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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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的年轻干部。
现在，“大专以上文凭”成为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正式标准，所有希望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人都必须具备大专以上文凭。而且招考职位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在中央机关中要求硕士学历的比例越来越多，甚至有逐渐替代本科学历主流位置的趋势，博士学历要求在机关单位招录中也很常见。这样，从制度上订出了一道没有任何弹性的学历筛选程序，没有学历资格根本不可能通过初审，也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在后面的程序中展示自己的素质和才能。随着对机关人员的“知识化”、“专业化”要求提高，学历在公务员系统成为晋升的重要参考指标。可以预料，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公务员都将达到当前招录新进人员的门槛标准。所以，从公务员的筛选机制角度看，文凭门槛比能力素质门槛还要重要。这些年来，一些官员热衷于拿学历，就是这种学历门槛作用的体现。
另外，教育文凭的门槛作用有更广泛的延伸。比如尤军（23）提到，在机关里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有天然的亲和力，高层领导在提拔干部时很自然就会倾向那些校友。其实不难理解，文凭所代表的不仅是能力、技术与知识，同时也是为出身者所授予的身份标志，是学校声誉、传统所积淀于个体身上的特殊气质、态度与品味这类“软”资本，众多校友可以由此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资源网络。
“事业人”主要是专业人员，他们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教育背景，一般不能胜任工作。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在事业单位往往要评职称，其中学历是一个重要的硬指标。学历往往还和其他一些利益相结合，比如在评定分房资格的时候，学历因素可以与工作年限、职位等一样加分，学历是申请研究项目的重要参考，等等。随着国家整体学历水平的提高，事业单位对学历的要求也在提升。比如本来要求大学文凭的职位，现在要求硕士，甚至博士。这并不表示较低学历的人做不好这个职位，但这种门槛硬生生将所有不够学历标准的人摒弃在门槛之外。比如，华林（11）是在拿到硕士学历之后才有机会应聘现在所任职的中学老师职位，实现了调到北京的愿望。当前，有大学学历而且有相当教学经验的人很多，如果他没有这个学历，他也就没有任何优势，根本不会有这种留京的机会。但这并不表示这个职位非要硕士学历才能做得好，也不是他在拿到学历后比之前的教学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杨波（20）说近年他所在的大学在招聘教师的时候全部要求博士学历，而且有些教师职位还明文说明“洋博士”优先，或者直接要求留洋背景。是不是“土博士”一定就比“洋博士”教学、科研水平差？肯定不尽然。但如果被挡在学历背景的门槛之外，就根本不会得到证明的机会。这种情况对于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同样适用。
企业白领是市场海洋的游泳者，能力当然是决定性的。但有能力的人很多，关键是如何设置挑选程序。一般的企业招聘技术和管理人员都要求大学学历，有些有实力的公司甚至直接到名校开招聘会。设置这样的企业白领进入门槛，无非就是假设文凭代表能力，名校文凭代表高能力，可以获得更高的招聘效益；同时，企业也需要文凭，特别是名校文凭来彰显企业的实力。企业白领如果要改换工作领域，往往需要各种热门的证书，这些证书也是文凭的形式。比如曹飞（09）就是通过律师考试才开始进入律师行业的。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中间阶层的兴起与障碍（2）
毋庸置疑，自营者需要的是能力而不是学历。比如，20世纪80年代“发家”的人许多并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水平甚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除了个人的胆识等素质，应该说当时的特殊经济环境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随着商业经营分工已经越来越专业化，相应的市场体制越来越完善，如果没有基本的个人素质和所从事领域的专业能力，要想白手起家，或者凭一笔资金就可以成为企业家，已经越来越难。所以现在有了一个流行的词汇，叫“知本家”，就是相对于传统的“资本家”而言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企业家，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是从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大学教育为当代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基本素质平台。现在许多企业家重新回到校园充电（包括攻读MBA、参加各种研究生班等）的现象就说明了这种趋势。就如施全（29）所说：“没有教育素质的话，现在越来越难成为暴发户了。”在关于私营企业主的一项社会调查中显示，他们的文化层次逐年提高。其中，已经拥有大学或研究生学历的人在1993年为172％，1995年为184％，1997年为202％。2000年则直线攀升，统计数据已经达到了384％。“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27日。2004年更是达到了518％。“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2月3日。如果考虑到城乡差别，城市私营企业主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数会更高，在北京市尤其如此。而且，未来的创业者更多地来自城市。从这些趋势可以预计，自营者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会继续增加，而且整体的学历层次会不断提高。
