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6-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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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德身材高大，而陆征祥则清瘦且个头不高，那种年代，这种涉外婚姻的确罕见，他们竟能和美融洽，更是令人称奇，他们婚后一直无子女。 在他们二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中，培德无怨无悔地分担陆征祥承受的种种误解和中伤。在他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俗不出门，不入社交。二十七年里，他们心心相印，同甘共苦。陆征祥任外交总长，培德也跟着回到中国。由于培德深居简出，许多人都以为陆征祥的太太不愿来中国而愿留在国外。那时中国的良家女子是不在外面走动的，陆征祥素来喜欢散步，在北京就只好一个人从事这运动了。据陆征祥的回忆录，当时北京人看到他散步就说：“陆总长想老婆了，想得吃不下饭，整天在外转悠。”
1926年4月26日，培德在瑞士去世，陆征祥马上辞去公职（他当时任中国驻瑞士公使）为夫人守丧。次年，他送夫人灵柩回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培德下葬后，陆征祥的红尘生活也结束了。1927年7月5日，他进了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同年10月，他经过更衣礼后成为一名初级修道士。1929年1月，他行过发终身愿礼后成为正式修道士，后升为司铎，1945年被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
自他发愿进了修道院后，世俗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
二次大战中，日本侵略了中国，远在欧洲的陆征祥无法心如止水。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并以“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向欧洲妇女介绍中国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他写道：“我们中国为求自己生存而战，也为保存文化和文明而战，我们中国是在为全世界的公义和利益而战。”
他呼吁道：“不要间接地帮助日本空军杀害我们你们为你孩子买日本玩具，但你付出的钱马上就会变成上千上万的炸弹落在我们国土上使我们幼小的孩子惨遭杀害……”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了比利时后，圣安德修道院被充做德军的军营，修士们全被赶出修道院。在那些岁月中，陆征祥和比利时人民同甘共苦，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许多努力反抗侵略者。他常组织人们一起祷告，借此与大家互相鼓励，通报消息，因此还被盖世太保抓去审讯。盖世太保向他宣布：不得以任何方式组织聚众布道。陆征祥一直没有退缩，仍然和修道院的修士们一起，走到民间，以他们的方式点燃人们的希望，坚定人们与法西斯抗争的信心。
1945年，二战结束。陆征祥无限感慨地写道：“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
1949年1月，他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按本笃会规定，修士死后不得摆放花圈挽联，故陆征祥的追思礼拜上灵前无他物，仅有比利时国王送一花圈，还是修道院破例收下的。修道院的地下墓室有几十个墓穴，第一行第一孔葬了前任院长，陆征祥安葬在第二行第一孔。中国清末民初的第一外交家就安息在这里了。
（《陆征祥回忆录》（Lou Tseng…Tsiang： Souvenirs Et Pensées，La Societé St。 Augustin；1945）
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
？ 张晓唯
一
在近代教育史上，一所大学对其校长的信任和依赖程度之深、以致于这个位置竟非他莫属的极端事例，似乎当属1923年初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在他与北大师生之间就去留问题所展开的交涉和“周旋”了。此一过程迁延数年，几乎横贯蔡氏不得不“暂居校长之名”的整个时期，直到1927年夏季奉系势力入主北京，“整合”国立各校，蔡元培的校长名义才在事实上不复保留。
有一个细节常常被忽略：蔡元培自1923年1月18日晨离京（前一日提出辞职），至4月6日晚乘海轮南下上海，其间在天津暂住了两个半月之久。在民国政坛上，津门之于京都，具有可进可退的地利之便，往往是隐忍韬晦以静待变的中间过渡之所。蔡逗留津沽七十余日，超过他已往历次辞职居津的时日。他愤于教育总长（提名人）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致使与北大关系密切的罗文干再陷囹圄，是引发其辞职的直接的政治原因。应当说，蔡元培断然辞职离京后，需要观察后续事态的发展，希冀局面有所转圜，必要时返京交接职务以及筹谋未来的行止，这些似是其久留津门的可能原因。这也就意味着蔡氏具体行事与公开宣言之间尚有一定弹性和回旋空间，并非像外界通常理解的那样“决绝”和剑拔弩张。
