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6-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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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目前在学术上的影响和声望，也像是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为什么在此时此刻，你会毅然决然地从主流红学中抽身出来，甘愿让自己退回到一种边缘化的状态？这究竟是像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教授们所说的在“制造悲情以吸引眼球”呢，还是“红学界的门派倾轧、排斥异己的现象”确实已经愈演愈烈，让你有了切肤之痛呢？
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我现在提出“草根红学”的概念，主要还不是基于我个人受压制受排斥的不平心理，如果基于这种心理，我完全没有必要去引火烧身。因为这些年来我的书一直畅销，我完全可以借助于在读书界和出版界建立起来的声誉，安享著书不愁销路的“幸福生活”。我现在采取这种姿态，纯粹是从学术发展的大局出发，是顺应历史潮流，同时也是对我自己的学术特性作一个科学的定位。
不必奇怪，我自己肯定是在红学领域长期受一些人压迫的成员之一。这一点，由于他们把事情做得无声无息，而且我自己向来是采取隐忍回避的态度，所以过去并不为外人所知。中国红学会的副会长蔡义江先生，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辩解说：“红学会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机构，也不可能有什么人或什么派别能够垄断或操纵这门学问。”这肯定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说法，瞒不了红学界内部的知情者。但他紧接着又对记者断言：“民间的红学研究，大部分所谓研究成果是荒谬不经的……像这样的奇谈怪论，《红楼梦学刊》一般不予刊登。”这就一下子图穷匕首见，亮出了他们历来搞垄断操纵的“杀手锏”。事实上，他们不仅一直在垄断操纵一个《红楼梦学刊》，还往往利用职权，试图更多地操纵一些其他的学术载体。别人的情况我不好讲，只说我自己，而且只说新世纪之后的现状。本来，我作为中国红学会的一个理事和老会员，是有权在学会的会刊《红楼梦学刊》上发表文章的，包括发表自己出版的红学新著的前言后记之类。可是，由于我在新世纪之初所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导论中，发表了一些与个别学会负责人有明显差异的学术观点，这篇本来已经通知了要在《红楼梦学刊》发表、而且出书后受到广大读者及红学专家普遍欢迎的导论《走出象牙之塔》，最终却被《红楼梦学刊》无理封杀。受此株连，我后来寄给该刊的其他文章，包括一些新书的序言、后记、再版后记之类，都通通被封杀。更有甚者，在新世纪以来由学会召开的所有学术研讨会和其他会议，也一概不通知我这个身为理事的老会员参加（2001年在铁岭召开的一次，是因为东道主直接发请帖给我，才参加了）。仅从以上这些极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把蔡先生所谓红学会不存在垄断操纵、不存在压制排斥的谎言彻底揭穿。
会不会是他们觉得你近年所写的文章不够分量，或者说在文风学风上有什么问题呢？
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我那篇长达四万七千字的导论《走出象牙之塔》刚一脱稿，我就事先寄给了《红楼梦学刊》编辑部。该刊执行主编张庆善先生，也就是现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他审看了文章以后，立即通知我准备分两期连载。至于后来事情发生改变，我想他一定有难处，有其他压力，这我一点都不怪他，而且一直把他当时的鼓励，作为鞭策我自己继续保持良好学风的一种动力。
再举一个小例子。2001年春天，我出于对当时出版的各种《红楼梦》版本长期对一些明显的校勘失误不作更改的不满，便在《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和《鲁迅研究》杂志上相继发表文章，以无可辩驳的版本学考证事实，进一步阐明我十多年来关于贾宝玉的别号应为“绛洞花王”而不是“绛洞花主”的观点，希望能在今后重印的《红楼梦》中予以纠正。文章发表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刘世德、胡文彬、白盾、梁归智、杜春耕等都明确表态支持我的观点。而蔡义江先生随即在《人民政协报》发表长文和我商榷，这本来也是正常的，毕竟他能一改他三年前在国际红学研讨会上简单化地给我扣帽子的态度（当时他在会上粗暴地打断我的发言，说什么“鲁迅的文章里都写的是‘绛洞花主’，难道我们比鲁迅还高明？”），现在他愿意公开写出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了，当然是值得欢迎的。可是后来的情况却变得极不正常。当我很快写出一篇就蔡先生的异议作出答辩的文章之后（也就是现在收入书中的《“绛洞花主”确属后人妄改——兼答蔡义江》），报纸编辑已经决定了将此文和周汝昌、白盾、梁归智等几位先生的来稿组成一个专版推出，可是后来不知何故，这个计划好的版面却突然被取消。我只好把这篇文章再寄到南方的《明清小说研究》杂志才得以发表。这难道不是有人在利用职权进行压制排斥又是什么呢？而且，从这场学术讨论的影响和最后的发展趋势来看，也并非如蔡先生现在向记者所说的那样，是在封杀所谓“荒谬不经”的“学术垃圾”，倒恰恰相反，是在滥用职权，禁止别人去清除他自己的垃圾。
你对“草根红学”的前景又是如何估计的呢？
“草根红学”的前景，应该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本来，我是在红学处于最低谷的1999年底，才到北京重温“红学”旧梦的。一年之后，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竟出乎意料地连续热销，自此之后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新世纪的“红学热”。后来，周汝昌、冯其庸、刘心武、王蒙、孙玉明等许多学者的红学新著也很热销，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质量还是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来看，“草根派”都大大地占了上风。这绝非我个人的夸大其词，只消从“主流派”的专家在接受《文汇读书周报》记者的采访时所发出的抱怨声中，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证明。他们公然对记者宣称：“现在书市上涌现出来的大量红学著作，相当部分是商品经济大潮下的‘学术垃圾’……那些沉下去老老实实做学问、不拉大旗的研究者出书难。”对此，他们除了继续挥舞那根仅存的权力大棒，说一句“像这类奇谈怪论，《红楼梦学刊》一般不予刊登”的威胁之辞，看来真是有点无计可施了。
我想，不论有的人还会使出什么样非学术的手段予以阻挠，“草根红学”都必将会随着今后国运的进一步昌盛和学术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变得更加兴旺发达，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正能够不分轩轾地包容“主流”与“草根”的生动活泼的红学园地，也必将出现。到了那时，正统人士在学术上挥舞权力大棒实行学术垄断的时代，也必将彻底终结！
（邓遂夫：《草根红学杂俎》，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教育公平与职业教育
？ 李 樱
去年第11期《书屋》上发表的《正趋恶化的教育公平性》是一篇非常好的的文章，国内外的许多传媒都进行了转载。文章列举了教育公共投资不足，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以及高校招生与农村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表达了几位老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现状的忧虑，拳拳之心，让人感动。笔者想跟随这一思路，探讨一下在目前的教育公平性讨论中还很少被人提及的职业教育问题。因为教育制度与观念的不平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在职业教育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而无论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于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这样的政治目标，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实都不在高等教育甚至农村教育之下。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但劳动力素质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发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资源、环境乃至人力资源、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制约，都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显示出来。