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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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分配模式的二元性
中国台湾地区的中间阶层根据出身的不同分为“本省籍”（祖居台湾，与国民党关系不大）中间阶层和“外省籍”（籍贯在中国内地，先辈大多是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溃败到台湾的移民，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间阶层。20世纪80年的一份针对中间阶层的调查显示，作为整体，台湾的中间阶层比其他阶层具有更强的民主观念，可是他们的政治效忠对象却是分裂的。外省中间阶层几乎全部支持国民党的民主改革，而本省中间阶层更支持民进党等反对派力量。外省籍中间阶层既支持民主理念，又支持权威的民主改革，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反对力量的“台独”倾向让他们难以认同，他们从感情上更支持和他们共同渡海而来的政党。这种历史的原因，通过政治支持的世代遗传，上一代对国民党的政治支持透过家庭生活，影响了下一代。
中间阶层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也存在其特有的一种异质性特征，就是第二章中所得出的“二元资源分配机制”。对于本书中所举出的几个典型的中间阶层群体，包括企业白领、政府机关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专业（知识分子）与管理人员和中小自营者（包括中小企业主、知识个体和房产出租者等）。这些社会群体之所以被共同归类为中间阶层，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资源获得能力与获得量上类似。然而，在中间阶层内部的各群体之间，它们的社会资源与利益来源并不相同，存在“体制——市场”两个维度。以往的“政治分层”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转化为以体制权力为基础的“体制分层”影响，体制权力在相当程度上参与、甚至控制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与相对意义上的“市场分层”机制相抗衡，形成了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定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这就是阶层分化中体制权力与市场机制同时发挥社会资源分配的“体制——市场”机制。
“双色蛋糕理论”可以描述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之间资源获取来源的差异。如果把从市场机制获取的资源看做白色的奶油，把传统体制种获取的资源看做黑色的巧克力，在当前从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社会中个人所获取的资源就是一个由奶油和巧克力两种成分做成的双色蛋糕。如果把体制和市场分别作为一条线段的两端，中间阶层的不同群体将占有这条线段的不同位置：①基层公务员，最接近权力，也最远离市场；②中小规模自营者，资源来源完全市场化；③企业白领，更接近市场；④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占据了大面积的模糊带，同时拥有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资源；⑤“城市新地主”，完全依靠传统体制获得原始房产资本。在体制资源和市场配置之间，中间阶层总能够抓住一块属于自己的大小适中的蛋糕。
相对于前面所述的其他中间阶层异质性特征，这种经济性的分裂更加深刻。如果说前述的异质性所带来的是共同体意识的淡漠，以及行动的不一致；那么，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分裂，导致了中间阶层内部组成的冲突特征。因为，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并非和睦共处的两种机制，而是存在着博弈的竞争与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资源流向传统体制分配得越多，依靠市场获取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所获得的份额就越少，或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获得等值的资源；社会资源存在着二次分配，靠向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在资源二次分配中占有相对优势，致使靠向市场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处于被相对剥夺的地位；权力体制直接介入到市场分配中，与市场主体争夺资源；等等。比如，国民教育和医疗机构的高收费的背后都有着体制垄断的因素，从事这些行业的中间阶层群体从这种体制优势中得益很多，但其他中间阶层却要为这种垄断付出很多代价。
小结新阶层的发展冲突〖1〗一“砌墙模型”在一个新兴阶层已经粗具雏形之后，是否能够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结构格局的重要力量，要受到多个特征因素的影响。假如我们把阶层力量比喻成一堵墙，新阶层的兴起的过程就是一个砌墙过程。这面墙是否足够宽广、结实，预示着这个阶层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要把这堵墙砌好，同样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①足够的社会数量或比例。如果人数总量上不能在社会结构中占到一席之地，当然也谈不上这个阶层的力量。而且，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比例，我们最多只能说这只是一个社会群体，而不能成为一个公认的阶层。当然，什么样的比例能够保证这个阶层的力量，并没有确切的标准，但至少使人随时都能感受到这个阶层的存在。足够的社会比例，相当于足够的砖石。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也不能造出强大的墙来。
