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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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同等学历公务员总数的88％。
人事部的统计情况表明，公务员流失在各方面都相当不平衡，外语、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涉外审计等涉外专业的人才流失相对严重。例如，外交部流失人员共164人，其中外交业务类136人，占83％；文化部共流失22人，其中外语专业人才13人，占总数的59％。“这或许跟市场对外语专业需求大、外语人才更容易将专业优势转化成市场价值有关。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他们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显然多一些。”毛寿龙说。
相应地，跟这些专业相关的机关，成为流失最突出的部门，如原外经贸部、外交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等分别流失158、157、107和88人。而在一些对专业性要求比较严格的部门，如教育部、信息产业部、财政部、原经贸委、知识产权局、建设部、科技部等流失也比较严重。
在这些流失公务员中，35岁以下年轻公务员流失的情况尤
为严重。例如外交部的流失人员中，35岁以下的占了80％；原外经贸部从1999年到2001年的3年中，有123名青年公务员流失，占同期录用大学毕业生总数的728％。
这些年轻人员具有相当好的知识结构，其中很多都是高学历人才和业务骨干，有的刚走上领导岗位不久，有的甚至是某项工作或涉外谈判的核心成员。从发展趋势上看，处级公务员和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公务员流失的比例越来越大。例如原外经贸部在2001年流失的59人中，处级公务员就有19人；而原经贸委流失的51人中，就有5位博士、15位硕士。
从趋势上看，公务员流失数量在逐年上升。例如原外经贸部从1999年到2001年，流失人数以24、40、59人持续攀升。有专家称受近年来整个社会就业环境不佳所累，近一年来流失人数稍有下降；总体看来，这种公务员流失的趋势已经损害了公务员整体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脚踏两只船的“事业人”
庞大的群体在国际交流中，我们常常为“事业单位”的英文表述和解释感到为难，称得上与“干部身份”并列的中国特色。大量事业单位所承载的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与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是城市中间阶层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了方便，不妨称呼他们为“事业人”。当然，并非事业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属于“事业人”，比如勤杂工人就属于社会基层。
国家统计部门给出了一个具有统计操作性的界定：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82页。专业技术人员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以及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且已在1983年以前评定了专业技术职称或在1984年以后聘任了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具体指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及实验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教学人员（含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中学、小学）、民用航空飞行技术人员、船舶技术人员、经济人员、会计人员、统计人员、翻译人员、图书资料、档案、文博人员、新闻、出版人员、律师、公证人员、广播电视播音人员、工艺美术人员、体育人员、艺术人员及政工人员。
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具体指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企业、事业单位下设的职能机构、企业的生产车间和辅助车间（或附属辅助生产单位）中从事生产、技术、经济管理和政治工作的人员。
按照公务员管理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不统计为专业技术人员。我们这里理解的“事业人”和上述统计意义上的界定大致类似，不过将企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排除在外。另外，传统上依附于事业单位的许多专业人员已经走向市场，我们宁可将这部分人看做企业白领，甚至律师也是如此，如本研究中的曹飞（09）。
