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世纪文化教育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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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文化灵魂的诗歌尤其如此。这是一个诗情勃发的时代。一方面，诗人辈
出，仅清人所编《全唐诗》就收录2300 多位诗人、作品48900 首。他们创作
的作品广泛传颂于市井社会，题写于道观、寺庙、驿站墙壁，吟唱于学校等
地，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都充满了创作欲望，使得
“行人南北尽歌谣”（《敦煌曲校录·望无行》），“人来人去唱歌行”《刘
禹锡《竹枝词》），成为一代风尚。
唐朝末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
国有制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
唐亡后，公元907—960 年间中国社会进入了五代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
是战乱不断，内争不已。统治阶层道德沦丧，荒淫无道，而广大民众则深受
其害。
公元960 年建立的宋朝结束了唐亡以后的分裂局面。宋朝在继承唐代文
化、反思唐末和五代社会动乱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宋代文化，其显著特点是
理学的兴起和市井文化的勃兴。
宋代开国后，胡瑗、孙复等一批学者及其门人在总结唐亡和五代战乱的
教训时，认为唐朝的灭亡和五代的祸乱是由于“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
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日薄”，又加上一部分士人醉心佛、老之
学，隐居山林，不问世事，独善其身，终至国破家亡，一发不可收拾。他们
极力倡导以仁义道德：圣人体用为政教之根本，主张通过讲求经术、治理世
事来砥砺品行，提高人格修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浮华消极的风气。后
经周敦颐、邵雍、张载及二程兄弟的不断探讨和推广，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
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将儒家的纲常伦理确立
为万事万物之“天理”，而且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朱熹精心改
造了汉儒编篡的《大学》，突出了“正身”、“诚意”的修身公式，为自觉
认识天理指明了途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种将格物、致知作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的做法，实际上将外在行为规范转化为内
在的主动的心理要求，是对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一种规谏，告诫他们要
自律，不要过分纵欲，以免重蹈唐朝的覆辙。这种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
想人格的建树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但其中
某些消极因素被后代统治者用来压制民众的正当要求。
与理学的趋向相一致，宋代的士大夫文化表现出精细、内向的性格。宋
词婉约、阴柔，细腻精致；宋画优雅细密、温柔恬静而不失潇洒高迈之气；
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无不体现出宋代文化中内向的性格。
宋代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市民文化的勃兴。在熙熙攘攘、快节奏的都市
生活中，普通市民无意追求典雅的意境和浓郁迷离的诗情，他们所关心的是
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形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时起，就显示出一种粗
俗的活力与极大的普及性。市井中流行的傀儡戏和参军戏上演时，台下观众
云集，大声应和，情景热烈。以“市人”为读者群的“市人小说”开始出现。
大都市中产生了固定的市民游艺场所瓦舍，内分多个专供演出的小圈子，称
为“勾栏”，上演杂剧、杂技、讲史、说书、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等
节目，热闹非凡。这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的兴起，成为
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宋代文化内向、精致、硕果累累，史所罕见，但其气势却远不及隋唐文
化，主要原因是宋代自建国之始就受到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的威胁，
双方长期对峙、冲突，使宋朝元气大伤。这种对峙与冲突产生了双重文化效
应。一方面，宋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引起
的悲痛和故国之思，渗透了宋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陆游、辛弃疾、岳飞、李
清照等人的忧愤之作，范仲淹与王安石的变法改革，无不是这种文化背景的
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了丰富
营养，使自己的文化发展速度大大加快。
公元13 世纪，另一个游牧民族蒙古人像一股强劲的旋风横扫了欧亚大
陆，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对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蒙古人的攻击下先后崩
