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③共同利益意识，即能辨识利益格局中的冲突，认识到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反对其他阶层的不合理利益。
④共同行动意识，即运用集体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其他阶级的意识。
然而，对于这种理想意义上的阶层意识是否真实存在，有很大争议。就是说，即使人们属于客观社会结构中的阶层或阶级，但可能并不存在上述的阶层意识，甚至连基本的阶层成员意识也没有。马克思也承认“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之间的差别。对“自在”阶级的成员来说，虽然他们处于同样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对于这种“共同体”情景并无知觉。而“自为”阶级成员意识到了共同利益，并从事那些直接对抗其他阶级的行动。把导致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的社会力量离析出来，是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主要目标。
作者认为，对于阶层意识的概念，应持更加客观、宽松的态度。
首先，阶层的客观存在与理想阶层意识的客观存在并不是一回事。米尔斯就主张应回避阶级意识是否存在的争论，认为没有必要将阶层的心理感受与阶层的现实存在相联系，不能因为人们没有阶级意识而否认阶级的存在。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页。经济与社会现实是一回事，心理感受是一回事，也许心理感受能像所期待的那样和现实联系起来，也许不能。如果心理感受与政治和经济地位不一致，这本身就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并不能因此就否认阶层的存在。同样，阶层成员不能把握自己的行为，这也不能成为研究者忽略甚至否定阶层存在的理由。要确定一个阶层的存在，或了解一个社会群体的结构关系如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名望地位等，并不一定要知道他们是否有阶级意识。
其次，通常意义上的阶层意识并不需要满足理想阶层意识的所有条件。阶层意识是社会群体的心理问题，它可以看做社会群体间心理隔阂的对应物。这种心理隔阂直接的反映是社会交往。如果一个阶层有社会分层的意识，在社会交往中保持与同阶层的心理与交往的亲和，同时对其他阶层保持心理与交往的疏远，我们就可以说阶层意识就形成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理想阶层意识的其他深层次不必作为研究对象。相反，阶层意识可能在不同的层次上逐级展开，如果确实存在阶层的共同利益意识与共同行动意识，则说明社会的分裂与冲突的加剧。而且，中间阶层意识的各个层次，对应着中间阶层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所可能发挥的不同作用。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社会交往中的“圈子”意识
从访谈结果上看，虽然绝大多数中间阶层采访对象并没有社会分层的相关理论知识，但从他们所讲述的许多生动故事和直观感受，可以看出通常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潜意识的存在。
沈智（11）对于“圈子”之间隔阂的描述十分生动：我觉着不同的社会层次之间区别挺分明的。反正我和他们交流、沟通，从谈话的内容上就能感觉得到，话题都不一样。一个圈子和另一个圈子的话题绝对不一样。我接触的人比较复杂，因为我盯工程嘛。我跟民工，跟底下的那些管理人员、市政府的那帮人、开发商，都要打交道。你通过和他们聊天，就能感觉到，话题的区别非常分明（特别强调的语气），这个圈子永远不会谈另一个的话题，另一个圈子也永远不会谈这个圈子的话题。不同圈子的人可能因为利益或工作要接触，但这不是交往。两个圈子融不到一块。打个比方，我和民工聊天，他们就说这个月他记多少工，分多少钱，就谈这个，工分什么的。跟我谈什么？叫我给他多记两个工，其他什么都不说。你说他能跟我谈什么？我觉着社会分了层次之后，就有很多层次之间的断层。不像以前那样，大家都生活水平低，人际关系也比较单纯，所有的人都很容易沟通，现在不是这样了。杨波（20）也认为只有同阶层的人交往多些：对这些上层，虽然有接触，但毕竟不是一个圈子，交往不多。但是对于普通的中层，比如国家公务员、企业白领，和他们打交道很舒服、很开心。和这种人有同类人的感觉，属于同一个阶层吧，都属于中层。对于下面这些穷人是一种很同情的感觉，没有什么交往。陈明（17）认为阶层隔阂影响非常大，即使是亲戚关系都难以打破。他打了两个比方：如果你是一个IT企业的部门经理，一年可以挣十几万，但你的老婆是一个清洁工，你们俩去西餐厅吃饭的时候就有冲突。因为你自己经常来吃，可是你老婆可能就觉着是在浪费。再比如说，假如我在外面工作，一年至少可以挣十五万，那我是中间力量；我的姐夫或者一个表哥来北京打工，他在底层，我请他到饭店吃饭的时候就有冲突。也许陈明（17）说到的“比如我的姐夫或者一个表哥”是他的真实体会。陈明（17）来自农村，一些亲友仍然在社会的基层，而自己已经跃迁为社会中间层，心理隔阂于是产生了，并进而产生了交往中的隔阂。这也是文学影视中老套而真实的故事。而当我问他对中间层的感受时，他回答：“我觉着挺亲切的，因为我就是中间层。”
