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6-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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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这方面的特点，中华文化有它保守的一面，也有趋时的一面（比方说一系列虚词的出现，“被”字句等这些东西都是它的现代性的一面）。现在很多词，包括改革开放以后，从海外华人，或者从港台华人那里学来的一些词，都和英语有关。而共产党的那些语言有很多词很显然是和俄语有关，什么磐石般的团结，赢得了胜利，这绝对是俄语，你胜利就是胜利了，失败就是失败了，什么叫赢得了胜利？但是我是觉得这些东西无需消灭掉，相反的它会慢慢适应我们这种语言，适应我们这种比较复杂的长句啊，因果关系啊，逻辑思维啊，还有哪个是主句，哪个是从句啊，哪个是宾语从句，哪个是状语从句，这些就是所谓欧化的东西。有些不同的方法，不见得是坏事，所以上至先秦汉唐，我们应该好好继承。古代的一些白话，有些到现在还活着，比如说“褒贬”。当然受日语的影响也很多，很多词都是从日语来的，受英语，受俄语的影响也非常多。我没有根据，只是一种感觉，我甚至觉得就连“你好”这个词都不是汉语，哪有汉人说你好的？没有这种表述，更不说hello，也不说你好，见了面就问“吃了吗？”“你好”是什么？它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俄国人一见面就说здpacтвй，这是您好，здpacтвйтe，是您好的全称，这些在中国就变成了您好或是你好。“小平你好”，这话很美好。
孟华：一种表达式意味着一种文化形态。从传统上的寒暄语“你吃了吗”到现在的“你好”，反映了人们文化观念的变化，一种对异质文化观念的接纳。这是汉字的变通精神。
王蒙：即使回到古代，也没有像“你吃了没有”那样粗糙，类似这样的词还有很多，“再见”，这也不是生活中来的，也不是古文中来的。古文中相别的时候没有这种礼貌的词吧？至于“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这些百分之百是英语来的，什么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good night。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词的语境，而是一种表述方式，一种交际模式，也是一种文化的语境，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谢谢”，古人有称谢，不言谢这话也有，中国的“谢”和拒绝等各方面的意思很复杂，也表示一种谦虚之类，这个和外文的词是一样的，外文词中的谢也含有拒绝的意思。有个德国人有次跟我说他不理解中国人的这个“谢谢”，吃完饭问他吃不吃冰激凌，他说“谢谢”，要的意思，但是他说他一说“谢谢”，我以为不吃了，接着他还要一个，我就糊涂了，证明这个外语里头“谢谢”也有谢绝的意思。
我们现在受外面的影响，词组越拉越长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有很多词都进来了，没有人怀疑它是中文词，过去我们只说继承，现在我们说传承，台湾人告诉我说传承这个词和英文有关，因为英国人动不动就讲transform，translation，translation不止是指翻译，而且指传递，信息的传递，也是translation，后来就用传承来表示这个词。还有许多许多这一类的词，受英文影响，受俄文影响，受日文影响，这个还很多。说“一路平安”，这个都是外国的表达方法，而且是法国的表达法，北京语就干脆吸收这个句子过来；“最好的祝愿”，best wishes，这完全是从英语过来的，这些太多了，包括外交上的一些词。有些东西比如说电脑上的词汇你怎么从文言文里头或者是农民的口语里头来找呢？比如说它把各项功能列表叫做菜单，如果把我们平时理解的菜单放到这里来是非常可笑的，但是说它像菜单一样不是很好吗？你点什么它就出来什么。有些是和英语一样，那些我都曾认为是照抄英语，喜剧演员葛优，他故意学潮汕那边儿的人，潮州人，福建人，这边是广西人，譬如问你说“有没有去过青岛啊？”你说“我有”，我跟他们说你这是受英语影响，是用has，have来做过去完成式。他们告诉我不是，老百姓自来都有这么说，就是问“你吃饭了吗？”“我有吃”。葛优有个广告是这么拍的，说“我有吃”，也是一样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连日语这样的拼音文字，它想取消汉字，到现在还非常困难，而且很多人认为汉字太精确了，一个字里全部表达了，如果用拼音文字它要用四五个、七八个，甚至十来个字母。
孟华：人们在谈到汉文化的字本位时，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汉字里还没有音本位的东西。实际上刚才你谈白居易的时候，他也有音本位的东西，就是说虽然汉民族文化是字本位的，是和西方相比它是字本位的，但是作为它自己的内部系统，它还是字本位和言本位两个系统一起在起作用，这是汉字适应现代化的一面。你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它对外国文化的吸收。
王蒙：而且它开始调整自己，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但是它基本的特色还在，绝对消灭不了，门儿也没有。
孟华：这是“中体西用”。你说的“汉字文化的复兴”，我是这样理解的，不是说是简单的要回到古代的文言状态，而主要是强调五四以来过分的贬低汉字，而过分的强调音的形象。现在需要一种平衡，既要适应变化，同时又要保护文字传统。