溃。1260 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建号“大元”。在汉族士大夫的影响下，忽
必烈采取措施，使蒙古族“行中国事”，又定宋代的“理学”为官学，对后
来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代文化的突出之处主要有两个，即杂剧的兴起和中外文化的大规模交
流。
元初，蒙古铁骑把汉族士人文化踏得粉碎，科举制度亦一度废止达数十
年之久，以致汉族文人学士入仕受阻，失去生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甘穷
困潦倒，遂投身于杂剧创作，以求得生存，并表达自己的悲愤、苦闷与抗争。
关汉卿的《窦娥冤》等便表达了公元13 世纪前后汉族人民的愤懑之情。也有
的杂剧作品讴歌了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如《西厢记》通过张生与莺莺的忠贞
不渝的爱情故事，向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杂剧的兴起与中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相比，后者无疑意义更大。由于元
帝国版图空前广大，“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
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使中国文化有可能以较大规模展开。
元朝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界实际上处于开放状态。阿拉
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以及拜占庭和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及商人、旅行家
来到中国，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尤其是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对中国文化的
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此同时，随着元朝军队的西征，中国文化向外传
播的速度大大加快，火药、印刷术等都于此时随着蒙古军队的征战而传入阿
拉伯、波斯、埃及，然后再传入欧洲，对世界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尽早
走出中世纪作出了突出贡献。
总之，隋唐宋元之间的中国文化显示出的是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态势，
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对外来文化既积极吸收学习，又主动奉献、
输出。所有这些特点都使得中世纪中国文化独树一帜，与西方文化形成鲜明
的对比。
（2）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吸收
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和社会吸引并影响后进国家，这是世界文化发展史
的一条基本规律。由于古代中国经济文化极为发达，常常吸引并影响着周边
国家，因此在中世纪前后这段时间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日本、朝鲜、
越南等国在内的文化圈。
当中国已跨入隋唐盛世、文化高度发达的时候，日本古代的大和国家还
保留着较多的氏族制残余，豪族势力强大，中央政府势单力孤，极不稳固。
为了根本扭转这种状况，日本历代统治者都积极谋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并派人前往中国学习中国文化。
隋朝建立后，日本推古朝的圣德太子于公元607 年开始向中国派出了遣
隋使。这些遣隋使中有高向玄理的许多留学生、留学僧等同行，他们在中国
多年，吸收了大量文化。
隋亡后，日本又向唐朝派出命名臣。从公元630—834 年的204 年中，日
本共向中国派出遣唐使19 次，平均每11 年1 次，其中有15 次到达中国，使
团成员包括正副使、僧人、学生和工匠，每次人数由250 人左右增加到500
人左右，船只由2 只增加到4 只。
这些遣隋使、遣唐使历经磨难，在中国学成归国后，促成了日本的“全
盘唐化”。他们将从中国学到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律令格式等典章制度及
衣食住行等社会风习和生活方式在日本付诸实践，终于使日本以大化革新为
契机，步入了封建社会，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一时期日本先后
产生的以佛教为主的飞鸟文化、以汉诗汉文和和歌的兴盛为代表的白凤文化
和以《古事记》、《日本书记》等国史的编撰为代表的天平文化无不浸透着
隋唐文化的影响。
唐朝末年，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动荡，文化产生了衰落的趋势，日本遂停
止了遣唐使的派遣。以此为契机，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已引进的中国文化的
消化，着手创立自己独特的文化，不久就产生了称作“国风文化”的具有浓
厚的日本特性的文化，其特点是佛教进一步普及，教义和信教方式进一步简
化，“佛”本身也日本化，成为日本“神”的化身；日本文字正式诞生，《源
氏物语》和《枕草子》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用平假名和片假名写成的优秀文学
作品相继问世。建筑、美术、书法等也都开始显现出日本独有的特点。
公元12 世纪末到14 世纪初，日本进入了镰仓幕府时代。在中国宋、元
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以武士为中心的新文化。一系列的佛教宗派相继兴起，
禅宗尤为武士阶层所推崇，出现了以京都、镰仓的五山禅林为中心的“五山
文学”。作为日本民族宗教的神道也在此期间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朱子学”
受到重视。连歌、能乐等文艺形式兴起，茶道、花道也日益盛行。
朝鲜半岛上统一了的新罗王朝（公元668—935 年）和高丽王朝（公元