毫无疑问，这种“事业人”在作为整个国家文化中心的北京市人数最为众多，2003年底的统计数字是147万人，分属于75万个事业单位，其绝对数和相对数都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在中国，事业单位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数量超过120万，而从业者已经超过了3000万。《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47页。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左右逢源的幸福生活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事业人”的收入水平现在已经大幅提高。但如果横向比较的话，相对于进入市场化组织里的他们的同行、同学，“事业人”工资单上的数目看起来并不高，好像“事业人”在经济上还算不上中间阶层。但我们这里之所以仍然把“事业人”作为中间阶层，就是因为他们的资源获得并不仅仅来自单纯的工资收入。下面所描述的是采访中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工程师夫妇的家庭，是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市场转型中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的一个形象化缩影：钱民（13）和孙敏（14）都在某科研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都留到了科研院里。单位在人事管理上还沿袭了原来的体制，在经费与人事工资上仍然有相关部门的财政拨款，也仍然承担着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和研究生培养的任务。但这些只是单位职能的一部分，它保证了科研单位的基本运行，保持了事业单位的基本身份。如个人一样，不光要求生存，还要求生存得有声有色，这是每个组织的基本冲动。如果仅仅靠财政拨款，不要说活得有声有色，有时连生存都是问题。所以，单位将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放在了对外承揽工程项目与开发产品上。在体制上，单位挂靠了一些公司的名头，许多科研院里的专业人员兼有科研院工程技术员和公司职员的身份。在分配上，相应地采取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加效益工资的做法。实际上，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成为收入的主要部分，并且在员工之间拉开了相当的差距。钱民（13）和孙敏（14）刚结婚时，住在院里的筒子楼里，后来小夫妻分到了单位的福利房，价格只有商品房的三分之一。房子是新的，三室一厅，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对于小家庭来讲已经绰绰有余了。装修不豪华，但布置得整洁精致。房子离单位不远，平时走路就可以过去。所在的小区虽然不大，但很干净、优雅，设施很齐全。两个人的收入还不能让他们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孩子出生后更成了家庭主要支出，暂时会紧张些，但房子为他们节省了很大经济压力，经济上可以保证家庭的良性运转。因为两个人都要上班，所以家里还请来一个知根知底的保姆，帮着看孩子、收拾家务。生活节奏不紧不满，祥和平安。从上述钱民（13）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事业人”的资源优势在于，他们在享有传统体制福利资源的同时，已经将另一只脚踏到了市场化的资源分配体系中，并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充分利用了体制优势、特别是体制垄断优势。“事业人”在享有体制资源上，不如公务员；在享有市场成果时，不如完全进入市场的企业白领，但“事业人”将两种资源途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凭借综合资源优势，并不逊色于公务员和企业白领，从而跻身于中间阶层的行列。这种结合有时候是微妙的，需要同时深刻理解传统体制长时间仍得以延续和市场转型不可逆转两方面的特征，熟练地掌握一些“左右逢源”的技巧。
钱民（13）说，他在刚开始工作的一段时间，心理上并不平静。单位工资不高，看着同学、朋友在外企里面风风光光，也想从单位跳出去算了。特别是在结婚后住在筒子楼里的那段时间，心里很不是滋味，觉着好坏算夫妻两个硕士，为什么非要憋在这个地方？但后来还是没有跳出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听说单位正在盖房子，以他和太太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单位和都是硕士学历的条件，应该可以分到一套很不错的住房。如果在外面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买同样的房子的话，除了要交首期，每个月大约要付四千多块钱。算了算，在外企里工作和在科研院工作，从收入上来讲的话其实差不多。而且，随着单位越来越活，科研院有企业化的趋势。凭借着体制内的资源，单位比外面的公司效益还好，收入也逐渐涨了上来。另外，在科研院工作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工作上不太如意，也就是少拿些工资而已，不必担心被“炒”掉。而在外面的企业里，随时都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说起这些往事，钱民（13）庆幸自己当初没有跳出去。
如果说钱民（13）和孙敏（14）夫妇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科研所市场化的图景，那么杨波（20）就为我们提供了高校教师这个群体市场化的生动例子。杨波（20）现在一所大学做教师。几年前，他就开始在外面讲授各种应试英语。多年下来，在圈子里俨然已经小有名气，在各大城市飞来飞去讲课，甚至已经出了几本英语考试方面的“专著”。虽然这是他的第二职业，但实际上成了第一职业（可以把这种职业叫“知识个体户”），因为外出讲课和相关的事情占用了他大部分的时间，自己主要的收入也来源于此。结婚前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又买了一套20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他自费送太太去国外学习，前一段又买了辆车，另外他还有出国进修的打算。光是这几笔花费就是不小的数目。这些支出都来自讲课的报酬，他也自嘲成了挣钱机器。作为大学教师，学校的事仍然要做，比如学校的授课任务，但并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太大的热情。