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但其中很少有真正是中国自己设计和生产的产品，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工场，为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资源，为全世界的制造业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赚取最微薄的利润，在发达国家主宰的全球化分工中占据最底层的位置。这样的状况不改变，不仅中国很难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大国，即使是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很难长久保持。在知识经济日见端倪的今天，我们必须加速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职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真正形成我国自己的产业优势，进而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应该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先进生产力，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仅仅依靠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年，我们教育的决策者和舆论的眼光实际上都主要盯在高度教育之上。按照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由1997年的百分之九点一，提高到2000年的百分之十一，2010年的百分之十五”。“十五”规划又将百分之十五的毛入学率提前到2005年。高等教育的确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但效果究竟怎么样呢？前些年扩招的大学生这两年开始进入社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就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或很难找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员工，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发展速度很快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工厂仍然只能靠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民工从事简单的劳动。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大学生去企业又觉得学非所用，这显然是职业教育的失职，而职业教育的失职显然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偏差有关。教育的公共投资本来就不足，而这种总量不大的教育经费又被高等教育所挤占，近年农村教育问题开始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教育经费的走向更是与职业教育渐行渐远，这样的格局是非常危险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高级技工所占比例仅为百分之三点五，发达国家则高达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差距显而易见。企业要完成结构性调整，产品要升级换代，都必须依赖技术型人才在劳动力结构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随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政策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我国每年有一千四百多万下岗和失业人员，农村还有一点六亿以上需要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这都是一些将深刻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办法当然是教育，而且主要是职业教育。因为不论我们的高等教育以何种速度发展，高等学校都无法解决如此规模人群的教育问题。
目前的问题是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制中地位太低。在以普通教育为主体的制度中，所有人都挤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一条独木桥上厮杀，升学率成为了衡量学校教育的惟一标准，能不能考上好的大学则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惟一标志。也只有这一条道被视为正道，而别的道路都只能说是“离经叛道”或“不走正道”，职业学校则成为了收集这些被普通教育淘汰的差生的地方。学生不愿学，教师水平低，加上办学经费也极度缺乏，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职业教育的现状严重地挑战了教育公平的理性。在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普通教育及其他学校教育一般以青少年为教育对象，能够在义务教育期满后留在普通教育制度内继续学习的人群非常有限，而职业教育的目标人群则要广泛得多。职业教育既包含职业学历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还包括职业培训在内等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它可以是职前的学历性教育，可以是在职人员的提高性教育，可以是下岗人员的再就业教育，还可以是行业、系统内部的专门性教育。从受教育者来说，在他的一生中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是多次的。美国社会学家罗尔斯就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也就是说应该按平等的原则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遵循这一原则，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智力较差而非较高的人身上，罗尔斯认为至少在某一阶段政府应该采取这样的方式，用对待强势和弱势的不平等的手段达到真正的教育公平的目的。这样的主张当然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天赋、个性乃至享有的教育资源都不同，因而一个人的价值也就很难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好的教育制度应该以人为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充分理解和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智力、个性差异和性格特征，因材施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为不同的人提供广阔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个人和社会成员在认识和实践方面的一种全面的、终生持续不断的经历，而不是把教育单纯看作是一种达到某些目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不再将职教和普教视为等级、智力上的区别，而将其理解为分工的不同和人才规格、人才类型的区别的时候，职业教育的发展才真正具有可能。
职业教育既是全民教育的主要形式，也是终身教育这种现代理念的体现。进入二十一世纪，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知识的总量急剧增加，知识更新的速度日益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将每个人的一生分为泾渭分明的学习和工作两个阶段已经完全不适用了。现代人必须有能力在自己的一生中抓住和利用各种机会，去更新、深化和进一步充实最初获得的知识，使自己适应不断变革的世界，也因此不断改变自己的命运，职业教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担负起了终身教育这一有关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责任。要理解这一点，习惯于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一辈子的中国人尤其需要改变观念，在西方发达国家，职业发展在个人生活中是一个连续的、长期的发展过程。而这一制度恰恰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职业教育的支持，理想的职业教育通过适当的形式和方法，帮助人在一生中保持其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的连续性、适应性和前瞻性。此外，职业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