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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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峰（08）认为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并不让人乐观，他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分析了公共部门与中间阶层之间互动机制的缺失：一个政府部门的科长、处长、局长，到区长、市长，一直在一个很单一的环境中成长，没有放眼管理的整个层面。比如现在中央对董建华要求“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我们政府管理的官员也应该有多个阶层的社会代表，组成一个团体来代表社会的各种声音和意见。但是现在这种参与太少了。比如交通，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我就不相信一些老的交管干部能做好。看交管局的一些人讲话就看得出来，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素质不够。他们根本没有大宏观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出去学习，但他们根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政府需要真正懂管理的人才，这种人才市场上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并不简单的理由（3）
在相对开放、宽松的环境，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程度会有所提升，对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的评价也会进一步提高。
第五，有些中间阶层认为应该主动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政治过于关注并不是一件好事，可能会发生更难以预料的事情，危害自己的生活、工作。为了明哲保身，最好不要太多关注政治。
对社会问题涉猎广泛的记者严伟（16）在并不长的职业生涯中越来越现实和谨慎，甚至还有些消极。我在学校的时候（对社会、政治问题等）想得比较多。工作之后，才发现对中国的现实越不了解，就会想得越多；如果比较了解了，就开始明白：想那么多并没有什么意思。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让人很气愤的事情，觉着应该往深处挖，可以写出很有深度和力度的文章。可是编辑常常说这样那样的稿子不能上。时间长了，自己也就没有那么冲动了。很多社会问题只能打一些“擦边球”。能不能报，大家来揣测呗。编辑和记者都在揣测，有经验的老记者可能把握得更好一些。严伟（16）开始时是非常关注政治的。而且他的工作在开始时本身就和政治息息相关，所写的社会问题经常要涉及政治问题，所以更加关心时政。但现在反而将关注领域逐渐从时政、社会问题转向财经领域，其转变过程并非完全个人“兴趣”的转移，而是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得不“收敛”。“专业人士”尚且如此，普通中间阶层似乎更少了关心政治的理由。谈到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吴芳（30）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即使感觉愤慨，但不会具体做些什么：“没有什么用，还给我自己带来很多伤害。”
从关注到回避的转变不仅仅体现在严伟（16）身上。许刚（28）和施全（29）现在作为私营企业主，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自己的事业上，现在很少关心政治。但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典型的“热血青年”。只是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两个人的许多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施全（29）仍然对青春年少时候的热情记忆犹新，这种热情之后受到很大挫折，特别是大学毕业时工作分配受到不小影响。现实生活逐渐磨砺了他的生活，也磨平了他的性格棱角，开始淡漠对政治的关注。而且，他强调这种转变并不是坏事。但从他的语气里，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理想破灭的失落：我在上学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中学在某某市一中读书，受我的老师影响比较大。当时的想法是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平天下。那时候还小，齐家谈不上，就想着治国平天下。（理想）比较大嘛。比较热血青年。我本身比较活跃，属于那种不太安分的学生。八九年还是有比较大的转折。其实是对一个信念、想法的改变。（现在）我希望自己能过得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家里人过得好，然后再好的话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的话，能够建学校做教育。这就是我后来的想法，从原来比较务虚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是那次风波对我的影响。回避政治的态度体现在多数的访谈过程中。比如，作为律师，言语行动都非常谨慎的曹飞（09）在得知我的访谈可能会涉及政治话题时，一度想推却访谈，后来又坚持不用现场录音。在讨论一些话题时，他用词谨慎，明显是经过斟酌的。在谈到下岗工人的话题时，卫成（01）提醒我一定要抹去刚才的录音。对政治话题侃侃而谈、颇有见地的吕英（25）、尤军（23）、严伟（16）、陈明（17）、华林（21）、金宇（27）、褚峰（08）等都表示，他们虽然关注政治，但除了一些有相同志趣的朋友，平常基本不和别人交流。
