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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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什么呢？在这次选举程序安排上，北京市规定的是正式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不安排初步候选人与选民见面，选民和联组长们自然无法较为全面地了解每位初步候选人的情况，联组长们也就只能根据分会的“引导”和各组的介绍来讨论谁比较合适了，联组长们没有什么错。分会进行“引导”，为的是解决代表的结构比例问题，理由也很充分。联组长们根据“引导”和情况介绍进行讨论和表决，分会再根据表决的结果初步确定正式候选人的人选，形式上也没有什么不对。总之，都有很充分的理由。对此，我只能认可。　　　　
　　　　尽管如此，我还是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是应当将第二次选民小组会议协商的统计结果发到各选民小组，让选民了解情况，选民有这样的知情权。二是应该进行预选，由选民投票来决定候选人。三是在预选之前，组织第一轮协商产生的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让选民了解候选人。四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扩大差额比例。　　　　
　　　　一位多年从事选举工作的干部曾告诉我，人大代表选举的民主性，最充分是体现在提名上，只要有10人联名，想提谁（只要是本行政区内的任何一位选民），就提谁；而民主的最大特色是协商，优化代表结构比例、照顾方方面面和落实组织意图。这真是再精辟不过了。我虽然先后参加过3次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但对这几句话的理解，远不如这次亲身体验的感受深刻。　　　　
　　　　我曾在一本书中分析了提名、协商和确定代表候选人的民主性和优势，认为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这次的亲身感受，给了我一个教训：在对实际情况不完全了解时，不要妄下结论。这种没有充分的民主做基础的集中，还是民主么？现在，我为当初的轻率而惭愧。　　　　
　　　　第二节民主理念与需求〖1〗一冷淡与负面中间阶层对政治选举的消极和抗拒并不难理解，这不仅与中间阶层所普遍拥有的较高教育背景和参政素质并不矛盾；相反，这种现象进一步表明了中间阶层较其他社会群体具有更高的参政素质，因为他们全面质疑了选举的意义、公正和公平。从而，可以认为中间阶层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一个信息：他们相当程度上已经接受了现代政治理念，特别是民主理念。对于在农村基层参加“海选”（直接选举的一种俗称）的村民，可以认为他们具有选举热情，却不一定有什么抽象的民主理念，推动他们参与选举的是直接的利益动机。对于中间阶层，则可以认为他们虽然在参加政治选举中没有热情和驱动，但具有更多的民主理念。　　　　
　　　　然而，研究事实表明：相当部分中间阶层并不喜欢“民主”，并举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辩解。如果把村民所具有的民主理念程度看做基准的话，那么有些中间阶层所具有的民主理念程度则是个“负数”。这同样与中间阶层的较高教育背景和参政素质不矛盾，因为他们的消极民主理念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对民主理念的无知。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4）

　　　　中间阶层对自己民主冷淡主要有下面的一些解释：　　　　
　　　　①认为民主建设的现实条件不成熟。　　　　
　　　　非常多的被访者提到了民主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现实条件，特别是民主建设主体的民众素质问题。孔楠（22）认为国家的发展程度与民主建设息息相关，现实还没有发展到推动民主进程的水平：民主对一些发达国家可以说很好，但对于一些不发达的国家还是早了些。中国整体上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更多的被访者认为民众的素质不够高，特别是农民的素质不高。施全（29）认为中国农民太多，素质不高，判断能力不够，信息来源缺乏：对于他们来说，选出一个合适的国家领导人很难。而在其他国家，中产阶级很多，大家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选一个合适的领导人比较容易。赵岚（07）则认为法制观念和法制环境是民主的前提，而中国民众恰恰缺乏这些，原因在于在民众在从小开始的素质教育中没有这部分重要内容。从而，民主建设缺乏推动力和维持民主的保障：民主需要素质，素质太低怎么实行民主？中国老百姓的教育素质不够，特别是法律素质不够。法制环境很重要，因为民主是一套规则，要法律来保障，不懂法律怎么贯彻民主规则？可是现在的法制环境真的太差。课本上也许有一点法律方面的知识，可是那些知识根本就不够用。比方我，除了知道杀人放火是违法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在国外成年人考驾驶执照的时候，还给小孩子模拟交通环境，让他们从小就有交通意识和知识。这很重要，因为交通知识不光司机要有，所有出门走路的人都要有。同样，民主规则不光政客要有，一般的选民也要有。我们现在走在大街上，好多人都不认识交通标志。我们从小就缺乏法律方面的教育，所以法律意识很低。这和中国的传统有关系，古代就缺乏法制精神，到了近代就更厉害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有法律了。虽然现在好多了，但还是不行。②认为民主并不是现实急需。　　　　
