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世纪文化教育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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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书于天下”（《隋书·高祖纪》），并“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
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此举受到社会各阶层积极响应，纷纷献
出自己珍藏的图书，因而使隋政府的图书量大增，短期内使藏书量从1 万多
册增加到37 万多册，收藏于西京嘉则殿，又从中挑选、补配出标准版本即正
御本3。7 万册，存放于东都皇宫，专供皇帝阅览。对于从民间购求上来的图
书以及新刻图书，皇帝都命人严格按质量分类，按内容分放。同时，为了便
于保管、检索、使用，隋政府先后组织编定了《隋开皇四年书目》四卷、《开
皇八年四部书目录》四卷、《隋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香厨四部目录》
四卷、《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大隋众经目录》七卷、《历代三宝记》
十五卷等。
为了提高人们对图书事业的重视，隋政府还于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
改革官制，将主管图书事业的秘书省与殿内省、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并
列为五省，又普遍提高该省官员官阶。秘书监由正三品改为从二品，秘书少
监为从四品，秘书郎由正七品改为从五品，著作郎由从五品升为正五品，并
大幅度增加了秘书省的工作人员。
正是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才使得隋朝在其短短三、四十年的统治时
期，使图书事业获得了很大发展。
隋亡唐兴，隋代建立起来的大规模图书事业虽遭战乱，损失很大，但仍
有一部分图书被保存下来。著名学者令孤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
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皆备”（《旧唐书·令孤德棻传》。
公元626 年，李世民即位，“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
置弘文馆”，两年后迁魏征为秘书监，负责领导整理图书，“数年之间，秘
府图籍，烂然毕备。魏征的工作以后由著名学者虞世南和颜师古接替，成绩
较魏征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宫廷藏书规模宏大，“太守于后苑作别馆，贮
儒、释、道书数千万万（卷）”（《玉海》卷一六五）。
李世民去世后，继任的高宗、中宗、睿宗等对图书的搜求和整理都曾做
过一定工作，但成效不甚明显。唐代图书事业真正的兴盛时期是唐中期的开
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5 年），其标志是集贤殿书院的建立和大规模校
书活动的展开。
开元初，唐玄宗李隆基以“国之载籍，政之本源”，“三五以还，皆率
兹道也”（《唐大诏令集》卷五一），接受名儒马怀素、褚无量的建议，发
动了中唐规模宏大的校书活动。在马怀素、褚无量及元行冲、张说等人的先
后主持下，秘书省、乾元殿、丽正殿、集贤院等图书机构先后进行了图书整
理、编目和校对工作，尤以集贤院成绩卓著。在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
甫、杨国忠等人先后主持下，集贤院进行了系图的搜书、编目、校写工作。
至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冬，玄宗入集贤院观书，善本已达8 万余卷（不
计复本）。此后，搜求图书和编校工作持续到天宝末年，使集贤书院藏书又
有较大增长。由于玄宗的提倡和一批著名学者的主持，中唐图书量增长快，
史称“唐之藏书，开元最盛。”
与国家图书事业发展的同时，私人藏书也十分可观。终唐一代，见诸记
载的藏过万卷的私人藏书家有十几人，藏书达数千册的藏书家更不可胜数。
如高祖李渊的第十一子李元嘉。“聚书至万卷”（《归唐书·高祖二十二子》），
吴兢“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卷”（《郡斋读书志》卷九》，韦述“聚书
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旧唐书·韦述传》），李泌藏
书达三万余卷，是唐代最大的私人藏书家。
安史之乱后，连续不断的战乱给中唐以后建立起来的图书事业造成了毁
灭性的打击，公私藏书遭到严重破坏。至唐末，秘书省、集贤院等中央图书
机构的藏书量已下降至不足万卷，“平时载籍，世莫得闻”（《旧唐书·经
籍志序》）。
宋代，主持国家图书事业的机构主要是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
秘阁、崇文院和秘书省，其主要职能是藏书、编篡官书、整理典籍、编修书
目、出版等多项。
宋初，三馆得周藏书1。3 万卷，后来，三馆、秘阁不断增加。图书来源
主要是宋太祖在统一过程中籍没了各国的图籍，其精华部分均入馆阁。其次，
太祖、太宗、仁宗、徽宗在位期间均曾下诏求书，并规定优厚的奖励办法，
献好书者可以得官给价。另外，官修和新刻图书都要上交样本，贮藏馆阁。