蒋丽（02）给我讲了他们小区的故事：我们原来的房子在某某花园，中间两栋楼是回迁房，一些老北京，大部分人以前在同一个国企单位工作，相互都认识，见面经常家长里短。我们这两栋楼都是直接买商品房过来的，他们和我们这些人彼此之间就不是那么不见外了。我们首先感觉中间这两栋楼的人素质比较低，可是人家还觉着我们这些人都很“假”呢。相互之间也有矛盾，比如养狗，商品楼的人觉着带着狗到处遛怎么这么俗，脏儿叭叽的。但他们这些人（回迁户）就觉着无所谓，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蒋丽（02）代表了中间阶层，而另两栋回迁楼的住户代表了基层。两种阶层的人都住在一个小区，生活习惯的差异成了彼此隔膜的直接原因。但在这个直接原因或表面原因背后的两种阶层的更深层次的差异，对此蒋丽（02）自己也有种并不十分清晰的感触，认为是“因为经济基础不一样”。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蒋丽能明确区分出自己相比国营企业工人更高的社会层次，并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和他们产生难以跨越的隔阂。但相对于“有钱人”，她重新把自己定位到“老百姓”的位置上。对于他们，蒋丽（02）能感受到，但并不了解，更谈不上交往，因为“那些人老百姓都接触不到”，只能通过媒体得到一些“有钱人”的印象。赵岚（07）表达了相似的感受：“和上层的人接触比较少，感觉比较神秘。因为不了解，所以神秘。”
无论如何，中间阶层能够大致区分出自己属于社会中间层，并确证社会上层、社会下层以至社会底层的存在，在具体群体指向上体现了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同时，中间阶层在社会交往上，能够在潜意识中感觉与中间阶层的各部分都属于“同一个层次”，所以在交往上彼此没有“高攀”或“低就”的感觉。相反，对于低阶层或高阶层，存在自然的心理隔阂和交往的障碍。因此，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中间阶层意识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节利益认同冲突〖1〗一利益的分野社会交往中的中间阶层意识，并不表示中间阶层有共同的利益意识，原因就在于上一章所论及的中间阶层“双色蛋糕”理论。就是说，中间阶层各部分在“体制——市场”这个杠杆体系中的具体着力点不同，导致了彼此没有共同的利益来源，也就没有了中间阶层的共同利益意识。
有些中间阶层对于这种利益分歧的认识是深刻的。语速很快的曹飞（09）比较敏感，他把各种中间阶层的职业分为“私营企业——国家工作人员”两个端点，当然，这里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是等同于国家公务员，而是把与体制有某种程度结合的事业单位人员也包括在内。他认为：外企白领属于企业这一块，应该属于私营企业这一块吧。知识分子属于事业单位吧，实际上是国家工作人员那一块。在外企的这些人，该上什么上什么（指各种保险），但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还不一样。因为国家机关给你考虑得特别全面，不光有保险，为你出路也考虑到了，可是外企并不能保证你明天会怎么样。今天在这里干，一个月八千多，但下个月就不知道了。而且（收入）跟你的效益挂钩的，外企这些钱不是让你白拿的。因为要有业绩，所以工作压力大。可是国家工作人员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包括事业单位，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压力。当然（日常的）工作压力谁都会有。律师属于自由职业，更类似私营企业这一块，但是记者就属于事业单位的。可以看出来，曹飞（09）虽然认同中间阶层包括国家公务员、知识分子、记者、律师、外企白领、私企白领等，但仍然把他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广义的“国家工作人员”，就是有国家保障的；一类是广义企业类的，没有体制内的保障。值得回味的是，一般认为律师和记者同属于自由职业，但曹飞认为他们是不同的类别。大多律师事务所改制成合伙制了，律师行业“更类似私营企业”，而记者仍然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所以，律师和记者属于“体制——市场”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他们没有共同的利益来源，当然也就没有共同利益意识。
在私企担任主管的秦云（06）想法简单、平实，但她把中间阶层不同群体的差别刻画得很到位：我们（作者注：指企业白领）和政府人员、医生、知识分子属于“平”着的，但各自的社会地位不一样，他们办起“事”来都比我们更容易。老板们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渠道获得这些东西。这里的“平着的”指中间阶层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综合资源差不多，“社会地位”指的就是获取体制内资源的能力，而“办起事来更容易”就是指政府人员、医生和知识分子有各自可以利用的体制内资源。相对而言，企业白领的体制内资源要少得多。秦云（06）所说的“老板”是指那些中、小企业主，他们有市场资源，具体就是“钱”，但没有“社会地位”，如果他们要得到这些体制内资源，就要付出市场资源作为代价。
