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6-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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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亟晌Т蠊钡脑ぱ砸丫迪至恕５蹦瓿率系恼庖辉ぱ裕挥俺率∩聿孪搿保痪霰悴欢弦词廊斯刈⒌哪抗狻Ｖ敝�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举行，人们终于看到了“陈氏猜想”的完美证明。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陈省身再次直言：“我想现在中国已经是数学大国了，数学大国之外大家都喜欢用数学强国，但中国还不是数学强国，还要些时间。”〔1〕
在时下中国的各类媒体上，有两个词十分抢眼，那就是“强国”和“大国”。无论是被单独使用，还是二者相并出现，它们总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Google搜索引擎上轻轻键入“强国”这个词，便会得到近十万项与“强国”相关的查询结果，“大国”一词则更不必提，搜索结果早已远远超出十万项。不过，对于“强国”与“大国”的区别，国人看得还是比较清楚。诸如，中国“是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是个电信大国，但还不是电信强国”、“是个数学大国，但还不是数学强国”之类的言说比比皆是。可见，在中国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日渐增强的今天，国人心中对“大国”和“强国”的区别依旧有着明确的心理尺度。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多次直面几乎使人心理崩溃的家国危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等种种屈辱姑且不说，就是在所谓的洋务自强运动之后，中国还不断遭到强国侵凌。甲午之败、马关之辱、威海易帜、瓜分狂潮、军阀混战、强敌入侵，连连厄运不给中国人一丝喘息的机会。海外华人，尤其是负笈海外的中国学子更是饱受异族歧视，没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每临变局，尤感孤立无援，缺少精神寄托之所的心理恐惧和无安全感的无助感受不断袭来，其身心痛楚可想而知。强国信念所以能深深根植于几代中国人的脑际和心底，这源于人们对百数十年来处在亡国灭种等多重危机下的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清醒认识。
多少年来，几代中国人在不停地追问，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陈省身先生生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节目组专访的时候，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主持人问：那您能回答我，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您觉得是教育体制啊，还是我们的教育方式，还是别的什么？因为我们也不缺人才像您、华罗庚、陈景润这样的世界级的大数学家，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整体数学水平会比较落后呢？陈先生大致讲了下面一段话：
是中国人对于自然界的了解不太有兴趣，比方说有些外国人如果到了天津，他可以说研究天津有什么小虫子。中国没有人做这个事情，中国人很实际，如果你要跟他讲，说我这个深圳、纽约的股票怎么样？大家有兴趣。因为你投资了之后，立刻就会变成钱，当然很有意思。你比方说天津有什么小虫，可以很值得研究，把它完全研究一下，或者小的植物，比方像我们南开大学，也有相当大的校园。校园里头有什么样的花是好看的？为什么？是什么东西？中国人都没有兴趣，所以引起孩子、引起学生对数学或者科学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有人针对陈先生所论阐述个人看法，认为“对昆虫感兴趣的，在中国也不乏其人，但多把昆虫当成圈养的玩物。真正对昆虫的习性做研究，而没有功利目的的，从古至今也不是没有，只不过没有被足够的重视。当前，从一些部门领导到一些媒体，也是捧大官、大腕、大款者居多”〔2〕。追捧流俗，崇尚奢侈，鄙视清贫和俭朴，正是导致教育中诸多问题出现的症结所在。虽然，关注和倡议振兴教育和学术者甚多，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强种”、“智民”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者所极力倡导的两大“强国”手段，而此二者必须依托教育。因此，百数十年来，教育不仅关乎国运，更寄托了无数中国人的强国梦想。“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觉醒的先行者们大都走上的是教育救国之路，这条路是强国的通衢，但这条路也是一条撒满血泪的路。1934年1月15日，罗家伦在国民政府中央纪念周上讲述了他在主持当时国民政府留学考试时的一段经历。这段话大致如下：
“张居正是什么人？”有人答：“司法院长”。又问“于谦是什么人？”有人答道：“监察院长”。另问一人“井田是一种什么制度？”他说“是日本人”。更问道“赤峰在何处？”他说“赤峰是日本的一个海岛”。我们不禁喟然长叹，知道热河之亡，不只是亡于汤玉麟。大学毕业生，不知道赤峰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还不该亡吗？