我问他，在高校里的收益相对自己外出讲课的收益微不足道，对自己还是个牵扯，为什么不干脆辞职呢？杨波毫不迟疑地给了我否定的回答，强调事业单位这个“靠山”不能丢：从来没有想过要辞职，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去想，不可能辞职的。我现在出外讲课都打着所在大学的名头，所谓“名校名师”，很多学习班的组织者和学员也都是冲着我这块招牌来的，没有了这块招牌，我算什么？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干的，那是人家已经出大名了，不需要学校这块招牌了。而且，他们年纪大了，也没有其他想法了，就想挣点钱。可是我还这么年轻，不可能讲考试英语讲一辈子吧？我将来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离不开学校这个平台。另外，有学校做靠山，心里踏实。有些资源，是钱不能买来的，但学校能给你。也许杨波（20）的例子并不能代表所有高校教师，但高校市场化、产业化的一面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伴随着高校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的自由度也大大提高，活动空间和资源来源已经不再局限于高校的院墙。同时占有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的成果，使得教师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业。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责难与辩解
从顺应市场转型规律的角度来看，有些“事业人”“脚踏两只船”的做法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作为一种良性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存在，可以认为是在特殊的社会过渡时期对不合理的传统分配方式的一种反动。同时，这种“事业人”进入市场资源分配的体制往往是非正式的，利用体制资源的方式和合理性难以控制。有学者提出，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在当前还存在着三种隐性的收入，分别是工资外收入（相当于各种福利，如成本价分房等）、单位外收入（即兼职收入）和非法收入（如钱权交易等）。参见鲍迪克：《李强：收入体制紊乱引发隐性收入现象》，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能够全部享有这三种收入途径的，只有“事业人”，因为公务员一般没有兼职收入，而企业人员本身的各种灰色收入都比较少。如果单单从合理与合法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收入中没有一种肯定合理、合法，也没有一种肯定不合理、合法。
这样，有些领域的“事业人”进入市场资源分配领域本身和进入方式都充满了争议、非议，甚至违法的责难。特别当“事业人”取得的市场资源成本直接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时，社会舆论就会对这种“灰色收入”持强烈批判态度。参见鲍罗克：《中国的收入有多“灰”》，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比如，在采访中很多被访者主动表达了对医疗行业和教育行业乱收费的不满。这里的教育指学龄前教育和国家九年义务教育，不包括大学与成人、职业教育，可以统称为基础教育。
孔楠（22）现在正要评主治医师，其工作范围也使得他还没有接触到太多的灰色收入。但他也承认现在的医药、医疗行业问题很多，并不否认其他层次较高或热门位置的医生有很多灰色收入，比如动手术收红包，去外地医院走穴动手术，开有回扣的高价处方。孔楠（22）在医院的门诊经常见到，一些医药销售代表当着很多病人的面邀请医生去外地，甚至国外旅游，毫无顾忌。同时，他也强调现在医生的单纯工资收入从整体上不高：我们医院那些已经到主治副教授级别的医师，如果单靠医院发给的工资，养家都养不起。他们就是奖金几百块，工资，加上国家规定的各种补贴，一千多一点，不到两千块钱。北京其他医院或者外地的医院，差点的加起来才一千出头吧。要是他不拿（指拿红包、回扣等）的话，就相当于低档收入了，连北京的中等收入都算不上吧。可是以前我们读书、搞科研，现在的工作也付出很多，不应该就这么一点收入。所以，“事业人”自身已经逐渐对这种从市场上弥补工资收入不高的资源获取方式心安理得。孔楠（22）对医生收回扣的现象有他自己的“合理”解释，但总让人感觉有些不妥：回扣属于各大医药公司的产品推广费，是正常的企业成本，给医生的也无可非议，只不过中国的政策把这些归为不好的方面。人家单位这部分钱是拿出来专门作为市场推广的费用，是竞争的一个费用，不存在不合理。当然会把这一部分药品的收入放到消费者的负担上去了，这是卖药人的事情，这个就跟国家政策有关系了。这个跟医院和医生没有太大关系的。同时，他认为有些专家到其他医院走穴动手术是合理的个人劳动收入，而且在社会效益上看是“弥补了医疗资源不平衡”。
华林（21）是高中教师，平常的授课任务很重，而且到现在的中学时间并不长，暂时没有到社会上去兼职。但他不否认很多中学老师在业余时间给学生做有偿辅导，开高考培训班，也不否认将来自己也做这些兼职的可能。在教学中，有时也会通过各种形式向学生收费，比如兜售学习资料等。
“事业人”的市场化之所以存在社会认同的争议，根本在于两点：
首先，“事业人”所在的行业、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存在市场化的合理性。有些行业本身就应该进入市场，只不过由于体制的惯性还没有从体制上完全进入市场。这时候如果事业单位和“事业人”进入市场就容易得到认同，除了个人可以得到合理的收入，而且在社会效益、资源配置上是一种合理化。而有些行业并不仅仅是挂着“事业单位”的招牌，从性质上看也是真正的公共事业，即使在成熟、发达的市场机制下也不应该市场化。这些事业单位和“事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