我们可以把这种受到抑制的政治冷漠看成“假性政治冷漠”，这种特征在许多中间阶层身上具有普遍性。中间阶层看待政治领域里的事务就像走廊里堆满了的高级玻璃制品，明白它的确实存在，也理解它对自己出行（社会生活）的影响。但大家又都知道高级玻璃制品价格昂贵，是不能轻易碰的，容易破碎，自己无法承受这种后果。于是躲在自己的房间中，假装或习惯于对它们视而不见。即使不得不出行，也会非常小心翼翼地穿越这些玻璃制品，“打擦边球”。所幸房间里仍然有可以回旋的空间，可以工作、挣钱、交友、娱乐等，不必非要穿过走廊，走廊里的那些玻璃制品也大致不妨碍生活的视线。
即使前文中间阶层所列出的其他理由，也可以认为是“假性政治冷漠”的延伸。其实，从逻辑上讲，“工作繁忙”等理由与政治关注并不必然矛盾。
尤军（23）强调，在机关里“混”了这么多年，平常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不会表达出这些比较犀利的一面。这种状态，可以用一句话平实的话来总结：“上班做事，下班想事。”
吕英（25）本来和大多数女性一样，对政治缺乏兴趣和敏感，因为一个契机开始关注政治，观点也变得激进。但这种对政治的关注几乎没有在亲友面前体现出来。在访谈中，她有了侃侃而谈的机会，而且听得出来她的一些看法很有见地。她的表现让一同访谈的何京（24）惊讶不已。
也许这种“假性政治冷漠”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传染”性。褚峰（08）平时工作很忙，工作之余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应酬，但这些并没有使他放弃对政治的关注。在日常生活中，褚峰（08）很少有和别人谈起社会与政治等问题，因为他感觉同学、同事和朋友对这种话题不感兴趣。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都在关心如何生活得更好。如果向他们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等，他们会认为这些想法很“stupid”（愚蠢）。也许，别人和他的想法一样，认为他是政治冷漠，所以避而不谈。
中间阶层的对社会的评价在现实政治秩序中并没有充分的表达渠道，但可以诉诸于虚拟媒体，网络中的“愤青”主要来自中间阶层。虚拟媒体论坛在社会生活中的爆炸性扩张，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在培育着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
这些表明中间阶层是社会各阶层中最积极而不稳定的力量，中间阶层在现实政治中的冷漠只是特定社会转型阶段所表现出的一面，并没有完全显现出孕育着强烈政治参与热情的另一面。一旦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各种已经存在的被压抑的期望张力就会借势喷涌而出。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政治冷漠的梯级模型（1）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同样的政治冷漠，背后却蕴含着不同的理由和形式，呈现出了一种梯级变化。政治冷漠的原因和后果已经不再局限于中间阶层自身，而是和政治环境联系紧密。
（1）“健康”或“正面”的冷漠，表现为中间阶层认为政治和经济环境都比较稳定，不需要专门关注政治。
（2）“中性”或“无害”的冷漠，表现为中间阶层忙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没有精力关注政治。
（3）“隐忧”或“僵化”的冷漠，表现为中间阶层缺乏政治参与的意识与途径，而政治表现为不透明和封闭，形成一种中间阶层与政治缺乏互动的僵硬局面。
（4）“负面”的冷漠，表现为中间阶层不敢公开关注政治，政治环境对中间阶层关注政治的热情产生了压抑作用。
这种梯级变化可以描绘成如下的一个简图（图3…1）。
图3…1中间阶层政治冷漠的梯级模型
也可以将政治冷漠的性质归结为三种：健康的，非健康的和无害的。对于“健康”的政治冷漠，表明政治秩序已经足够好，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诉求，民众认为政治参与已经无关紧要，政治事务可以放心地由政治精英来管理，无需个人操心。对于“非健康”（包括隐忧的和负面的）的政治冷漠，表明政治秩序并不能满足各种诉求，没有为民众提供充分的政治参与渠道，民众认为无力改变政治行为与决策现状，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使得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低迷，甚至受到规制。而无害的政治冷漠则不如上述两种情况那样极端，兼具它们各自的特征。
第五节社会责任与爱国热情〖1〗一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与中间阶层普遍的政治冷漠相比，访谈中中间阶层被访者普遍的社会责任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社会责任感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体现在中间阶层社会生活中的各个侧面和细节中，并在所有中间阶层群体类型上都有所体现。
1“事业人”