可以想象，罗家伦在说下这番话时，其内心是何等的沉痛。古人讲，灭人之国，先去其史。而未等到敌人的毁史，国人自先数典忘祖，这种现象特别让人痛彻心肺。罗氏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国家的现状，往往就是过去大学教育的反映，现在中国的情形，正可以是十年以前中国大学教育的反映。”此言不虚。罗家伦这一声悠悠的叹息，蕴涵了深深的悲楚，这一声长叹也穿过历史时空，直逼来者，震颤来者之心。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还不时地要面对一些尴尬的事件和沉痛的事实：某体育明星不知何为“卢沟桥的一声炮响”、某影视明星身着日军军旗装束现世、歌手大奖赛上不少选手对中国历史常识表现出的无知等等，而这些人大都是正在受着、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抗日战争胜利了，可留给中国的究竟是什么？不仅仅是胜利的喜悦，仍旧是六十年的沉痛和教训。
陈省身生前极为关注中国学术和教育，他多次呼吁学者要淡泊名利，勤奋工作，还曾以他的导师、法国大数学家嘉当为例，“嘉当是个很正统、很守规矩的人，我跟他去做工作那年是1936年，那年他六十九岁，除了在巴黎大学做教授，还在很小的学校教书。他这个人对于名利一点都不关心。普通人对他的工作对他不是很了解，只有当时最有名的数学家欣赏他。所以，他的名望是在去世之后才得到的，人们因为他的工作才记得他的名字。在二十世纪的数学家里，嘉当是对二十一世纪的数学界影响最大的一位”〔3〕。他还指出，数学中没有诺贝尔奖是件好事，“诺贝尔奖太引人注目，会使数学家无法专注于自己的研究”〔4〕。陈先生亦曾语重心长地对天津从事数学研究的学者们讲：“我们国内现在对当院士、得奖很注重，这种现象都是媒体炒起来的。而一个数学家真正有建树的工作，媒体是没法讲出来的。嘉当六十二岁才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另一位伟大的数学家黎曼，他的一生就没有得过任何奖。数学家主要看重的应该是数学上的工作，对社会上的评价不要太关心。”〔5〕这些话出自肺腑，言语间隐隐流露出一个老学者对于当下中国学术界内诸多问题的忧虑。还是在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陈先生曾经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更该想的，是数学家大会后怎样使中国的水平赶上发达国家。这比在大会上作几十个报告来得要紧。”〔6〕这话说得言短而意深。“陈省身当然很明白中国数学的现实状况。他觉得，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过高估计自己”〔7〕。
就在陈先生刚刚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有人说，2004年，陈先生太累了。更有人指责学校，让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不断应付各色庆典，出席各类会议，还要不时地为青年学子和教师作报告和演讲，就是个中年人也吃不消呀。其实，南开大学当局也自有苦衷。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学校考虑到先生的安全，暂时断绝了他的部分外事活动，特别限制学生访问先生。那一段时间，陈先生感到格外的寂寞，据说老人家曾向学校当局发了“脾气”。陈省身喜欢年轻人，尤其爱护和关心学子的身心成长，对“身负强国希望”的学子寄予了殷殷厚望，所以凡是学生之请，他从不回绝。年轻的学子更敬重陈先生，也爱和先生聊天，探讨数学和人生。
1927年，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留给游美预备部毕业班学生的赠言中讲：“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面，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着疑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的态度，研求真理。”〔8〕不忘记祖国，不忘掉自己，追求真理，也正是陈省身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时在美国的陈省身曾与一些华人学者商讨如何帮助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办法。从七十年代末起，陈省身仆仆奔走于中美之间，每有与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机会，他都会为发展中国数学研究事业建言献策，并坚定地表达自己要努力“为中国做贡献”的决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尽管陈省身工作重心还在美国，但是他的一系列为提升中国数学水平的努力已经陆续展开。在他的倡议下，中国数学界自1980年至1986年，连续七次召开“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国际讨论会”，由陈先生出面邀请世界上一流的数学家到中国来演讲，这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为沟通中西方学术界，为中国数学研究者了解国际数学的研究状况和水平提供了交流的孔道。从1980年起，陈省身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开设“微分几何”的研究生课程；1983年夏，他在北大数学系举办“暑期数学研究生讲习班”；从1984年至1989年，由北大数学系负责操作的中国教育部与美国数学会合作的“陈省身项目”启动，每年选送二十名从事数学研究的学生赴美深造。不难看出，陈省身的种种努力，均意在为中国培养年轻的数学研究人员，缩短中国数学与世界数学研究水平的差距，他对于中国数学和南开数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1985年以后，陈省身全身心投入南开数学研究所的建设，以“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所宗旨构建南开数学研究的方阵。现在看来，这一宗旨似很平常，但对当时相对闭塞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却显示出一定的气魄，这一手笔足以引领当时中国学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欧美各国的数学界纷纷对数学未来做出展望，陈省身也敏锐地感到中国应该有类似的活动。他多次指出，建设二十一世纪数学大国，率先赶上国际水平，不是南开一家能够做到的，应是全国的任务。