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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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他们不能再为所欲为了。”一位记者如此评价这一系列事件中NGO的作用。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规制与发展（3）
2001年3月，一次独特的“听证会”在北京举行。参加者包括一些NGO成员、环保专家以及昆玉河畔的居民，还请到了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
此次“听证会”的由来，缘于2000年的北京昆玉河（即京密引水渠昆玉河段）治理工程。工程引起了一些环保人士的非议，他们担心以人工工程替代自然景观，将影响到两岸及河底自然植被和其他生物的生长。
于是，“绿家园”等NGO组织了这次听证会，他们寄望以此推动政府和民众间的对话。
但这次“听证会”并未善终。汪永晨说，这位副市长最后将其斥为“无组织的有组织活动”，要求媒体一个字都不能登。没了公开，“听证会”也就没了意义。
不过，“这仍然是中国NGO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一次尝试”，汪永晨说。
在此之前，和中国的其他NGO一样，1996年正式定名的“绿家园”主要活动是种树、观鸟、呼吁保护白鳍豚等等，而在包括环保领域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政府一言拍板，他人无法置喙。
成立于1993年的“自然之友”是中国最早的环保NGO之一，其常务理事梁晓燕说，它是在外界的疑虑中诞生的，不少官员总是把它与西方的“绿党”联系在一起。那时除了做一些宣传外，几乎做不了什么事。
梁晓燕说，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使中国大多数官员第一次接触到NGO这个词。从1996年起，中国NGO开始浮出水面，而环保是他们首先涉足的领域，这是因为它的“政治敏感度较低”，而且与所有人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NGO们逐渐发现，地方政府常常是环保的最大威胁，它们的一些决策，不仅影响到环保，而且危及公共利益。
2003年应该是中国NGO发展史上值得记述的一年。这年在四川，两项水利工程遭遇了民间力量的狙击：一是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二是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
最后，杨柳湖工程被叫停，但木格措工程仍在继续。
无论成败，NGO都在其间崭露头角：最早获知工程上马的消息，并将其公之于众的，正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绿岛负责人张可佳和汪永晨及其背后的NGO。其后，从媒体和专家的反对声音中，也可见NGO运作的影子。“公众力量直接影响一个大工程的决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汪永晨说。
如果说杨柳湖与木格措之役，只是中国NGO的初露身手，在怒江水坝论争中，NGO则表现出了更大的影响力和动员力。
“我反对！”
5月24日，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再赴怒江之畔，这一次他组织了14名怒江的原住民，来到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
“大众流域”也是一个NGO，2003年夏天，于晓刚得知怒江上将要修建13级大坝后，很快行动起来，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
这位人类学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大坝修建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他们对漫湾电站的调查显示，大坝的修建，对原住民并非总是福音，他们的生活反而陷入困境之中。因为，在地方政府和电力公司的合谋下，原住民的利益常被忽略，他们不仅无法表达意见，也难以分享开发的成果。
怒江的村民们走访了漫湾电站的移民，发现他们“无法上学，家里没地种，外面没工作”，一些人甚至以捡垃圾为生。这样的事实令怒江的原住民们忧心忡忡。《南风窗》引用一位怒江人的话说，“如果政府一定要建电站，就必须维护好我们怒江百姓的利益。”此时，虽然中央有关方面已对怒江大坝计划叫了暂停，但NGO们相信，大坝修建仍是难以阻挡的。“大众流域”希望通过信息公开和教育培训，使原住民们有意识并有能力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比如参加与政府和企业的对话或谈判。
在怒江问题上，“大众流域”的于晓刚和黄光成，以及云南大学教授何大明，是云南稀有的公开反对派，虽然黄光成称他们并没有感到明显的压力，但在当地，他们的声音仍然显得孤独。
不过，他们并不全然孤立。这场“怒江保卫战”聚合了来自中国各地，甚至国外的NGO，“由于生存在社会的边缘，寻找同道是NGO的本能。”梁晓燕说。按照汪永晨的说法，这次反水坝运动，是中国NGO第一次广泛联手。
从这一年开始，在国外持续数十年的反水坝运动，被引入了中国。同时引进的，还有各国NGO的理念、资料和行动经验，大量在国外行之有效的NGO行动模式。2003年11月，汪永晨和于晓刚等人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水坝大会，会议发起了“保护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河”的签名行动，获得了60多个国家80多个NGO的支持。“这使中国的NGO受到了很大鼓舞。”梁晓燕说。
2003年10月，一场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数十名专家以民间立场对修建怒江大坝表达了异议。此后大大小小讨论会、论坛、讲座、图片巡展难以计数，影响所及，重庆10所高校学生联名开展了“反对开发怒江”的签名活动。
