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祸福在天”。他说：国家的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都是一类的，他们有国家的一个保障体系，来保障他们的生活，包括现在和以后，特别是等他们老了以后。国家公务人员可以分成高级的和低级的，不一样，但他们都有保障。虽然有的地方的机关也要裁人，但国家给这些人留好了后路了，比如去一些大的学校上研究生，或者其他很好的安排。对他们还是比较照顾的。他们的特点是生活压力不是那么大，或者我认为他们的压力不应该那么大。因为他们的权利和福利制度都是由国家来保障的。第二类就是私营企业这一块，有财大气粗的老板，也有一些做得不好的。白领也是，无论外资还是私企的白领。有些也有一定的保障，但和前面的那种保障不一样，他们是自己努力挣来的，不是国家给的。他们今天的努力才能保证以后的舒适程度。其他一些小私营企业的人员，更没有保障，整天为了生计奔波。比如那些小老板，做好了还行，做不好连基本保障都没有。他们和一般私营企业里的从业人员一样，都有生存的压力。弱势群体属于最没有保障的阶层。曹飞（09）所说的“保障”，并不是指有多少直接收入，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国家体制的“庇护”。他的表述并不十分严谨，把社会依据体制保障的有无而截然两分也有些偏颇。但从思路上可以看出，城市人群确实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类型。中国正逐渐向市场转型，同时传统体制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曹飞（09）看到了社会结构在体制上的分立，却并没有更进一步意识到这种分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冲突。中国二十几年来阶层分化的大背景，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并和传统体制相互冲突和相互补充的过程。这一点在中间阶层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　　　　
　　　　如果体制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达到极致，不是从经济层面上来划分社会结构，而是从政治层面上来划分，就可以看做一种社会结构的“政治分层”。“政治分层”中“政治”的含义是有明确限定的，它是指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体。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这种政治分层的主导性，学者们能够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对于政治分层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作用，却在理解上存在争执。有学者直接质疑了政治分层在中国的继续存在。米加宁：《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标准——与李强讨论两种社会分层标准》，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而另外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同在的二元模式。参见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9页。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分层。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差距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但这并不表示政治分层已经从社会生活中消失，而是在现实中依然显而易见。比如，政府机关在选择求职大学生时仍然重视党员身份，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时还是重视政治态度等政治标准。这样，与其说当前的社会分层已经完全“去政治化”，不如说形成了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分层模式。　　　　
　　　　美国学者维克多·尼从20世纪80年代市场转型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社会分化问题，建立了中国阶层分化的“市场转型理论”，从权力的角度论证了政治不平等的弱化。在对中国农村的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必然引起社会分层机制的根本变化，以往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将转化为以市场作为社会分层的新机制，从而提出了“权力”贬值的假设。维克多·尼：《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到市场》，载《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　　　　
　　　　但维克多的理论存在很多受质疑之处。首先，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后的农村确实出现过一段明显的“权力贬值”现象，但这种权力贬值现象随着地方党政部门对农村控制的重新加强而不再那么明显。而且，农村的现象不可以推而广之，城市并不一定存在如此的权力贬值。其次，现实的发展恰恰反驳了权力贬值的理论，曾经的价格双轨制给权力影响资源分配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造就了一大批经济上的社会上层。　　　　
　　　　实际上，政治分层的本质是“体制权力”强力介入政治资源分配、并依此来主导社会分层。强调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远去，“体制权力”逐渐从分配政治资源中退了出来，使政治分层的作用发生了弱化，甚至有政治分层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　　　　