王蒙：需要一种双赢，不是说强调了对文言文还很热爱，就是要抗拒现代化，不是这样的，或是抗拒学外语。有些媒体就炒作，说是王蒙整天说是要展开汉语保卫战，这和我的意思恰恰相反，我在咱们校报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就说辜鸿铭能做到的我们也应该可以做到，钱钟书能做到的，林语堂能做到的，我们都应该可以做到。我们不一定做得那么好，中国人脑子的内存，和灵气儿、速度都是可以的，所以对花大功夫学外语我一点都不反感，但反过来说你如果中文学不好，我可以骂你。至于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学日语，应该学！为什么不学？那些外语最好的中文都非常好，母语不好的人能学好外语吗？钱钟书中文不好？林语堂中文不好？季羡林中文不好？
孟华：这可能就是汉字文化的辩证观，一种两面性态度。
王蒙：汉字本身具有机动性，许多话它有弹性。
孟华：不能片面地强调哪一点，要么说是字本位，要么说是音本位，实际上有人说是“弹性的汉字”、“弹性的语法”，有传统的一面，有适应现代化的一面。这样说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楚全面。
（文字记录整理：侯霞）
孙中山与革命知识分子
？ 霍红伟
孙中山先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毛泽东说：“资产阶级革命，正规的说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孙中山先生第一个举起了武装反清的旗帜，领导革命者建立一个中国从来不曾有过的共和制国家，并且为之奋斗了一生。但既为先驱，则知音难觅，孤独与寂寞中的独行亦是难免，荒原中的呐喊虽可唤醒铁屋中酣睡的国人，得到的却是误解多于同情、怨恨多于激赏。事实也是如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得到民众包括知识分子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长期流亡海外，无法直接领导国内的斗争。由于自身的经历和传统士大夫的局限，孙中山和知识分子的结合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认同和信任的过程。此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目标成为了众人共同的革命理想，其理论要义成为了革命者尊奉的信仰，其本人也完成了由先知先觉向众人拥戴的革命领袖的转换。
孙中山先生于186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因家贫，九岁始入村塾读书，所习功课不过《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选读等这些常见的发蒙读物，到十三岁就已赴檀香山〔2〕。从十三岁到二十六岁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是孙中山接受教育的主要时间。孙中山求学的时段，对于同年龄孜孜矻矻于科举路上的士子来说，十三岁是学习八股文、试帖诗为进入科场进行准备的时期；那个时代考中生员即秀才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考中举人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岁，考中进士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五岁〔3〕。以此之故，余英时先生认为：“孙中山先生受的教育主要是在香港和檀香山。他基本上没有受中国古典式教育，但经过用功自修，而且有许多朋友是受旧式教育的，包括梁启超、章太炎，因而受他们影响很大。”〔4〕可以说，在知识结构方面，孙中山所接受的最为主要的那部分知识是同中国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内容。而且孙中山在海外的时间很长，幼年所接受的一点皮毛的传统知识也渐已忘却，后来不得不重新学起，还曾经请区凤墀做自己的汉文教师。孙中山曾自述：“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5〕又曾说：“尝效村学生随口读过四书五经者，后忘之。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众大笑）。”〔6〕这说明，幼年时期的所学几乎全然忘却，以致对于传统知识的了解居然要通过英文的转译来获取了。这样的事情无独有偶，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人也是极为正常的。容闳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且甚于孙中山，几乎连语言也要忘了。不仅如此，无论是从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思维方式上，孙中山已经成为迥异于传统士人的当时尚属少数的西方式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和新潮人物傅斯年也是自愧弗如。胡适在1929年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傅孟真说：孙中山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比我们陈旧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孟真此论甚中肯。”〔7〕近代学人中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新见迭出的唐德刚先生更是认为：“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modern man；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决议；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如果办不到，则假民主便远不如真独裁之能富国利民。中山先生之所以亲自动手来翻译一本议事规程的小书，而名之曰《民权初步》，就凭这一点，读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他人所能及。”〔8〕然而正是这一点，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却成为了孙中山同传统士人交往的障碍，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还有后来成为革命派的吴稚晖等人。