这些行动，与一长串NGO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大众流域、绿家园、绿岛、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自然之友、地球村……在北京动物园搬迁争议的背后，活跃的同样是NGO们。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规制与发展（4）
今年四五月份，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等媒体连续对昆明动物园搬迁之事进行了报道，导致地方政府放弃了搬迁决定。这是北京动物园迁址之争的序曲。5月22日，关于北京动物园搬迁的两场讨论会同时在北京的两个会场举行，生物学家和法律专家们发出了反对动物搬迁的声音，数名院士对政府提出的数个搬迁理由给予了清晰的反驳。
梁晓燕发现，这一次明显的变化，是NGO不仅关注动物园该不该搬，更关注此类事务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决定。他们尤其关心其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汪永晨还特地请来了一些中小学生，她说，他们是动物园的主要客人，有权发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会上，也有一些孩子赞成搬迁。
有消息说，那一段时间，北京市政府收到数百至数千的信件和电话，反对动物园搬迁。孩子和家长形成了公共声音。
汪永晨说，NGO的力量在于它能组织各种资源，聚合各方力量，“我们希望能充当桥梁”。而在中国，媒体、专家和公众是它能汇集的三种主要力量。
汪永晨特别提到了媒体的特殊作用，它们步调一致的言行常常给决策者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事实上，不少NGO的负责人本身就是媒体人士。他们甚至拥有一个定期的记者沙龙，来讨论媒体的行动方略——按梁晓燕的说法，记者沙龙本身就是一个NGO。
汪永晨说，这也是中国NGO发展中一个特殊现象。在国外，媒体通常更愿保持中立。专家也是中国NGO行动中的一个独特资源。“中国的学者还从属于政府的研究机构，多数人还没有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习惯，这就需要NGO去做工作。”梁晓燕说。
但梁晓燕强调，在中国，公众动员还只是刚刚开始。多数公众既没有主动意识，更没有渠道参与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之中。
汪永晨相信，由环保领域开始NGO动员下的公众参与，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同时，NGO在政府中也有不少同情者，在怒江、木格措和杨柳湖论争中，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官员向NGO和媒体提供了不少信息，虽然他们较少公开露面发言。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徘徊在体制外的NGO（1）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仝志辉博士认为，在NGO的推动下，政府的决策发生改变，这首先来自于政府的行政理念发生了变化。
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仝志辉认为，这正是怒江水坝这样的重大决策为公众意见所影响，从而得以改变的大背景。但是，在中山大学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看来，这些变化更像是一些偶然事件。他看到，即使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下改弦更张，但公众和NGO的参与仍没有被纳入到政府的公众决策程序之中。
对此，于晓刚感触尤深，“大众流域”曾经试图参加在云南举行的关于怒江的论证会，但除了一次作为列席者参加外，其余均不得其门而入。同样，NGO也没能邀请到北京市的政府官员出席动物园搬迁讨论会。
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公众和舆论，与政府更像是各唱一台戏，政府有时候会听听外界的声音，但是否采纳全由自己。
“自然之友”常务理事梁晓燕还指出，在中国NGO的活动规则中，私人关系有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NGO人士通常有较大的活动能力，通过一些渠道向高层传递信息，常常能改变事件的进程。
“问题在于，政府的决策绝大多数还是不对外公开，外界并不知晓其过程，也难以确定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朱健刚说。他认为NGO与政府间“不是一个博弈，它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容忍度。”
将NGO纳入公共决策渠道之中，甚至给予资助，这在西方国家是为制度或法律所明确的。但是，正如汪永晨所指出的，在中国，NGO仍然徘徊在社会的边缘，缺乏表达意见的制度渠道。
不过，朱健刚仍然看好近年来这一连串事件的意义。他相信，这些个案将“由一个个事件，变成一个趋势。”
第四节公民性特征〖1〗一公民文化政治文化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应上的积累，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和政治价值观、政治社会化等内容。比如，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所持的政治理想，政治参与的热情，对待公共权威的态度，评价政府政策的价值标准，内心遵循的政治行为准则等，都是政治文化的内容。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相对于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运行过程等客观政治关系的内容，政治文化是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式而存在的，是政治关系中心理和精神的反映。一方面，客观政治关系相当程度上支配着政治文化；另一方面，政治文化能够对客观政治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政治系统是以个体组成的，对于以政治个体或团体为研究对象的微观政治学，与以政治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宏观政治学，政治文化可以作为两种研究层次的联系纽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政治文化的概念，将彼此无联系的个人的态度、动机，与政治系统的特征、运转之间建立联系。
