常情况下，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对我这种没上过正规大学全靠自学的人来说。我在正式通读《红楼梦》并写出第一篇红学论文之前，实际上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预先搜集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资料，其中包括查阅专家们的相关论著，曹雪芹生前身后的各种记载，重要的清代史籍如《清史稿》、《东华录》、《东华续录》、曹家档案、李煦档案，以及涉及北京风情和满族风情的各种著述。我那时查阅这些资料之艰难，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四处写信托人去借、去买，也到本地的图书馆去查，但有些东西仍然茫无头绪，比如收录康熙、雍正朝御旨档案的《东华录》，刚一出版校订本，我就赶紧买了。可是收录乾隆朝御旨的《东华续录》，却一直没有出版过现代印本，我好不容易打听到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竟然有一部保存完好的清代刻本，就赶紧去查阅摘抄（那个时候内地还没有普及复印技术）。我就是这样费尽心思一点一滴地对各种史料和各家各派的学说做了深入研究之后，才带着大量问题去通读《红楼梦》的。
在读的过程中，一遇到问题，又回头去查阅相关资料，直到自己觉得对问题已经心中有数了，才又接着往下读。所以，到1979年2月，一当《红楼梦》通读完毕，我脑子里形成的各种问题，以及当时已经有把握去论证解决的文章题目，就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踏入红学领域，各种各样的新观点和新文章可以连篇累牍不断问世的真正原因。
能不能更具体地阐释一下“草根红学”的确切涵义？
“草根”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原本是没有的，至少找不出可以直接与之对应的词汇。
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曾经谈到：“草根红学”，主要还是来源于西方的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中常常提及的“草根文化”的嫁接（grass…rooted culture，据说现在用得较普遍的是grass roots culture或grass root culture）。这里边的“草根”，涵义就比较宽广了。我把它借用过来，着重要强调的还是非主流、非正统、边缘化这类东西，当然也包含着目前传媒和一部分专家较为看重的民间化、大众化或“在野派”等种种因素在内，甚至在我内心里也体现着顽强、坚韧等中国式“草根”的特征。我把这样一个“草根”的概念引入红学范畴，当然是在有意识地和那些自以为代表“主流”、“正统”、“经院”的“红学”相区别。
这也许就叫应运而生吧。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宽松环境，的确为“草根红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华读书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有专家称，这本民野之间的‘草根派’红学研究著作，能够在东方这样的权威出版社出版，它所体现的自由学术研究意义则更让学界人士感动。”最近我从《全唐诗》里读到一句李白的诗：“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觉得简直像是直接冲着我这“草根红学”而来的，这当然是一种象征性的巧合。
具体说，就是在“主流红学”已经日益走向僵化、保守、专横、没落的历史阶段，那些凡是在学术上具有突破樊篱、锐意进取的创造力，在观念上不囿于门派、不排斥异己、不唯我独尊，在学风和文风上能体现出兼收并蓄、宽容亲和、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等种种特性的研究者和研究群体，我以为都可以被视为“草根派”——不论这些研究者过去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不论他们是专业还是业余，是经院还是民间，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
举例说，堪称当代红学泰斗的周汝昌先生，数十年来一直身居经院，却丝毫没有那种“经院”、“主流”、“正统”的惯常匠气和陋习，现在已八十七岁高龄，依然在学术上锐意进取，在观念上不断更新，在文风学风上雍容纯正、大度宽松，这并不是说周先生在学术上就没有失误，也不是说他在个性上就没有缺点。但是，像他那样兢兢业业、建树丰硕、著作等身而且影响深远的老一辈红学家，若是在国外，早就被其所在经院视为国之瑰宝，授予终身荣誉和最高奖赏了。然而在我们这个有着太多官本位积习的国度里，周先生却长期地被其所在经院中某些身居要职的学者视为异端，打入另册，施以种种压制和排斥，使得这位桀骜不驯的老人，最终选择了公然“退出红学界”的抗争方式。但他在严重的耳目疾患和其他老年病的困扰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研究、著述。所以在我的眼里，周先生肯定是“草根红学”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除了你和周先生之外，你觉得国内还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可以归入“草根派”行列的呢？
以我个人的眼光来衡量，过去那些被视为红学领域自由人士的作家和学者，如王蒙、刘心武、舒芜、白盾、胡德平、梁归智、欧阳健、克非、李国文、陈四益、严宽、霍国玲、申江、杜春耕、吴营洲等，我以为都可以归入“草根派”的行列。我这样划分，并不是说这些人的学术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