中国的传统士人对西方的承认和接受，经过了几个阶段，在这一时期，丰富的西学知识还没有成为孙中山优越于他人的资本，相反，这样的人物是被排斥在当时的主流之外的。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理念和士大夫对于君国天下的责任感，是传统士大夫区别于其他阶层的重要标志。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在近代以来对于西方知识的认同和赞赏大都是在现实中接触到西方的物质文明之后才发生的。如康有为是途径上海目睹其繁盛，从而购求西书进而探求西学的〔9〕，但他们对于西方的认识往往既不全面也并不准确。梁启超说：“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复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术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10〕另外一些接触西方知识较早的是一些并不为传统士大夫所看重的所谓边缘人士，包括通商口岸的一些买办等或者不能在科举路子上取得进展的士人，或者是一些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抛弃为世所重的举业的贫苦子弟。可以说，尽管接受西方知识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但是没有传统功名却是极难获得入仕之路的。即使已经取得传统功名并进入仕途的，如郭嵩焘，他对西方有些赞同之处，却因此成为被士人攻击的把柄，难得施展。而西学知识丰富如严复，并没有合适的职位可以充分展其所长。可以说，当时这些西学人士实是处于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地。孙中山同传统本来就没有多少联系，那么，他希望用传统的求助于当道的方式，以向李鸿章上书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自然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与把握。他知道西学已是中国所必需，对自己的西学知识也颇为自信，他也十分清楚这样的方式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说：“吾辈革命有二途径，一为中央革命，一为地方革命。如此次条陈得李鸿章采纳，则借此进身，可以实现中央革命，较为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11〕无奈此路不通，孙中山不得不走上了一条十分艰难的革命道路。“当此千钧一发之秋，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而以应时势之要求”〔12〕。孙中山当时只是开风气而已，至于革命的胜利则还需要仁人志士的赞襄和全国人心的转向，而当时这样的条件并不具备。
孙中山早期的知交大都是边缘知识分子，如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等。他们在社会背景、生活经历、思想认识等诸多方面同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差别甚远，不易沟通，因为“如孙中山、杨衢云和谢缵泰，他们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国外渡过的，他们只是粗浅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有些人甚至互相通信也用英文”〔13〕。然而他们对于西方的认识却更为全面、深刻，对西方的侵略有切肤之痛，“他们从旅行、在外国学校读书、同外国人接触当中获得了新思想。他们都目击殖民地的物质文明和殖民政府对中国人的歧视”〔14〕。中国近代以来，国人接受西方信息的渠道、时间、强度不同，自然引起的反应也是千差万别，沿海和通商口岸一些原来并非主流的边缘人士成为最早接受西方知识的先驱，随着尊西崇新潮流的兴起，他们的地位才逐渐上升并越来越占据主流。所以，孙中山早期的活动之所以失败，实是由于主、客观条件都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而后来革命一日千里的发展，也同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从客观方面来说，当时的人心并不倾向革命，赞成革命者甚少。孙中山追述当时的情形时说：“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顾忌。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15〕而且，革命失败后也不为一般人所理解，以致“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16〕。此时处于革命的艰难时期。孙中山说：“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余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基、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