　　　　但“体制权力”的这种强力影响不但可以体现在政治领域，同样可以体现在经济领域。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体制权力”的重心随之转移，不再集中在对政治资源的分配上，而是逐渐转到对经济资源分配的影响。“体制权力”强力介入经济生活，与市场的力量一起来主导经济资源的分配。也就说，政治分层弱化了，但“体制权力”自身并没有相应弱化，更不会消失，而是将它的影响方向进行了调整。　　　　
　　　　这样，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分立，而是经济分层中的两种不同影响力量的分立。即，“体制权力”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体制分层”，与市场力量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市场分层”形式，这两种分配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后共存，并在相当程度上形成相互“渗透”、相互“尊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这种二元分配方式导致了新的社会资源配置不平等格局，在阶层分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阶层分化中“体制权力”与市场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的二元社会资源配置模式，可以简称为“市场——体制”模式。它的形成涉及两个变化过程：“体制权力”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变到经济领域的过程，政治分层弱化；市场力量的崛起过程，与“体制权力”共同参与资源分配。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双色蛋糕”

　　　　“市场——体制”机制下的社会，所分配予个人的社会资源或利益就像一个“奶油——巧克力”双色蛋糕。奶油相当于市场机制下所分享到的社会资源，而巧克力相当于依靠传统权力延续所分享到的社会资源。社会中每个人都会从社会资源中切到一块属于自己的蛋糕，中间阶层就是双色蛋糕烹制过程中的其中一个分享阶层。只不过每个人切取蛋糕的能力并不相同，蛋糕与蛋糕的大小并不相同，社会也就被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中间阶层就是切取蛋糕能力彼此类似、并处于社会中等位置的若干社会群体的集合。同时，所切取蛋糕里的奶油与巧克力成分比例不同，相当于中间阶层各社会群体之间在不同社会资源上的获取能力差异。有的更依赖体制权力，有的更依赖市场机制。　　　　
　　　　这样，我们可以把中间阶层在“市场——体制”分配机制中获取资源能力的二元性形象地称为“双色蛋糕”理论，并用图2…1来表达其各种含义：　　　　
　　　　图2…1“双色蛋糕”理论模型　　　　
　　　　两条坐标分别表示体制和市场的两种资源获取能力，其综合能力高低作为判断阶层所述的标准。靠下部分是社会基层，靠上部分是社会上层，而两者之间的部分则为中间阶层。一般来说，同为中间阶层，体制资源获取能力较高的群体会在市场资源获取上处于相对劣势；同样，在市场上比较活跃的群体在体制资源分配上并不占优。在两个方向上左右逢源的中间阶层更容易流动到中间阶层的靠上部分。社会基层与中间阶层、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存在一些重叠和交叉；并且，不同阶层之间存在上、下流动。所以，我们将阶层间的界限以虚线表示。对于社会基层来说，存在一个上限，但没有底限。相反，社会上层存在一个下限，而没有上限。而对于中间阶层，同时存在上限和下限的双重约束，所以在界定中比社会基层和社会上层存在更多的模糊之处。中间阶层是一个边界并不严格的社会阶层“带”，而不是一条社会阶层“线”，他们在获取资源的能力上只是一定范围内的相似，不是严格的等同。所以，在中间阶层内部也会有上、中、下之分。　　　　
　　　　具体到本文所列出的各种典型城市中间阶层，他们的“双色蛋糕”也各有特色：①基层公务员，最接近权力，也最远离市场；②中小规模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企业白领，他们的资源主要来自市场，最远离体制；③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同时跨越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资源，占据了大面积的模糊带；④“城市新地主”，多是历史上体制实惠的延续。在体制资源和市场配置之间，无论是偏执于一侧，还是左右逢源，中间阶层总能够抓住一块属于自己的蛋糕。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资源获取的冲突

　　　　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在资源获取上既有相互利用、相互尊重的一面，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因为，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两者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博弈式的竞争，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①总体上，资源流向依靠体制分配机制的中间阶层群体越多，依靠市场获取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所获得的份额越少，或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获得等值的资源。比如，北京的许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单位占有了大量房产，并且占用了市区中价值最高的地段。“城市新地主”、机关公务员和“事业人”凭借体制优势，无偿、或低价格获得了这些房产资源，就使得流通到市场上的房产资源减少，并拉动了商品房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其他中间阶层群体，如企业白领、自营者要购买商品房产，只能选择远离市区的地段，或者需要付出更高昂的价格获取市区核心地段的房产。　　　　