蔡元培的辞职，仍旧引来北大师生新一波挽留校长的抗争，学生们罢课请愿，教师们函电交驰，北京教育界“驱彭挽蔡”一时间颇具声势。大总统黎元洪的态度饶有意味，对蔡、彭二位均予“慰留”，彭氏进而正式履职。如此局面，使蔡元培返京之路被阻绝，至迟到1923年2月底他便下定了远走欧洲的决心，随即向远洋客运公司询问赴欧的船期。此后，他与李石曾访晤寓居天津英租界小营门的北洋政府前财政总长张弧（岱衫），几年前为印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蔡、张之间曾经愉快合作。据蔡日记载述：张“知我要赴欧洲，说愿助点旅费，行期定后函告”。这期间天津《益世报》也刊出《蔡孑民将乘桴浮海，津门不愿久留》的消息。3月下旬，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原教务长顾孟余等人来津与蔡元培面谈，显然他们的核心话题应是如何维持校长出走后的学校局面。不久，蔡离津赴沪，暂住科举同年好友、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寓所。
二
在上海这座熟悉的城市，蔡元培的活动范围大为扩展，他的思绪也开始逐渐摆脱来自北大校务方面的困扰。他首先联络国民党内的同志，先后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聚谈。此时，在广州的孙中山委托北大教授石瑛转致蔡元培一函，请他来穗翊赞军政要务。蔡复函以儿辈将赴欧留学需要照料、自己拟撰一书须在欧洲收求资料为由婉言推脱，内中特别提及，“现在军务倥偬，麾下所需要者，自是治军筹款之材，培于此两者，实无能为役。俟由欧返国，再图效力，当不为迟”〔1〕。蔡氏早年投身反清革命，与光复会乃至同盟会皆有颇深的关系，可谓江浙一带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但自“二次革命”反袁（世凯）以来，虽然大体上与孙中山共进退，不过在具体方略上已然舍革命而趋向“改良”，尤其对孙中山以“护法”为旗帜另立南方政权之举不甚以为然。1922年间北方“法统重光”之后，蔡元培曾公开领衔发表通电，要求孙中山结束护法共谋统一大计，招致南方阵营一片声讨，章太炎甚而斥蔡“身事伪廷”。蔡氏任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纵然具有国民党的背景，然而面对诸多政治问题其表现则更像一个“自由人”，这未始不是他深得自由知识分子拥戴的重要原因。此刻，他婉言回绝孙中山的招请，似乎仍是“自由人”的惯性在起作用。
在同盟会暨国民党内，蔡元培的资历和地位比较特殊，不过就人际关系而言，他与曾经旅居欧洲的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及张继等人相对来往频密，在志趣上也有不少共同点，其中他与早期的汪精卫还建立起合家之好。蔡元培辞离北大来到上海，安顿下来后首先拜访的就是汪精卫夫妇，他的回复孙中山的信函也是托请汪氏转交。稍后，汪精卫给回绍兴家乡小住的蔡元培发来一信，内云：“兹有恳者，蒋君介石，为十余年之同志，现任大本营参谋处长。盖自六年以来，粤中军事计划，大半皆其手创，为中山先生军事辅佐之数一数二之人才也。去年丧母，曾托铭乞先生为作传略，铭迫于事，忽忽不果。今渠复申此请，铭前曾已为作墓志铭。以蒋君之为人，及其太夫人之贤行，似可不辱先生之笔墨。如承俯允撰就寄下，以便转交，不胜感荷。”〔2〕蔡元培是否应汪所恳请为蒋母撰写了传略，如今已难以查考，但蔡开始知悉或留意党内“新秀”蒋介石其人，汪氏此信无疑起到了中介和提示的作用。蔡、汪何曾料想到，仅仅三年之后，他们的政治定位竟要以这位当年的“参谋处长”为其主要坐标了。不过，蒋氏“未发迹”时要透过汪向蔡老前辈讨“笔墨”，证明蔡、汪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直至三十年代中期汪精卫负气辞去行政院长避居青岛，蒋还须求助蔡元培前往劝留，当然这已是后话。
在上海，蔡元培还访晤了一些文化教育界的旧友，其中即有国学大家王国维。1923年4月末，蔡前往爱俪园访王不遇，留下一信，王见信来访，隔日蔡又回访，二人作一夕长谈。蔡日记载曰：“看静安，彼对于西洋文明很怀疑，以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颇觉悟），又深以中国不能防止输入为虑。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彼言素未研究。询以是否取孔学，彼说大体如此。彼以为西人之病根在贪不知止。彼以为科学只可作美术观，万不可应用于实际。”〔3〕蔡的记载虽简略，却颇得精要。同年晚些时候胡适也同王国维有一番深谈，胡适日记撮录王的观点与蔡所记相当地吻合。显然，王国维的西洋观与蔡、胡等“北大派”明显相左，看重“学诣”的北大当局却从1918年始连续四年苦苦相邀，直至静安先生应允担任通讯导师。北大视王为纯正学者，余所不计；而王视北大为学术与政治的复合体，取舍两难，双方关系曲曲折折不甚自然，症结在此。蔡元培访晤王国维，固然是他“学术至上”理念的表现，也多少显现出蔡早年与罗振玉交好生发的情谊延展。