惟一和教育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的是“城市新地主”。相对于其他中间阶层群体，他们的中间阶层地位有些争议，即使把他们归类为中间阶层也是一个边缘性的类别，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他们普遍较低的教育素质。沈智（11）就表达了对“城市新地主”的不屑：他虽然有钱，但他自己还是那个层次。他靠这个钱吃喝玩乐，天天打麻将，就在家里呆着。人还是要有一定的素质，一定的追求，不能有钱就完了。我觉着个人（社会）层次和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学识关系很大。我们在定义中间阶层时候，要求他们不仅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教育背景无疑是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象征，并进而影响到社会层次的归属。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博士研究生，在社会上也不会被视为“赤贫”的社会下层。王慧（19）就特别看重有学历、靠智力取得社会地位与收入的人群，甚至将其作为评价阶层结构层次的根本标准：我特别佩服那种靠自己的知识来赚钱的人，他们是比较高的层次。北京也有很多高官很有钱，也有一些商人，比如做房地产的，但我觉着他们没有前面说的那些人的层次高。“新城市地主”拥有不劳而获的财产，但如果他们没有进取心将经济优势转化为综合优势，特别是个人素质优势，他们就很难保证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中间阶层地位的稳固性和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威胁，更难以将他们的中间阶层地位传承到下一代。
所以，教育在和中间阶层的密切关系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来表述：教育背景是跨入中间阶层的门槛。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门槛的作用（1）
这种门槛作用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教育背景是进入中间阶层的门槛。进入一些中间阶层的职业领域需要相应的技术管理能力，而一定的教育程度才能够提供必备的专业能力和基本素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教育背景作为一种“资格”，其作用直接地体现在教育“学历”背景上，因为进入中间阶层需要相应的学历身份，而教育提供了这种身份。
第二，教育背景是维持中间阶层地位的门槛。柯林斯曾经做出过总结：19世纪末，初等教育或家庭教育已不再能满足西方中产阶级的要求；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学学历取代了高中学历；而到了60年代，研究生学历逐步成为承担中上层职务的必备条件。中间阶层为了维持自身的阶层地位，就需要在学历要求不断升高的环境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历水平。比如高校里的青年教师面临着职称压力，越来越多地选择攻读更高的学位。
第三，教育背景是中间阶层实现流动的门槛。流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职位、职务、薪酬等的上升，即纵向的流动；一种是跨越专业领域，即横向的流动。这两种流动往往都需要教育背景的支持，特别是对于第二种流动来说，学历教育背景和资格证书都是“准入”证。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理解教育背景的门槛作用，“文凭”身份成为这种门槛作用的直接标示。R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观点认为，教育起了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和合理选拔代理人的作用。参见R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阶层化的历史社会学》，刘慧珍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版。更准确地说，文凭只是成为进入某一行业或阶层必备的入场券。相应地，大学的作用之一就是为社会提供分类、筛选和培养精英的机制。那么，除了专业能力和基本素质的需求之外，为什么进入一个职业或阶层需要文凭这个入场券呢？首先这是一个使用最简便的选拔标准，虽然不能保证没有文凭的人就不符合标准，但能保证有文凭的人里面有人符合标准，而且认定有文凭的群体里面符合标准的比例要比其他群体大得多。其次，在社会共识的情况下，雇主为保持自身部门的声望也会要求把学历作为选聘、晋升雇员的标准。
对于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这种“文凭”的门槛到底有多高？本研究采取的是目的性选样方法，并没有有意识地将学历作为挑选研究对象的直接指标。但从结果上看，本文所采访的所有对象都具有大专以上文凭，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偶然中的必然性，从经验上可以为这个门槛的高度提供参考。参见R柯林斯：《教育阶层化的功能论与冲突论》，载历以贤主编：《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选》，（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94页。有研究表明，要进入中高级白领阶层，在改革初期（1978~1985年）的教育门槛是高中学历，在改革中期（1986~1990年）上升为中等职业教育，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提高到高等职业教育，同时接近正规大学教育（大专以上）。参见刘精明：《教育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2月21日。从高等教育普及的发展速度和现实经验来看，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把这个门槛定位在正规大学教育（包括大专）比较合适。