由于广泛求书，藏书量增加较快。据统计，北宋馆阁藏书总数是6705 部，共
73877 卷（《宋史·艺文志》），且都是经过反复校勘的善本。在搜求整理
图书的过程中，几部颇具影响的国家书目也陆续问世，包括乾德六年编的《史
馆新定目录》、景德四年编的《太清楼书目》以及景祐元年开始编的《崇文
总目》，尤以《崇文书目》影响最大，由欧阳修等奉命编撰，共著录图书3669
卷，分部、类、目录等排列，大受后人称道。
宋代私人藏书也很兴盛，如李昉、王溥、宋绶、欧阳修等都是著名的藏
家，其藏书少则数千，多则数万。由于这些人多是官僚兼学者，且分布范围
广，互相之间又互通有无，成为宋代图书和学术事业中一股重要力量。
靖康之乱使宋朝160 余年积累起来的图书毁于一旦，公私藏书“悉为无
有”，江南地区的图书事业也大受打击。
宋室南渡后，为恢复国家藏书，做出了巨大努力，除不断下诏求书、组
织刻书外，还直接从著名的藏书家、故执政家、旧秘书省长官、出书业发达
地区的士大夫家、寺庙等处直接购求图书。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不断努力，终
于使南宋的国家图书事业得到恢复。同时，由于出版业的发展，图书购求更
为容易，民间藏书更盛，如叶石林一人藏书达10 余万卷，晁武公藏书2。45
万卷。
元代藏书较盛，初期图书主要来源于宋、辽、金，从南宋得到的图书尤
多，基本上完整地接收了南宋国家图书宫及内府图书馆所藏书籍及书版，又
从南方出版发达地区收购了大批图书，加上后期元朝政府自己翻译、刻印的
书籍，使元代的图书收藏量比前代为盛。但由于种种原因，元代图书整理编
目水平远逊于宋代，只有《文献通考·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及私人撰
修的《录鬼簿》较为著名。
总之，隋、唐、宋、元四朝图书事业的发展，使手抄和印刷的大量书籍
得以完善保存，经过系统整理编目，更便于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们参考使用，
对四朝政治和学术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相当一部分
图书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流通到日本、鲜鲜、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为中
世纪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东方各国的体育卫生
如前所述，中世纪东方文化基本上是一个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圈，
中国的文物制度在邻近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受到全面学习和仿效，作为
整个文化的一部分的体育和卫生亦不例外。因此，本节所述，以中国为主，
兼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国。
（1）体育
隋唐宋元（公元581—1368 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向上发展和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的强盛时期，体育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的大发展和统治者的倡导，体育进入了一个兴盛时
期。这一时期的体育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武术运动向民间普及。隋唐两朝实行的府兵制和武则天设立的武举制，
推动了武艺的普及和提高。原来主要用于军事的武艺开始向健身、娱乐为主
要目的“武术运动”演化，民间练武、比武之风盛行。
球戏有所发展和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濒于灭绝的击鞠和蹴鞠活动到了
唐代又得到恢复和发展。据记载，唐中宗李显“好击鞠，由是风俗相尚，驸
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于是，
不仅皇宫府第击鞠成风，军队中也大为流行，且对优秀的射手有赏格，甚至
连文弱的儒士和女子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进来，更使击鞠成为一时风尚。
蹴鞠方面，唐代用球门代替了原来的“鞠室”，又用充气的皮球取代了过去
用毛纠结成的球，使蹴鞠运动更富趣味，更有吸引力。此外，唐代还创造了
“十五柱球戏”，其法：置瓶状木柱于地，十柱上硃书“仁”、“义”、“礼”、
“智”、“信”等褒义词，五柱上墨书“傲”、“慢”、“吝”、“贪”、
“滥”等贬义词，参加者抛滚木球以击柱，中硃书者为胜，中墨书者为负，
并有赏罚。
角抵十分普及，不仅宫廷、教坊、军队中养有专门角抵的职业摔跤家，
每日训练，皇帝每隔三日定期观看他们比赛，而且民间角抵活动也十分普及，
每到寒食日（清明）或五月份都有大规模的民间角抵比赛活动。
杂技有了全面发展。隋代的百戏盛况空前。炀帝时，几乎年年举行大规
模的演出，其中有很多杂技项目，重要的有拟兽伎（以舞龙、舞狮为常见）、
空中伎（以履绳、缘竿为主）、呈力伎（以力气为主、间以技巧）、丸剑技
（以弄丸、跳剑为主）、掷倒伎（以筋斗、倒立等为主）。
乐舞进入极盛时期，不仅有太常寺、教坊等国家乐舞机构创作的大型舞
蹈《破阵乐》（后更名为《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圣寿
乐》等气势宏大的乐舞，足以反映出唐王朝的文治武功，还有民间流行的健
舞、软舞、花舞、字舞、马舞等，其中健舞中的“阿辽”、“柘枝”、“剑
器”、“胡旋”等，都是舞蹈，但同时又是极好的体育健身活动。