　　　　②社会资源存在着二次分配，靠向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垄断着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权力，或者在资源二次分配中占有相对优势，致使靠向市场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处于被相对剥夺的不利地位。比如，隐性收入成为当前中国的一大特色，其相对于显性收入的比例令人咋舌。有位经济学学者从官方统计数字中发现，城市人口的收入在总量上超出了“工资总额”的一倍半，而所超出部分只能归为隐性或灰色收入。转引自鲍罗克：《中国的收入有多“灰”》，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这些隐性收入有些直接来自部分群体对其他群体的索取。另外，隐性收入大多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企业白领却几乎要缴纳全额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比较透明的工资薪酬，从而形成社会资源二次分配来源上的不平等。　　　　
　　　　③权力体制直接介入到市场分配中，与市场主体争夺资源。比如，许多事业单位集体或个人不仅在参与市场分配的时候依然享受体制内的资源，他们还利用体制内的垄断或优势显性或隐性地介入市场，与市场主体进行利益的竞争和争夺。　　　　
　　　　从市场经济转型的立场来看，体制分配是对市场分配的干扰和扭曲。总体趋势上，市场的力量在完善和壮大，而体制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质疑和约束。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和曲折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体制因素所发挥的资源分配作用难以萎缩，更不会轻易退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验也佐证了这一点。　　　　
　　　　有学者提出了资源的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的概念，并对两种分配进行了比较（如表2…1）。他认为，一个社会必须在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这两种分配方式中达到某种平衡，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占社会分配的主导地位都会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政治性分配使收入差异巨大，与平均主义道德不相容，引发群体冲突，即精英群体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冲突。而功能性分配造成社会整体的分化，形成下层阶级或阶层与社会上层之间的对立，引发的是阶层或阶级冲突。这样，功能性分配与政治性分配的二元体制可以成为一种缓冲社会矛盾的合理机制。参见徐晓军：《转型期中国社会分配方式的变迁与阶层分化》，“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全国学术研讨会（武汉，2002年5月25~26日）所提交的论文。　　　　
　　　　这种观点中所提到的“功能性分配”，与本研究中论述的市场性分配相似。但从表2…1对“政治性分配”的描述看，其所指并非本文的体制分配，而是指公共权力对社会财富的调节与再分配。或者说，所谓的“政治性分配”是公共权力的合理应用，所争取的是社会整体利益；而本研究的体制分配指的是公共权力的不合理应用，所争取的是部分社会群体的私利。前者是公开目标，是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追求罗尔斯式的结果公平；而后者是特权、垄断等传统因素的惯性，在运行中带来了加剧社会不公平的不良后果，不仅没有实现罗尔斯的结果正义，还违背了诺奇克的社会竞争起点正义。〔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表2…1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特点的比较政　治　性　分　配功　能　性　分　配决定因素人类群体之间的矛盾状况人类与自然的矛盾状况分配依据强制权力对社会的贡献（功能）分配目的实现结果的均等提高生产效率分配形式再分配初次分配分配主体国家及各级政府市场受益主体特定的阶级或阶层特定的部门或个人分配成本高低分配效率低高本质特征一部分人的蛋糕切给另一部分人在蛋糕做大基础上的直接切分分配后果结果的绝对平等、过程的不平等过程的平等、结果的相对不平等第三章中间阶层的意识与倾向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意识与倾向

　　　　阶层意识的界定阶层意识在文献中更多地被表述为阶级意识。阶级意识概念的提出归功于马克思，是指一种由生产关系规定的对某个群体成员资格的知觉，一种对于这种共同身份产生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感觉，以及为一种为谋求阶级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倾向。一个群体，只有当其成员感受到这样一种意识的时候，才能被定义为一个阶级。吉尔伯特：《美国阶层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页。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属于一种理想化的概念，包含了一些明显的理论假设。总结起来，一个阶级必须在四个意识层次上实现逐级跨越：　　　　
　　　　①社会分层的意识，即认为社会是分层的，并在具体分层标准与结构上存在社会共识。　　　　
　　　　②社会共同体意识，即能辨识出自己所属的社会共同体体，以及其他社会共同体，并感受到在感情、心理以及社会交往上与其他共同体存在界限与隔膜。　　　　
　　　　③共同利益意识，即能辨识利益格局中的冲突，认识到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反对其他阶层的不合理利益。　　　　
　　　　④共同行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