在他的努力下，由国家拨助专款的“数学天元基金”得以设立，这项基金从1990年的每年一百万元人民币，已经增加到2003年的五百万元人民币。事实表明，这项基金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数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晚年的陈省身依然忙碌，他时时关注中国数学发展前途，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二十一世纪之初，陈先生提议兴建南开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大楼，这一动议得到了国家的全力支持。在国际数学中心兴建之前，陈省身曾对好友胡国定诉说倡议兴建数学中心的用意，“眼光要放远些，要面向世界。为了吸纳更多的优秀的世界级数学家和学者来南开，现在的设施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建设一个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一百年不落后的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当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我们甚至可以支付和国外相同数目的薪金，请他们来南开做研究。只有当中国能够吸引世界上最优秀数学家前来工作的时候，数学强国的理想才能实现”〔9〕。陈省身先生晚年所以投入如此心力来经营中国数学方阵，培育研究力量，可见其内心横亘着一个坚定不移的“数学强国”的信念。也是在接受《大家》访谈的时候，老先生还讲了一段话：“一般中国人觉得我们不如外国人，所以我要把这个心理给改过来，某些事情可以做得跟外国人同样好，甚至于更好。中国人有能力的，我要把这个心理改过来。”对于听者而言，这就是一种民族尊严的显示，这种尊严源于他对家国的热爱、对民族智慧的骄傲和他本人内心中坚定的强国信念。在后来每期《大家》节目的播放中，陈先生的这句话被节目组做成了一个小片花，于节目中穿插播出，《大家》的编播人员在选录这句话时，必定体会到了老人话中的深味和意蕴。
陈省身的得意弟子丘成桐教授在论及中国数学落后的原因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学生缺乏创新能力，中国的教育只注重培养人的应试能力，而往往忽略对创新能力的激发，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弊端。这种忧虑又何尝不是陈先生生前对中国数学、中国教育前途的忧虑呢？其实，对中国学术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就是先生努力建设“数学强国”的不竭动力。
2005年新年到来之际，由陈省身先生提议并促成的南开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大楼和配套专家公寓项目全面竣工，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学中心大楼。这座风格大气、庄重而朴实无华的建筑虽是有形之物，却蕴涵了陈先生对未来中国数学发展希望的无形寄托：“我要让南开成为中国的汉堡和普林斯顿。虽然南开数学研究所现在的设施可以为国内一般的数学科研交流提供服务，但要想吸纳更多更优秀的世界级数学专家和学者，就必须建立一个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一百年不落伍的数学研究交流中心。”〔10〕先生此言，犹在耳畔。虽然我们常常吟念起梅贻琦先生当年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仔细想想，惟有栽下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不提供良好的科学研究条件和环境、研究资金，以及诸种配套设施，想必也难以延聘到一流的学者。
案头一卷《陈省身传》，纸香悠然，一副先生面带笑容的特写印于封首，其目光深邃而坚定，透过这双眼睛，人们似乎感受到了他那“中国必将成为数学强国”的坚定信念。如何在陈先生所开创和奠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完成逝者的未竟事业，不辜负陈先生的期望，这是后人对前人、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与义务。
注释：
〔1〕《陈省身谈中国数学：是大国而非强国》wwwtv/special/690/4/44393。html
〔2〕布丁：《从陈省身和纳什的成就观说起》，《中国青年报》2005年2月28日。
〔3〕〔5〕《陈省身号召数学家淡泊名利》news。nankai。edu/nknews/news。aspx？id=1573
〔4〕〔6〕〔7〕〔9〕张奠宙、王善平：《陈省身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350、352、354页。
〔8〕梅贻琦：《赠别大一诸君》，转引自黄延复、马相武编：《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0〕《世界最大的数学中心在南开竣工》news。nankai。edu/nknews/news。aspx？id=2484
民国外交家陆征祥
？ 石定乐
陆征（徵）祥（1872—1949），字子欣，上海人，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
民国成立前，陆已升任驻俄公使。辛亥革命后，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唐绍仪力邀出任第一任外交总长。他吸取西方外交事务管理经验，组织建制外交部，革除时弊，创建了中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因此，说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陆征祥功不可没。巴黎会议期间，当时的中国政府逼他和代表团在辱国丧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