②行动能力。如果社会比例只是保证了阶层的“量”的话，那么活跃的个体社会与政治参与能力则保证了这个阶层中每个个体的“质”。只有“量”和“质”的结合才能够产生足够的阶层力量。参与能力决定于这个阶层的经济水平、教育层次、理性程度等。行动能力相当于砖石的质量。如果原材料的质量有问题，无论拥有多少材料都不能造出合格的产品，砌出的墙无论多么宽广、厚实，都不堪一击。
③同质程度。也就是这个阶层内部的进一步细分与不协调程度。同质化因素之所以能够影响阶层的力量，因为如果阶层存在许多内冲突，就会影响这个阶层的行动一致性。分化严重的阶层往往不能形成合力，在社会阶层格局中无所适从，最终成为阶层资源配置中的看客。阶层的同一程度相当于砖石材料的多样化程度。单一的原材料可以使所砌的墙方方正正，更加坚实；而多种多样的砖石则难以配合，所砌的墙也凸凹不平，很容易在外力的冲击下倒塌。另外，如果多种砖石能够相互配合，则并不影响墙的坚实程度，甚至更加坚实。
④社会联系与组织。阶层力量是一种集体力量，如果个体之间彼此找不到结合点，这种集体力量就无从形成。即使阶层所包含的数量很大，质量很高，如果没有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作为平台，这个阶层也仅仅是众多孤立个体的简单加总，而不能形成阶层的一致力量。阶层的社会联系与组织就相当于一个好的砖瓦匠，能够将散落的砖石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从而才能形成墙的力量。从散落的砖石，到有机组合的墙，是一种飞跃，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
⑤阶层文化。如果说上述各种“物质性”因素对于阶层力量的壮大都必不可少的话，那么“精神性”因素对于阶层力量的形成同样不可或缺。阶层文化是阶层特征之一，是阶层凝聚力的来源，是阶层成员之间彼此认同、相互协调的软性环境。是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阶层文化，也是辨别阶层是否成型的重要指标。阶层文化相当于砖石间的泥灰，是砖石的胶粘剂、润滑剂、补平剂。没有泥灰，无论砖石的质量多好，罗列得多么精致，放在一起总是显得生硬，显得漏洞百出，经不起敲打。
综合以上对阶层力量的分析，以及“砌墙”的比喻，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直观的关于阶层力量的模型，如图5…1所示。当然，这个模型将阶层力量的各种因素大大简化了，只是有助于我们把握主要方面，而现实社会中的因素则要复杂得多。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发展中的两难与冲突
将前文中有关中间阶层各种特征的分析，与“砌墙模型”相互对照，可以更直观地观察中间阶层的发育现状与趋势。从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中间阶层力量因素中都包含着两面性和冲突，使得中间阶层的成长受到制约，导致中间阶层未来发展的曲折性。
1膨胀趋势与社会容纳能力有限的两难
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呈现越来越壮大的趋势。这种趋势的直接推动力量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成为中间阶层的强大后备军。即使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思路得到修正，这种高等教育膨胀化的势头也不会在短期内放慢脚步。而且，当前高等教育平台已经多元化，“计划外”的高等教育渠道越来越大，口径越来越大，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并不会立竿见影。我们有理由相信，中间阶层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其成为社会主流只是时间问题。
一方面，高等教育产业口径迅速增长，中间阶层后备力量迅速膨胀，中间阶层职业成功的期望高涨；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好像有些措手不及，并没有准备好接纳蜂拥而至的中间阶层，也没有为中间阶层的发展需求提供足够的空间。从而，就业和职业发展成为中间阶层沉重的压力。就像投入大量成本经过雕琢的产品迫切期望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却难以找到肯出合适价钱的买主，造成了产品积压；即使找到商家，也对受到打压的价格感到不满。这种瓶颈式的冲突导致中间阶层的普遍焦躁情绪。社会生存和竞争压力虽然并非中间阶层所特有的，但中间阶层的预期比其他群体更大。比如，在当前中国现实国情中，社会较低阶层大多和出身有关。即使不能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也会有一种宿命感，不会产生太大的社会压力。而中间阶层在社会竞争中投入大量成本，特别是教育成本，对未来的社会位置有明确的期望，实现向上流动的动机很强。同时，中间阶层的内部流动性相当大，给了每个人成功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向上流动的欲望很强。
2能力与行动的距离
