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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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取向。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运动中的各种角色
社会运动不会为具体个人带来直接的利益，它之所以能够激发起参与者的热情，需要一种狂热情绪的支持。下面是一些成都市各界群众在事件中游行示威的媒体报道摘录：摘自《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等媒体在1999年5月8日、9日的报道。近万群众高唱国歌，有人举起一面五星红旗……
学生们将悼念死难者的花圈挂上了美领馆铁门……
凌晨，绝大多数的示威者回去休整，养精蓄锐，坚守阵地的数百名学生在街边，在冷风中，怀抱悲痛……
家住成都铁路新村的叶建明先生精通日、德、英语。8日夜里用英语写了一份“抗议书”，昨天上午和妻子一同来示威，准备将抗议书递交美领馆，可是对方无人敢出面接受……
他盘腿而坐，面前的地上放着两张报纸，报纸上用毛笔粗粗地写着“向遇难者志哀！谴责北约暴行！”他的脖子后面还挂着一张报纸，上写“强烈抗议！等待声援！”人开始越聚越多。2分钟后，有人开始带头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热心的公司与市民们主动为示威者送“爱国水”，报纸脱销，反战文化衫受宠，网上声讨北约，一名“的哥”免费送记者，只求一篇好报道……
5月9日这个世纪之末最后一个母亲节上，成都举行了“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的母亲正被蹂躏，我们要抗争！”的万人大签名抗议。在这种热烈气氛中，个人很容易被集体情绪所感召，一同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即使如此，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也没有表现出整齐划一的运动热情，而是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无论当时被访者们是否已经走出校门。热情参与者是社会运动中的骨干，却还有许多人并没有那么投入，有冷漠者，有独善其身者，有自称清醒者，有看热闹者，不一而足。还有一些人因故没有赶上这场运动。（虽然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却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角色，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简单而概括的图景。除去偶然因素，这似乎也佐证了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角色的多样性。）
当时参加过到美国驻华使馆游行示威的陈明（17），回想起当时的气氛，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当时在校门口挤满了准备出发的同学，大家群情激奋，打着各种标语，喊着口号，还唱歌。“团结就是力量”唱得最多，感觉很有劲，有要踏平美国的感觉。因为离大使馆太远了，所以学校派了车，但情绪激动的学生根本就不上车。校车一直跟了很久，稍微平息下来的同学才开始有上车的。听有的同学说，他们坐公共汽车去的，售票员没有收他们的票，还让同学到时候替他们也喊几嗓子。真正的冷漠者从内心对社会运动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意识。吴芳（30）回忆说，当时的气氛极度亢奋，但她并没有为这种气氛所感染，没有参加各种有组织或自发的活动，更没有去游行示威。她说自己平时就对这种“激进”的东西保持距离，并不是性格内向的原因。她平时和大家相处也很好，参与了许多社团、公益活动，只是对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则十分敏感。吴芳（30）解释说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她的外祖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和伤害，并波及到了她的父母。父母当年“上山下乡”经历过很多艰辛，在政治和事业上受到很多坎坷。父辈的这些经历对吴芳（30）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她认为：我如果要参与政治，就要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有多大的资源，就做多大的事。我现在对许多事无能为力，为什么还要去参与它呢？于事无补，还给自己带来很多伤害。我说她比较冷静，她自嘲地纠正说：应该叫冷漠才对。我对于帮助别人比较有热心，但不会通过参与这种政治性的事来表达我的热心。所谓的清醒者与冷漠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经过了审慎的思考，否定了参与社会运动的意义；后者不必要经过思考，仅凭直觉远离了社会运动。周燕（04）对于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是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听到有人喊“炸大使馆啦”，我知道怎么回事后很气愤。当时我们宿舍挨着操场，没有多长时间，就听到有人摔盆子、摔碗，大喊“赶快去游行呀！”我当时记得很清楚，这些摔东西的是一些小混混。我当时就清醒了，觉着如果和这些小混混一起游行，除了搞破坏，根本达不到抗议北约的目的。所以，我决定不去参加游行了。冯涛（18）也没有参与当时的抗议运动，并且振振有词：我觉着很搞笑的，有什么好抗议的？你抗议他干什么？世界本来就是竞争的，我觉着大学生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在那里。你去哭，你去闹，根本不解决问题。你去砸人家大使馆干什么？大使馆不就是几个人家国家的代表吗？你看清一些事情的本质就行了，你去哭也好，闹也好，像我这样无所作为也好，都没有用。这些国际冲突是建立在战略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上的。这也算给中国一个反思的机会吧。当然，现实中清醒者与冷漠者并不容易分开，两者经常是混合在一起的。许多冷漠者以清醒的借口远离社会运动，而清醒者的实际举动与冷漠者并无二致。