如导论中所述，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是中间阶层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那么，我们研究中间阶层的政治文化，就是要分析其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的关系，也就是两者是否协调。无论这种关系是协调的，还是存在冲突的，我们都要弄清楚其范围、特征、机制与趋势等问题。
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公民文化。在我们传统的话语系统里，我们更多地使用“人民”这个词。人民是政治用语，与“敌人”相对应，强调的是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相反，“公民”大多出现在法律条目中，并不是一个日常频繁使用的词汇。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强调的是法定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至于公民文化，则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政治心理学的概念。它所描述的是，从认识、心理上来看，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既能实现自己的权利、又能履行自己的义务的合格公民。
公民文化是一种“理性——积极”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理性，即公民有足够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信息和参与能力来进行政治参与；另一个是积极性，即公民主动、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在动机上认为具有政治责任，或认为政治与个人关系密切，利害莜关。公民文化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既有政治参与能力，也有政治参与积极性。因此，公民文化也可以称为参与型文化，或者将这种政治文化类型称为积极公民文化。
但许多学者认为，公民文化只是一种理想，现实中的政治文化要比这种理想的公民文化复杂得多。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它们都是理想状态，现实中所存在的则是三种政治文化类型某种程度上的混合：参见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3页。
第一种，蒙昧型政治文化，或者将这种政治文化类型称为村民文化。公民就像一个古老社会中边远偏僻的村民一样，他们与政治或政府之间的彼此联系都十分微弱。从公民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对政治认知很少，不关心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对政府无所要求和愿望，也不会对政府形成政治压力。从政府这个角度来将，对公民鞭长莫及，其政治行为对公民的影响很微弱，不必响应公民的政治要求，也不需要公民的政治支持。总之，这种政治文化是公民与政治彼此冷漠、相安无事的关系。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徘徊在体制外的NGO（2）
第二种，服从型政治文化，或者将这种政治文化类型称为臣民型文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像君主与臣子一样，公民尊重并执行政府所做的权威性决策，但缺乏参与政治、向政府表达利益要求的意识。也就是说，相对于公民与政府缺乏政治联系的蒙昧型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类型建立了公民与政治的联系，但它是一种单向的联系。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存在对公民的政治输出但缺乏公民的政治输入；从公民的角度来讲，被动的接受政治安排，但缺乏政治影响和参与。
第三种，参与型文化，也就是理想的公民文化。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互相影响、互相参与的关系，公民在尊重政府的权威，执行政府的决策和法律制度；同时，公民具有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的能力，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对政府的各种政治事务或决策发表看法，并参与到这些政治事务或决策中去。所以，这是一种“积极——理性”的政治文化。
事实上，现实中的政治文化是这三种文化类型某种程度的混合，纯粹的“积极——理性”的公民参与文化并不存在。即使美国、英国这样的被认为公民意识较强的国家，其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都是有限的；在政治认知能力与政治责任感上，普通公民也和积极的“理性——积极”的公民目标差距很远。大多数人更注重自己的生活和直接利益，并不对政治感兴趣。许多人只有与政府产生利益关系时，才会意识到政府的存在。即使有些人对政治感兴趣，也往往只对政治输出（如政治信息、政治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