918—1392 年）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吸收的热忱程度及效果不亚于日本。新
罗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唐朝，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文化，他们中有不少
人在中国考取了进士，留在唐朝做官。大批留学生对吸收隋唐以来的中国文
化起了重要作用。新罗王朝和高丽王朝不仅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完全仿
唐，设有与中国的六部和州、郡、县、乡对应的机构，职官也与中国大同小
异，设宰相、侍中等官。新罗推行经学教育，立国学，后改为太学监，国王
学习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亲临大学听课，又仿唐制实行科举制，设读书出
身科，以中国的经书为考试范围。城市建筑、历法、法律等方面，两朝也完
全采用唐制。
文化方面，汉文长期在朝鲜半岛流行，公私文书多用汉字写成。很多新
罗和高丽文人能写出优美流畅的汉文作品，其水平可与中国作家的作品相媲
美，《三国》、《史记》等大部头著作都是用汉文写成的。他们崇尚中国的
诗赋辞章，尤其喜爱白居易的诗，白氏的诗集被高价求购，“篇易一金”，
转抄传诵，如有人不慎误传，也有人辩其真伪。对汉文的书法，他们也十分
重视，据说新罗书法家金生的书法作品流畅姿媚，可与中国的二王（王羲之、
王献之）相媲美。
中国的三大宗教中，除儒学被新罗、高丽两朝采纳、成为官方学问和科
举取士的标准之外，道教和佛教也先后传入。据记载，新罗留学生中信道教
的人不少，归国后，他们把道教带回了朝鲜半岛，如新罗进士金可纪，学成
归国后复入唐终南山修道，最后得道升仙。至于佛教，唐朝时佛教的各个宗
派如律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等均在朝鲜半岛上有所传播，影响很大。
至于越南，从秦朝到唐朝，都是中国郡县，约千余年。秦置象郡；秦汉
之际汉人越佗建国南越，汉武帝灭南越分为九郡；隋大业元年平林邑（今越
南南圻地区），置比景、海阳、林邑三州；唐置安南都护府，辖十三州，加
上当时的林邑，基本上就是越南现在的疆域。公元939 年，即五代后晋时，
越南始独立。
唐时，林邑与唐朝的关系十分密切。终唐之世，林邑王曾遣使来唐达31
次之多。唐代的政治制度、法律、文化、宗教传到该国，成为其立国的基础。
政治制度上，仿照唐朝建立官制，设王、宰相等，地方置群县，行仁政，
并立社稷，上尊号，建年号；兵制则仿唐朝的府卫制度；实行科举取士，立
国子监，以五经为教材，考试办法与隋、唐基本相同；士人可以游学中原，
参加中原的科举考试，考中后在中原做官；天文历法采用唐朝的《大衍历》；
交易所用钱币也和中原地区相似。
唐朝的文化对这一地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语言上，汉语是当地的
官方语言，各种文书以汉文书写。中原地区的文人学者用汉语与当地学者交
流，如著名诗人杜审言、刘禹锡等都曾到过林邑，与当地诗人唱和赠答，林
邑的诗人姜公辅以诗文取进士，深受唐朝皇帝的器重，其代表作《白云照春
海赋》被唐人看作佳作，他本人当过唐朝的翰林学士，官至宰相。儒家思想
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日常生活中道德规范受到高度重视。
越南独立后，仍继续沿用中国唐及唐以后的文物制度，并继续与中国保
持着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非常密切的联系，成为中国文化圈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文化的大力研究和吸收，不仅促进了三国
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促成了以中国为
中心的文化圈的形成，对东方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日文、朝鲜文和越文的诞生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文化传播的初期，处于落后地位的一方
由于其语言不够精确、词汇量不足以表达意思等原因，往往不得不直接采用
处于先进地位一方的语言文字，以求更加迅速的吸收先进的新文化。但当这
种交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别人的语言文字就很难再完全表达自己的思想
和情感，于是，就有了新的语言文字的诞生。日本、朝鲜、越南三国语言文
字的发展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1）日文
隋、唐以前，日本已与中国有所接触，隋朝时才有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到唐代时这种关系更加密切。另高度发达的文化令日本人羡慕不已。但由于
当时日本还没有正式的、统一的语言文字，使用他们的语言难以表达中国文
化中的新奇奥妙之处，因此便直接采用汉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工具，以求速
见成效。来中国的留学生自不待言，就连当时日本的宫廷中和贵族阶层也盛
行作汉诗、汉文。到大化革新前后，日本人能作汉诗、汉文的已不是少数。
到奈良时代，汉诗、汉文已被当作贵族必不可少的修养而受到高度重视，出
现了淡海三船、石上宅嗣等著名的汉文、汉诗作家，编辑了天智天皇时期以
后的汉诗作品集《怀风藻》（公元751 年）。平安时代又有《凌云集》、《文
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汉文诗集的出版。
但是，用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来表达日本民族的思想和情感，毕竟难以自
由自在地表达出来。因此，日本人开动脑筋，对汉语言文字加以改造，将汉
字的音和训并用来表达和记录日本语，于8 世纪初发明了“万叶假名”。著
名的《古事记》（公元712 年完成）就是用“万叶假名”书写下来的。它是
天武天皇时期讨论自古以来宫廷中口头流传的“帝纪”和“旧辞”的笔录，
是日本早期留下的最重要的用“日语”写成的书面文献。
由于“万叶假名”过于繁杂，运用了许多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同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