独善其身者从自身利益来衡量，认为没有必要付出代价。钱民（13）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时，正面临硕士毕业。当时，他的一些同学参与了游行，他自己也有这种冲动，但最后还是没有参加。他说：当时最后一个半年，马上要毕业了，尽量不要出什么事吧，弄出什么负面的影响就不好了。而且当时写论文比较紧张。虽然政府没有压制游行示威，但我还是觉着，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不要参加这些活动为好。独善其身者也会受到集体情绪的鼓动，但在衡量了利弊得失之后，会比较容易放弃对社会运动的参与，至少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如果说钱民（13）经过谨慎考虑决定不参与社会运动，那么王慧（19）则仅仅为了当时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困难而打消了游行的热情：我当时听说轰炸大使馆这件事的时候在办公室，感到义愤填膺，就鼓动大家一起去游行，支持大学生的行动。但后来发现从单位到大使馆挺远的，太累，还没有东西吃，就算了。热情消退之后，王慧（19）还找到为自己开脱的更充分的理由：我们这种地方做任何事情不像做学生那样自由，要考虑到单位里的很多东西。所以还是不要参与那些游行的好。看热闹者是出于一种好奇而参与到社会运动中。他们一旦遇到个人可能付出代价的情况，就很容易转化为独善其身者。卫成（01）声称：我去了，热热闹闹，就图个热闹呗，那么多人一起上街，我还没有经历过，感觉很新鲜。后来觉着没有意思就回来了。当时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的，如果我一个人也就不去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过后的冷静
在作为个体的环境中，和作为集体行动成员的环境中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等特征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人们在智力、教育背景程度上可能差异很大，但他们在社会运动所迸发出的热情却是一样的，更多地依赖于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正如对群体心理有独到理解的勒庞所说：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译本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而且，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角色，如狂热者、冷漠者、清醒者、独善其身者、看热闹者等，在所有阶层中都同样存在。
但是，一旦离开容易激发集体狂热的气氛影响，或者在社会运动过后，个人从集体行动环境中重新回归，个人理性也会归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当年在抗议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反思和审慎体现出其特有的理性特征。
经历过1999年运动的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当时还在大学的环境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永远是社会秩序的反叛者，学校永远是社会运动酝酿的大本营。学校是人群最集中的公共场合，在这种场合最容易激发出亢奋的情绪。当中间阶层处在职业场上时，被分割在无数大大小小的写字楼里，占据了严密科层组织结构中的某个位置，相互成为一个一个游离的原子。下了班，公寓楼的一个个房间成为中间阶层的另一个分割网中互不相干的节点。这样，中间阶层失去了社会运动必需的群体共鸣环境。而且，中间阶层在激烈的生存环境中承受着许多压力，理想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有些奢侈。他们背负着亲朋好友与家庭的期望，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得到的不是理解与支持，而是被斥为“不负责任”的异样眼光。无论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事情过去若干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表示了对参加未来社会运动的谨慎或冷漠。
5年前陈明（17）曾热情地投入到游行示威之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到热血沸腾。但现在，他对于社会运动的热情已经大大消退，至少不会奋不顾身地再次参加这些社会运动。在他的解释中，强调了脱离学生身份之后的责任感。我们之间的对话很有典型性：我：“如果现在还有类似的事情，但你已经工作了，位置也不同了，你还会参与吗？”
陈明（17）：“我绝对不会去（态度很果断）。我不在学校里，没有人激发我，没有这种氛围。当时有一种激情很强烈，周围那种氛围让人不得不参与到里面。”
我问：“假如你现在到大学去看一个朋友，又遇到了这种社会运动，群情激奋，你会参与吗？
陈明（17）：“嗯，还是不会去……很难讲……也可能会去，也可能不会去，至少不会像当年那样义无反顾地去了。”