围棋发展形成新的高潮，所用棋枰已达纵横各19 道，通用术语已达30
余字，如“立”、“行”、“飞”、“尖”、“粘”、“干”、“绰”、“约”
等，主要盛行于王室贵族和文人学士，民间也不乏高手。
唐亡以后，五代战乱时期曾使隋、唐以来兴起的体育活动受到很大冲击，
但大多数项目在民间流传，得以幸存下来。
宋辽金元（公元960—1368 年）时期，社会经济又有较大发展，城镇更
加繁荣，这些都为以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的体育活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同时，由于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特别是游
牧民族的蒙古人入主中原，使与军事有关的体育活动受到特别重视和提倡。
这一时期，除隋唐时期盛行过的球戏、角抵继续流行并有所发展外，体育活
动又有了新的内容和特点：
骑射倍受重视。宋代统治者基于军事需要，十分重视射术和武艺，每年
三月都要组织军事演习，向假想的敌人试射弩箭。宋元丰元年（1078 年），
宋神宗制定《元丰格法》，对士卒步射、马射、弩射所应达到的等级标准做
出了详细规定。宋代北部地区边民为抗御辽、金南侵，组织了以习射为主的
“弓箭社”，协助政府抗金，政府对此也大力加以扶持、利用，使这些地区
的“弓箭社”和入社练习的人大幅度增加，有的地方如定州等入社人数达到
了当地总人口的1/7 左右。
本来是游牧民族的辽金元统治者更是以骑射立国，不仅人人练习骑射，
而且每逢重大节日都要举行各种骑射活动，使这项运动更受重视。
水上活动盛况空前。宋太祖赵匡胤在位16 年，“观习水战者二十有八”
次。太宗赵炅一即位就下令凿引金河水造“金明池”，大练水军。次年，于
水殿观习水战时，他对宰相说：“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
用，时习之，示不忘战耳”（《宋史·礼志》）。此后，金明池不仅作为训
练水军之用，同时也是嬉戏的处所。据记载，当时有划船成为“圆阵”、“交
头”等阵式以及赛船“夺标”等，大型画舫尾部设有秋千，表演者荡至与支
架齐高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是当时一种别开生面的跳水运
动。淳化三年（公元992 年），赵炅“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
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宋史 ·礼志》）。
水上游戏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钱塘弄潮也是宋代特有的一种水上活动。每年八月，政府在钱塘进行水
军训练，当地青年趁潮水涌来，有的手执彩旗游于惊涛骇浪间，“腾跃百变”
为戏，有的则踩一叶小舟，在浪潮中，“穿行自如”，大显身手。钱塘江岸，
观者相连，长达数十里。至于传统的端午竞渡，水乡地区的城镇及农村仍盛
行不衰，成为宋辽金元时期主要的水上活动节日。
长跑活动开始兴起。这一时期，由于战争频繁，政府十分重视选拔和培
养善于长跑的人，以便在紧急时刻能迅速传递军情。宋代从“弓箭社”中选
出长跑的人，名为“急脚子”。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 年），“初置急递铺，
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金史·章宗本纪》）。元代的急递铺兵可达“一
昼夜行四百里”（《元史·兵志》）。
除上述职业性长跑外，元代还出现了定期举行的超长距离越野赛。元世
祖曾建“贵赤卫”军，担负元大都（今北京）等地的警卫任务。为检阅这支
军队的身体素质，元统治者每年举行一次长跑比赛活动。比赛有两条路线，
一条以河西务（今河北武清东北）为起点，至大都宫廷为终点；一条以泥河
儿（今河北宣化东）为起点，至大都宫廷为终点。比赛时，每10 里、15 里
或25 里设一铺，急递铺上下传递作接力赛。赛前在起点处“约之以绳”，参
加者横列绳后，开赛时将绳去掉，参加者齐向前跑。约3 个时辰（6 小时）
跑完全程（约180 里），“直抵御前”，“先至者赐银一饼，余者赐缎匹有
差”（元陶宗仪：《辍耕录》）。
隋唐宋元时期的这些丰富多彩的体育不仅丰富了国内人民的文化生活，
陶冶了人们的性情，锻炼了人们的体魄，而且也使周围地区的日本、朝鲜、
越南等国深深仰慕，纷纷起而仿效，如球类、角抵、围棋及乐舞深受日本人
民喜爱，朝鲜人喜爱围棋，且人能蹴鞠，等等。
（2）医疗卫生
公元6—14 世纪期间，与人民身心健康有直接关系的医疗卫生获重要进
展，成为东方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医疗卫生事业与前代相比，中央政府对
医疗卫生事业的体制有所改进，管理进一步加强，重心向基层转移。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设立尚药局，有典御2 人，侍御医直长各4 人，医
师40 人；又设立太医署，由太常统太医署令2 人，丞1 人，下设主药2 人，
医师200 人，药园师2 人，医博士2 人，助教2 人，按摩博士2 人，祝禁博
士2 人。后来隋炀帝继位后对中央官制有所调整，尚药局等机构的官职和定
额也有所变动，但总的看来，隋代的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及其编制要比前代庞
大，专业分工也趋向细密。
唐代沿袭了隋代的官制，在中央政府设尚药局和太医署。尚药局由殿中
省管辖，设奉御2 人，为正五品下，又设直长、书吏、侍御各4 人，主药12
人，药童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