中间阶层从开始发育起就与知识精英紧紧联系在一起，当前的高等教育更是成为跨入中间阶层的门槛，所以中间阶层的政治认知能力较强。中间阶层是当前社会的骨干，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获取能力，因此，其活动能力较高。同时，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使得他们的这些优势并没有充分转化为政治认知能力和社会、政治参与能力。对于正式的政治参与，他们大多表现为政治冷漠；对于社会运动，他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即使对于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集体行动，他们也越来越以理性的眼光计算着个人得失。中间阶层从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继承而来的适合责任感，与市场化中的理性发生了冲突，其批判精神在大多数情况下失去了锋芒。这种两面性也导致了中间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意识上的自我困惑、痛苦，与行为上的取舍矛盾。
3整合与分化的冲突
企业白领、政府机关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专业与管理人员和中小自营者（包括中小企业主、知识个体和房产出租者）等社会群体，它们之所以被共同归类为“中间阶层”，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资源获得能力与获得量上类似。然而，中间阶层本身是多个社会群体的堆砌。从经济要素上，中间阶层可以划分为以个人专业能力为基础的“新”中间阶层，以及以资本增值为基础的自营者；从职业种类上，中间阶层可以划分为公务员、企业白领、知识分子等；从中间阶层自身的层次上，可以继续细分为上中间阶层、中中间阶层和下中间阶层，每个层次存在较大差异。
更本质的阶层分化表现在其内部各群体间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并不相同，存在“体制——市场”两个维度。“双色蛋糕理论”可以描述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之间资源获取来源的差异。如果把按市场机制分配的资源看做白色的奶油，把按传统体制分配的资源看做黑色的巧克力，那么中间阶层个人所获取的社会资源都是一个由奶油和巧克力两种成分做成的“双色蛋糕”。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并非和睦共处的两种机制，而是存在着博弈式的竞争与冲突。这种资源分配的分歧反映在社会认同与交往上，依靠不同机制获得社会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之间彼此疏远。
4社会联系约束与需求的冲突
广泛的社会联系与有效的社会组织对中间阶层个体的社会参与意义重大。即使中间阶层内部充满了各种异质化因素，其共同体因素仍然可以使松散的中间阶层得到社会整合，这种整合的平台就是各种民间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中间阶层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而提供这种社会联系的有效载体或平台，就是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但由于制度约束，我们当前的民间社会组织极其匮乏，不能有效填补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留下的大量空间，这种社会组织的缺失使中间阶层失去了整合平台。传统上的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以及各种专业协会等，它们从本质职能上属于政治控制社会外围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这些组织虽然比较正式，有体制的依托，但它们对中间阶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经呈现出弱化趋势。社会组织缺失，缺乏足够的社会联系，导致了当前中间阶层社会联系范围非常狭窄、社会参与渠道狭窄、政治态度消极，缺乏足够的社会整合。
同时，中间阶层仍然具有社会联系的渠道和潜力。中间阶层是当前各种社会团体的骨干，是有积极社会交往需求的群体，成为各种新兴社会交往渠道的倡导者。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为中间阶层提供了几乎无限大的交往空间。
5政治冷漠与公民性特征的冲突
中间阶层混合了多种政治文化类型的特征，具有很多公民文化的特征或迹象。这些特征包括：中间阶层在法律层面上的公民意识较强，恪尽公民责任，维护公民权利，在社会冲突中更倾向于考虑法律层面的解决途径；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潜力较高，一旦中间阶层开始关注政治，可以迅速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可以对政治形成一种持久的压力；中间阶层有明显合作倾向，集体行动的组织能力较强，从而降低了个人所承担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并增加了社会参与中的谈判能力；中间阶层具有更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动机，除了最直接利益动机，社会责任感也是公民参与的重要推动；中间阶层具有一些现代的政治理念，较早完成了启蒙，在社会生活中强调民主政治与公民权利，对传统的集体主义与臣民理念具有批判精神；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所具有的公民性程度更高一些，人数比例更多一些。
同时，中间阶层在政治文化上距离理想的“积极——理性”公民仍然十分遥远，他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冷漠、政治认知有限和政治参与能力有限。我们很难说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了公民文化；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公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