我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陈明（17）：“工作后的人感觉不一样了。学生可以放肆一些，没有关系，社会比较容忍。比如在马路上跟人打架，派出所也不会太为难你，单位把你领出来就完了。如果工作了和人打架就不一样了，个人要为自己的举动负责任。这不光是个后果的问题，和激情也有关系，工作之后被磨掉许多激情。”相对于社会运动参与中的理想色彩，中间阶层更加注重实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冯涛（18）看重自己的行为是否带来社会价值，他宁愿参加一些认为有意义的慈善性和志愿性的社会工作，并明确否认了社会运动的意义：我基本上不喜欢参加这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觉着这些没有太大用。如果为某个人募捐签名，我愿意去。比如给艾滋病患者。感觉这些是有用的。你签一个名，捐一份款是对别人的直接帮助，其他东西没有用。相当多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经历了其时的政治风波，施全（29）也不例外。但在这之后，他的整个价值观念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那是个比较大的转折，是对一个信念的改变。我开始不再想那么多忧国忧民的事情，只是希望自己能过得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人过得好。再好的话，希望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了，能够建学校做教育，这就是我后来的想法。我从原来比较务虚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总是个好事吧。其实我觉着我是把自己原来的信念转变了，我想让自己过得好，然后想也让别人过得好。包括我现在做的企业，以及相关的一些事情，以后基本上以企业为中心做事。企业发展好呢，大家收益就会好一些。企业再发展得好一些，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觉着很多员工，自己生活的好坏寄托在企业发展的好坏。让企业发展好，自己也能多赚钱。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主动的变化（1）
可以看出，中间阶层在运动过后，已经从狂热转化到冷静。同时，运动过后的冷静和未来下一次运动中的狂热并不矛盾，我们从来就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表明了惊人的相似。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当前城市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冷静态度已经发生了某种本质的变化。因为，他们的冷静更多地不是来自外界环境的“被动”约束，而是发自内心的对社会运动的“主动”疏远。即使将来他们被卷入新的社会运动，中间阶层的这种态度变化也会不可避免地对在新运动中的表现产生影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社会运动根植于政治与社会背景。社会分化从来都是导致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未来，如果要发生社会运动，其线索也很可能源自社会分化。同时，随着民众对于社会分化中各种现象的接受，社会分化对民众心理的冲击也会逐渐减弱。从第三章第二节的考察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社会分化与冲突意识并不强烈。也就说，中间阶层在社会分化中的心理调适减弱着社会运动发生的冲动，挤压着社会运动可能发生的空间。除非发生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参与热情已经大大下降。下面我和沈智（11）、韩娟（12）的对话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沈智（11）：“也许将来还会发生社会运动，不好说。谁也不敢说。”
韩娟（12）：“可我觉着如果大家的生活达到一定的程度，比较安逸，这种事会越来越少。因为很安逸的话，就不想打破这种平静的局面。”
沈智（11）：“以前大家主要的不满是腐败，老百姓有怨气。”
韩娟（12）：“而且以前一下子拉开了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大家都心理不平衡，容易挑起事来。”
沈智（11）：“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还很穷嘛，猛地跑出一些万元户，还得了。一下子让大家很不平衡。现在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应该是这样嘛。你一年挣一百万，我一年挣十万，我觉着无所谓。大家对这种社会分化都接受了。”
韩娟（12）：“麻木了。大家现在已经很接受现状了。”
沈智（11）：“对，我觉着再挑也挑不起事来了。够呛了。现在的人有点木了。”
韩娟（12）：“我觉着是吧。大家各安其位吧”
我：“假如现在又发生了社会运动，你会参与吗？”
韩娟（12）：“我觉着可能不会参与（语气犹豫）。”
沈智（11）：“我肯定不会参与（很坚决）。”
韩娟（12）：“我会关注吧。我会看看电视，看事情的进展。”
专栏首都大学生抗议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北约3枚导弹袭击的消息一传来，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义愤填膺，他们对北约的兽行表示强烈抗议。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数千名学生有组织地到位于秀水街的美国和英国使馆所在地进行示威游行。
记者一得到消息便马上赶赴北京大学。5月8日下午3时55分，记者抵达时，第一批示威学生已经乘车离开，此时著名的北大三角地仍是人头攒动，不时有人拿来大字报贴在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