　　　　相对于经济发展和生存而言，一些被访者认为民主建设应该排在后面。比如，杨波（20）就认为，首先要所有的人都有了生活保障之后才能谈民主：中国有句古话，叫“仓廪实而知礼仪”，就是说满足了基本需要，才能考虑其他的。民主也是这样，如果有些人肚子还填不饱，哪有心思考虑民主？冯涛（18）认为当前自己能解决问题的途径很多，特别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奔走和制度法律的约束来解决问题，民主制度建设相对来说无关紧要：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我有什么困难、问题，解决的渠道比较多。我可以直接找他辩论，直接找他的主管部门投诉，通过法律手段都是可行的。单位任何事都有它的规章制度，我觉着如果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话，我可以拿着规章制度去找他。有很多解决问题的途径，没有必要通过民主选举什么的。人大代表可以帮我们反映一下意见，但那些东西可能和我关系并不直接，比如一些科技发展规划什么的。相反，冯涛（18）认为在农村和基层的民主建设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吏治不好、干部素质不高的地方对民主的需求很迫切，可以防止腐败和专横：我感觉，民主选举能真正代表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还是在基层，比如在农村、在县城，大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机会很大，需要有人来代表他说话，这是很重要的。在北京环境很好的，但是我觉着在农村、在基层民主是很必要的。在那样的地方的一些干部素质很低，没有民主的约束，他们对老百姓的人身、财产危害很大。一向喜欢思考、性格冷静的尤军（23）也认为，民主对大部分人来讲不是很急需，急需的是生存。有的人连基本生存都没有保证，不会考虑民主的问题。　　　　
　　　　③认为民主是虚伪的理念。　　　　
　　　　尤军（23）似乎更倾向于精英主义，认为即使建立了民主机制，也改变不了少数精英垄断政治资源的现实，不能对民主政治寄予太大的期望：再民主的机制，最后还是精英控制，精英控制资源、控制选民，有时候技术力量能够把真正的选民意愿过滤掉。所以说，民主说到底是通过“精英控制精英”来达到民主的效果，不能对所有人都完全平等、都投票来选举领导人寄予太理想化的期待。有些中间阶层对民主本身表达了不信任，认为民主是虚伪的。当韩娟（12）表示愿意参加比较透明的民主选举时，沈智（11）则觉着民主选举本身不可能真正透明：凡是选举没有透明的，国外也那样，一些事情想让你知道你才会知道。就像选州长一样，那些候选人，老百姓知道他是谁吗？我在电视上看日本的选举，也是拿着大喇叭喊，记者问一个日本选民：你认识那个候选人吗？他说不认识。又问他：你为什么选他？他说的特好玩，说就看人名，哪个人的名字好听就选谁。你想多可笑呀！再明白不过了！你不要把国外的选举想得多透明。也是一样的。咱们这次选举在选票上有四个人名，名字下面也有简历，原来是做什么的，有什么业绩。可是看了这个简历你就真的了解他了吗？即使他做了演讲、做了宣传，谁能保证他说的就是真的？吴芳（30）用词更专业一些：民主就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很多时候民主是个幌子，流于形式，包括西方的民主。在西方很多人都接受这种理念，就是少数人的权威比民主决策往往更加明智，从成本上来说更低。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公民参与，而是职位很高的人要守规矩，讲法治。有些人以权代法，存在许多特别恶劣的事情。民众参与不能期望太高。④怀疑民主的现实政治功能。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5）

　　　　吴芳（30）肯定了民主建设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依赖民主，渐进式的改革更加有效：民主本身是必要的，虽然它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期望一个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是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慢慢改。李亮（03）认为卓越的政治领导人是逐渐培养出来的，要具有特殊的素质，而不是凭民众的个人喜好能够选出来的：中国这么大，问题这么多，领导人可不是谁都能当的，一定要用对人。合适的领导人要慢慢培养，不能你得票高就上去干了。何京（24）强调政府部门的控制作用。他作为组织干部，直接组织了这次换届选举，认为在政治上对候选人“把把关”还是很必要的，“看他历史上有没有问题”，“政府有什么样的需要”。他举例子说：现在需要知名度比较高的，收入比较高的，你要代表老百姓呀。不能一个蹬三轮的，十个人推荐你，你也当选了。⑤强调民主的负面影响。　　　　
　　　　许多被访者提到，民主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如容易导致混乱。王慧（19）就认为，民主重要，但“不能完全民主，要不就乱套了”。孔楠（22）认为，“民主选举会造成更多的混乱，不利的成分还是多。”何京（24）也认为中国民众的文化程度不够，如果急于建设民主，可能会误入歧途，导致政治领域的无序性。　　　　