尤军（23）作为一个基层机关干部，对公务员的优势很有体会：白领靠自己的本事挣钱，挣钱也多。但在机关里不是这样，他们看中有机会晋升。这两种人不一样。也许在机关里的人更有优势，虽然原来好多机关单位的福利没有了，但他比白领更稳定，办什么事更方便。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感情上的抵触
中间阶层不仅对于这种利益的分歧有深切感受，而且在感情上对资源利益来源不同的其他利益群体有抵触倾向。卫成（01）对此的反应很激烈，话很直白：我对那些私营老板正面评价大于负面评价。对那些贪污的政府人员，还有那些医生、律师，恨他们，不喜欢他们。医生收黑钱太厉害了，我亲身经历过……（作者注：讲了一些例子，此处略去）。我比较恨这部分人。我接触私营企业主比较多，他们还是比较好的。虽然素质不高，但很有社会责任感，钱也是自己辛苦挣的。在浙江某地有个老板，当地的小学、路什么的，都是他修的，还绿化荒山。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国情，知道中国人力成本比较低，不必要先进的机器和技术，能解决大量人的就业问题，这是个好事情。我对民企老板有好感，他们确实抓住了一些机遇、付出了许多。我知道上海有个汽车配套工厂，是私营企业，带来了大量就业，他们的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算当地的中产吧。很有意思的是，国有企业也带出了大量高收入的干部，他们就是靠吃企业富起来的。有些靠黑钱富起来的政府人员不可能对社会做贡献的。我希望有些国企私有化得了。国家的金融资本大多都流向了这些国企，可是这些钱都让国企中层以上干部吃肥了，真正的需要贷款的民企反而得不到贷款。国企这部分人才真正是蛀虫，产生腐败的温床。也许卫成（01）所使用的“恨”这个字眼有些偏激，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讨厌”、“不喜欢”的意思。但他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信息，即认为在市场中凭竞争和才干得到利益的人是合理的，而对于那些靠体制和权力得到利益的人是不认同的。
这种感情的抵触不光体现在抽象的评价上，还体现在依赖市场机制的中间阶层在与依赖体制的中间阶层打交道的亲身体验上。秦云（05）的丈夫朱海（05）——外企经理——更是从社会冲突的高度来表达了对中间阶层其他部分的不满：我觉着和其他中间阶层有冲突。比如医生和老师，他们看病、教育乱收费。他们在垄断着一些资源，无理地剥夺其他人。他们没有专心尽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当然，这是个体制问题。如果把我放在那个位置，我也会那样。这个制度就是这样，而不是这个阶层（作者注：指医生群体和教师等群体这些资源垄断的中间阶层群体）的人就怎么样。不仅体制外的企业白领对体制内的群体有抵触。甚至，某种程度与体制结合紧密的“事业人”对于更加依赖体制的公务员也有不少怨言。科研院科研项目负责人钱民（13）有些亲身经历，对“公事公办”里的推诿有些不满：这些人（公务员）的素质在这里摆着。他们说的话很漂亮，但办事就是卡你。我们办证（结婚证）就那样，她说不给你办，理由很多。她给你讲政策。但是如果她松一下，认识你，也就给你办了。比如我有一个户口问题，我们在公安局认识的一个人就这么给我说的：能不能给你办这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但到派出所他肯定不给你办。派出所会说“就是这么规定的”，你也没有办法。但如果有关系就可以办，这些东西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钱民（13）的妻子孙敏（14）对这种“官场规则”也很熟悉，接过话说：他们说，把官做“精”了的人，既可以把一个道理正过来说，也可以反过来说。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就像辩证法一样，事情成立、不成立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它是正的，在一定条件下它又是反的。我们和一个做公务员的同学聊天，他能把本来没有道理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让你无话可说。这些感情上的抵触反映的是深层次的利益冲突。更准确地讲，是市场与体制的利益冲突。中学教师华林（21）在办户口迁移的时候对一些政府部门有些不满，对部门分割和部门利益有切肤之痛：我在户口上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不能理解办起来为什么那么难呢？有些制度既然在企业里能实行，为什么在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就不行？很多东西，不是它办不到，而是它不愿意办。有利益，肯定有利益在里面。说白了，一些职能部门和个人不愿意下放权力，喜欢手里有权，喜欢有自己的天地，不愿意别人插手。比如人事部门这一块（的公务员）就喜欢现在的这套人事制度，户籍部门这一块办什么事吧，必须要遵守现在这一套户籍制度。这些平行的部门权力不愿意融合。这里面就有一个冲突，苦了要办事的人。对于商人和机关公务人员，尤军（23）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直接利益冲突：很多商人并不愿意把钱拿出来，但他为了疏通还是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