中间阶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背景取得社会地位。要保持并期望提升在中间阶层范围内的更高层次，中间阶层自然就需要更强教育背景的支持。在采访中发现，无论从提高个人素质出发，还是从获取文凭出发，在社会结构中拥有学历层次最高的中间阶层，在从业过程中有获取更高教育背景的冲动。其中，许多中间阶层的目标和原有的专业领域有相当的差别，这种印象可能并非偶然。律师曹飞（09）的第一学历是工科本科，是通过律师考试后转到的律师行业。他感觉自己现在的事业比较稳定了，希望将来能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势头，所以想再读个法律硕士。虽然曾经尝试过并没有成功，但这种想法并没有被打消，他强调说将来一定要读的。周燕（04）在工作一年之后，感觉在市场开发或销售管理领域空间较大，不惜代价，多方筹措了一大笔资金去读全日制的MBA。在机关工作的张兵（26）在将近四十岁的年龄，仍然去读硕士。在外企的卫成（01）虽然起点就是硕士，但一直希望能再读个博士学位，并为此付出许多做准备；即使遇到很多的挫折，但这种想法仍然没有放弃。杨波（20）已经有了博士学位，为了能将来转向一个有兴趣的专业领域，仍然想到国外再读一个博士学位。
然而，提高教育水平是一项投资，需要付出成本并计算收益。教育的收益是长期的，绝大多情况下不会带来短期的收益，更不要说是短期收入的增加。相对中间阶层热衷教育投资的现象，有学者得出结论认为，虽然教育的年收益率在20世纪90年代较80年代有所升高，但仍然只有4％，相对于美国的12％显得很低。参见李强著：《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麓江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61~262页。这里关于教育收益率低的研究是针对初职前的基础教育，而中间阶层的继续教育往往具有事业发展的针对性、实效性，是经过理性衡量做出的决断，其收益相对于基础教育要高很多。而且，教育继续投资的目标形式各异，并不是简单的收入的提高。比如，有的是想换到另一个更有前途的领域，有的是想更新知识，有的是想获得升迁的资本，而有的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等等，不一而足。也就是说，教育投资的收益是综合的。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门槛的作用（2）
综上，在当前，教育背景对于想进入中间阶层的人来说成为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教育的门槛作用可能体现在基本能力、素质培养的维度上，也可能体现在教育的学历资格维度上。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校成为了培养中间阶层的大本营，大学毕业生就成为中间阶层的强大后备军。
第二节膨胀中的拥挤空间〖1〗一膨胀的力量当前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仍然不算强大。但中间阶层自身是发展变化的，随着其社会与政治环境的不断调适和变化，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逐渐壮大的可能。参考发达或较发达国家的经验，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可能会逐渐升高。无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到底有没有水分、水分有多高，无论中国在经济增长中存在多少、多严重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上的深层次问题，当前城市经济所保持的高增长难以否认。中间阶层的比例和经济发展程度一般保持着正相关的关系。这种经济的高增长为城市中间阶层的增长提供着坚实的经济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中间阶层正在以每年1％的比率增长。1999年我国中间阶层比重为15％，2003年达到19％。预计到2020年，中间阶层有望达到40％左右，社会结构也将实现从“哑铃型”到“橄榄型”的跨越。这些数字考虑到了我国农村大多数家庭收入偏低的现实，综合了城市和农村的整体数据。如果只考虑城市部分，目前中国城市居民中有49％的家庭已经符合了中间阶层标准。参见《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报道，载于2004年3月28日。虽然现有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上述的界定标准是家庭财产）、计算方法值得商榷，但中间阶层人数的快速增长却是有目共睹的。
不能忽略的因素是，培育中间阶层成为官方的经济与政治政策。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在论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指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如此郑重地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还属首次。法律保障与政策激励必然推动我国中间阶层加速成长的态势。当中间阶层在城市中达到一定的比例、并且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时，中间阶层就成为无法漠视的政治力量。
如前文所述，高等教育是当前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