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人员学历普遍较高，良好的教育有助于社会责任感的形成。而且，许多“事业人”从事文化工作，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特点，他们对社会问题接触较多，有时呼唤社会责任感与关注社会本身就是他们的工作，这种职业上的特点也会逐渐渗透到他们的价值取向上。
陈明（09）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想过要投身于公益事业，比如去比较边远的地区支教，还想过要开一个法律事务所伸张社会正义。当然，这些想法至今并没有实现，成为他萦绕心头的遗憾：如果我要实现那些想法的话，可能我的生存都是问题，别人对你的评判也是个问题。很多事情如果当时实现不了，过一段时间再想做那些事就比较难了。比如我五年之后有一些钱了，去支教五年，那时候的感觉和上大学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影响比较小，最多休学半年就可以了。人还是应该去一些地方体验一下。我们科研所搞过一次活动，所里有很多研究生，一起组织过去贵州社会实践。去了后感触很深，想帮助他们（边远山区的人们）的想法更强烈了，所以后来和同事参加了“一加一”助学活动，定期给一个小学生寄学费供他上学。我问他为什么一直有这种想法，他说可能和自己的出身经历有关系：如果我一直在北京出生、长大，我的生活环境不会有任何变化，我不了解其他的生活环境，我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可是我是从农村里出来的，到了城市，并适应了城市生活，到现在也算比较成功地立足了，我经历了生活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个方面，可能和我的家庭有关系，我的父母就非常关心社会。大学教师杨波（20）在日常生活中有环保意识，并把这种社会责任感作为国家责任感的一种具体形式：我很希望这个国家建成美好的家园，就是绿化。如果我很有钱的话，我很愿意资助一些人去栽树。我看到一颗大树被人砍了，都有一种很生气的感觉。大树能够美化你周围的环境。比如我家所在的小区环境问题，他们拿着表格让填，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楼下一棵树倒了，你们也不管，还问我有什么意见？这是物业管理部门发的表。去年学校里的一个栽树活动，我也去参加，我觉着这是最实际的（举动）。前一段看到小动物保护协会，我还在网上报了个名，但是因为有事，所以参加活动的时候没有去。我有动物保护意识。郑颖（15）是文字记者兼摄影记者，一直喜欢野外旅游，喜欢拍摄风光照片。她告诉我，她在旅游的时候愉悦和郁闷的心情总是相伴，因为总是看到一些风景和名胜受到了破坏，心中很不安。开始并没有想到过要做些什么。也许是偶然，她的第二个工作是为一本环境类杂志做记者。在几次关于环保的外出采访中，接触到一些对环境恶劣破坏的事件，她感到触目惊心。我看到过她写的几篇文章，内容很深刻，配上她拍的照片，更加显得打动人心。从此，她对环保事业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并通过各种途径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她甚至产生过辞职之后完全投身于环保志愿者行列中去的冲动，比如去内蒙古治理沙漠。她自嘲地说，当时还是有些冲动，因为治理环境涉及方方面面，不是单靠一个人的热情就能解决的。现在她决定要好好发展自己的事业，希望自己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强，能给环保事业多做一点实事。虽然后来她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变动，但关注环保事业的心情并没有淡漠。现在她加入了一个环境保护民间协会，在业余时间为环境保护奔走呼吁。
华林（21）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性的活动。比如他教过的一个学生得了癌症，他发动班里的孩子和学校的老师为他捐钱，捐了十几万元。后来这个孩子的家庭并没有接受这些捐款，大家就把捐的钱作为学校的学生奖励基金。他认为，作为教师应该有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应该多去帮助。
吴芳（30）是在校学生，当我们谈起理想这个话题时，她讲到两个方面：一方面，物质上不要太差，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得到别人的承认与尊重。另一个方面，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只是现在我的能力有限，很多事情做不了。她还说，以前她到医院参加过活动，当时希望能到医院为病人做义务服务工作（香港和台湾称为义工，内地多称为志愿者），但由于人家不好安排，所以没有成行。吴芳（30）希望在工作之后仍然有机会参加一些类似的公益活动。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政治冷漠的梯级模型（2）
2机关公务员
有时公务员的公众形象在社会中并不很好，不能否认其中许多人忙于钻营和捞取个人私利，但并非所有的机关公务员都没有理想和思想。有时，机关里严谨的环境压抑了他们的性情，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得常常并不明显。基层的机关公务员现在许多拥有高等学历，有时社会责任感已经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而且，基层公务员对社会的观察最清晰，能够看到社会基层的现实和困苦，接触到市场竞争的残酷。尤军（23）从最基层的科员到现在的副处级，经历了很多挫折，但他对社会的责任感并没有减少。他的老家经常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找他，比如家乡农村的乱收费，受了乡干部的欺压。很多事情尤军（23）有心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