　　　　这种观点似乎有政治权威主义的味道。比如，朱海（05）认为民主要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之上，稳定比民主更加重要：要民主没错，但民主是在（有效）控制之下的民主，在稳定的前提下才有民主，没有稳定的框架，怎么能民主呢？严伟（16）把民主的象征意义看得比实际意义更大：也不是民主不急需，关键是如何操作民主的进程，不引起社会动荡。何京（24）认为台湾是民主“恶果”的典型例子，政治上充满了诽谤攻讦，对于社会来讲并不是好事：它确实讲民主，可是太没有规矩了。好家伙，电视、媒体、报纸上对陈水扁、连战什么都敢说，确实民主，但我不认同。他们的选举竞争总是相互提一些负面的东西，你揭我的短，我揭你的短。我觉着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但首先应该是善意的。你要是为了国家，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或组织表达一些意见。很多负面的解释将民主看做效率的对立面。这种说法强调，严厉控制对于政策推行是重要的，而民主是缺乏效率的。严伟（16）就认为强势政府在当前非常重要，民主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一些：对于一个转型国家来说，政府控制严一些可能比较好。好多措施，如果没有强势政府可能推行不下去，形成不了一种活力。高效的独断机制还是有它的好处的。沈智（11）同样认同“专政”对效率的重要性，并举出了“申奥”这个例子，说明举国体制在许多领域中的不可替代作用：专政有专政的好处，最简单的是要办一件事很容易办成，比如申奥，就是一句话的事，全国都是一盘棋呀，要是你反对、他反对就决定不下来了。不要民主，决定做一件事会很快，很多东西做事效率会很高。中间阶层上述解释自己民主冷淡的理由，听起来都相当地“理直气壮”。　　　　
　　　　毋庸讳言，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研究者在展开野外访谈调查之前的主观“设想”差距很大，甚至正好相反。事实上，无论从主观推断上，还是从各种国内外的研究材料中，我们都很容易倾向于这样的结论：中间阶层也许是保守的，但中间阶层是最容易接受现代政治理念的，特别是民主理念。　　　　
　　　　这样，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对政治理念、推进民主建设需求的消极，就成为一个不太容易解释的现象。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拜佛主义”的民主需求（1）

　　　　中间阶层的民主需求冷淡一定程度上在于“拜佛主义”倾向。　　　　
　　　　中国人传统上喜欢烧香拜佛。即使现在，我们在旅游景点的大小庙宇中仍然能看到各色人等很虔诚地拜伏在神像佛龛之下，其中不乏“有头有脸”的人物，说明这种现象和社会层次关系不大。但我们却不能就此说中国的佛教徒人数众多。因为中国人拜佛大多比较功利，平时并不会有意识地、虔诚如一地吃斋念佛、积德行善，只是到了有求于神佛的时候才想起要拜一下，并不惜重金许愿。春风得意的人是很少想起要拜佛的。而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所信奉的是一种信念，与功利无关，不会因有求于神佛才敬佛，也不会因无求于神佛而不敬佛。另外，拜佛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而是其他选择难以如愿的最后一条心理防线。　　　　
　　　　这种倾向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对于民主理念的功利性和短视性，可以称之为民主理念和需求上的“拜佛主义”。　　　　
　　　　毫不夸张地说，民主理念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与宗教崇拜相提并论。社会之所以需要民主，可以有两个理论出发点。一个是功利主义的，认为民主是可以促进公共利益、避免公共权力失控的制度安排；一种是价值性的，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不言自明的价值诉求。西方学术界有人把它们概括为“保护型民主”（如三权分立）和“发展型民主”（如人民主权理念）两种模式，参见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一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达尔则概括为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参见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无论这两种民主模式存在怎样的理论分歧，经过思想启蒙运动和若干世纪的文化传承、制度建设，民主理念本身作为文化价值已经深深地烙在了西方民众的意识之中。　　　　
　　　　与西方不同，民主之于东方，更多地出于功利的目的，也就是“拜佛主义”倾向，期望民主这尊“佛”能够直接解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基本权利保障等诸多现实内容。而且，对民主所能带来的现实期望是短视的，并不会“未雨绸缪”，先推动民主建设而后期望民主成果。相反，只有在已经产生了诸多现实需求，而现有的社会资源取得方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才会想到要“拜”民主这尊佛。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在亲身体验了民主所具有的优势和所能带来的利益之后，才会产生民主建设的诉求；否则，宁愿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利益诉求。这样，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并不稳定，一旦利益诉求不能凭借民主制度得以实现，会轻易地推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