蔡元培还拜访了另一位科举同年徐仲可夫妇和他们的公子徐新六，多年的私谊使他们玉成了蔡氏的第三次婚姻。新娘周峻，字养浩，小蔡元培二十四岁，精通英语，雅好美术，曾是蔡在爱国女学任教时的学生。自1921年初蔡元培接连失去黄仲玉夫人和从弟蔡元康以后，其来自家庭和亲族方面的助力大大减弱，忙于公务之余，蔡的私人生活不免孤寂落寞。周夫人的到来，结束了此般处境，时年五十七岁的蔡元培重享家庭的温情和欢愉。蔡曾经多次公开表示过，理想境界的社会里，婚姻和家庭可以免除，代之以自由组合的类似“公社化”管理形式云云。其立异标新的超然姿态，耸动视听，蔚然成为一派思想时尚，因之贻反对派以不少攻击的口实。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又确乎是一位恪守规范的传统君子、亲和现世的“俗中雅人”，文人们的放言高论与实际抉择间本来就未可等量齐观。颇有意味的是，蔡元培这段时间游走于沪、杭、绍（兴）之间，为他的婚姻和出国进行准备之际，已经向北大请长假而到南方修养的胡适又常常伴随其身边，就在蔡、周交换庚帖前两日周家招宴未来女婿的场合，这位蔡先生的“忘年交”竟充当起男方的“陪客”，蔡、胡交谊于此亦可见一斑。当然，专程到苏州留园出席蔡元培婚礼的宾客中自然少不了张元济，如同历次负笈远行均需商务印书馆在经费上援之以手一样，蔡元培计划中的欧洲之行，再次得到张元济预先支付的稿酬和薪水。
三
不过，北京大学师生挽留蔡校长的决心异乎寻常地执著和坚定，来自北方的劝归活动始终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企望开始新生活的蔡元培。就在他离校的第二天，北大全体教职员大会通过决议：除蔡元培外，不承认任何人为北大校长。北大学生会更发表宣言称：倘若政府方面另行委派校长，“则唯有以极激烈之手段对付，誓以三千学子之热血，涤此大学历史之腥膻！”北大评议会对于走马上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采取了完全不合作的立场，“无日不以驱此恶物为职志”。据传，彭允彝曾先后试图由章太炎、章士钊、杨度等取代蔡元培，却均未能如愿。当年五四纪念游行，北大等校学生冲击并捣毁彭氏宅邸。面对如此“骠悍”的北大师生，政府当局只能“俯顺舆情”保留蔡校长职务，不敢有丝毫造次。如此一来，留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劝请蔡氏收回辞意，返校视事了。而首要的急务是，在蔡回归之前如何维持校务？蔡元培辞职未获允准，对北大校政仍负有责任，也就不得不一再通过函电交代“善后事宜”。1923年4月间，他致电北大评议会，指定总务长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蒋随即复电，坚称只肯作为蔡的个人代表留守校务，而“兹命代理，于学校、个人均感不易维持……惟长夜梦多，当求万全之计”。蒋梦麟显然不愿给政府方面以可乘之机，蔡只得同意。到了5月下旬，北大师生确切得知蔡元培将远走欧洲，又纷纷致电，恳切陈词，请其务必“打消游意”，甚至在电文中出现了“至万不得已时，则虽以实力阻先生之登舟亦有所不辞”的“失检之语”。蔡元培留学德国时的好友、时为北大教授的顾孟余也致信给蔡，“劝其暂缓行期，以待时局之变”。由此可见，教职员和学生们对蔡校长的殷殷之情。
6月中旬，彭允彝终于去职，北大师生分别派出代表陈启修、李骏等人“到浙迎驾”，劝请蔡元培返校复职。面对变化着的时局和师生代表的真情相劝，蔡元培本已坚定了的去意又呈现松动迹象，他表示“政局如有清明之端绪，则我于赴欧以前，一度进京亦无不可”。闻知此情，老友张元济迅即来函相劝：“知兄将有北京之行……今之政府，万无可与合作之理，能则摧灭之，扫荡之，否则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辞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终自坚持也。”张元济早先亦是政治中人，作为“戊戌孑遗”转而从事出版事业，身居沪上，与南方党人多有来往，对北方政治有旁观之智。来自老友的提醒，促使蔡元培改变主意。此时，曹锟贿选丑剧已徐徐启幕，贸然北返更非其时也。于是，蔡不得不违拗北大上上下下的好意，断然决定径直启程赴欧。张元济再来一函：“我兄北京之行，业经作罢，闻之甚慰。此时都中只可谓之无政府，迁流所及，恐尚有不止于摧残教育者。狂澜既倒，固非只手所能障而挽之也。”蔡元培身边有张元济这样透彻的政治观察家在，他也只能有负于北大师生的一片痴情了。
启程赴欧之前，蔡元培接连分别致函北大教职员、北大学生和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提出了他的“根本解决”方案：“对于北大及其他北京国立各校之根本救济，鄙意宜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关系，而别组董事会以经营之……（北大方面）董事会未成立之前，拟请教务长、总务长与各组主任会设委员会，用合议制执行校长职务，并请委员会公推主席一人代表全权”，如此进行，“培一人之去，又何关轻重耶？”他告诫说：“国立八校当此危险时代，若不急筹高等教育独立之良法，势必同归于尽。”而对于北大学生，他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大学教授由本校聘请，与北京政府无直接关系，但使经费有着，尽可独立进行”，应别组董事会以维持和发展校务，“但董事会未成立之前，不能责诸教授为无米之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