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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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data）、以归纳法（inductive approach）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研究方法。研究者承认自己的立场性，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个案开始，从个案出发，用数据说话，解释个案材料的内在逻辑。研究者把自己沉浸到丰富的材料中，从当事人的话语、立场寻找出当时人到底想说什么，看他是怎么说的，追究出他所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思路。根据这些关键话语找出主题思想，归纳出主题。定性研究通常意味着三个概念：①建构的研究认识论（即基于认识知识的后现代、结构主义或自然主义范式的方法）；②具体的研究战略，如研究设计是针对解释和揭示事物、现象和事件，而不是总结出可运用于更大范围的因果关系；③具体的、不需要涉及数字的技术，如访谈、观察和实物分析。Gabrielian； Vatc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 overview”；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rche Dekker； Inc New York； 1999。定性研究有时也被称为质性研究，它们都来自同一个英文词“qualitative research”，是相对于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而言的。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具体操作上具有各自的特点：①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上，定量研究把被研究者放到被动的地位，只是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研究样本；定性研究则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看成互为主体的关系，被研究者也在研究过程中被更新、唤醒。②在应用环境和规模上，定量的方法可以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政策预测，将复杂流动的社会现象简单化、数量化、固定化；定性研究则可以在自然环境下对微观层面进行细致、深入、动态的描述和分析。③面对不同的研究课题时，定量研究可以对比较熟悉的社会现象进行量化，达到更加准确的理解，而定性研究可以对研究者并不熟悉的新现象进行初步探索，提出问题，得出可供继续探讨和验证的结论。④在研究起点上，定量研究在课题设计时，事先构建理论假设或框架，并在取得研究材料和分析的过程中去证实、补充；定性研究强调“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研究者同时作为一名“学习者”，从经验资料中构建理论，而不是从经验材料中搜寻对预先理论假设的支持。
相对于“空对空”式的研究，定量分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可以说，定量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现状来说，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但在我们重视计量政治学的同时，也需要正视对定量研究的盲目崇拜，比如对问卷调查的过分偏好和对数据的迷信。定量研究在问题的深入与确证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定性研究在新兴领域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事实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并行的两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互为补充。它们相当于方法论维度上的两端，一端是严格控制的在实验室条件下的量化研究，一端是在自然环境下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所从事的体验式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该选择适当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交互融合，或者在探索性的定性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最受诟病的是这种研究方式是否有足够的推广度，或者说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否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定性研究的目的不是通过对样本的研究找到一种可以推广的普遍规律，而是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再现其本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越是深入到本质层面，就越有可能对处于类似情形的人和事起到一种对照的作用。这种对照在定性研究中被称为“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或者“通过理论而达到推广”。其结论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是从研究结果中提升出来的理论，对同类具体事物具有一定的解释和论证力。此外，定性研究虽不能使用定量意义上的“外部推广度”（external generalization），却可以测查研究结果的“内部推广度”（internal generalization）。后者指的是将在样本中获得的结果推广到样本所包含的时空范围。而且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可以将此时此地收集到的信息推广到研究对象所描述的彼时彼地或另一个时期。
第一部分：导论开放式深度访谈方法
开放式深度访谈是本文选择的具体定性研究方法。
访谈本身并不一定是定性研究，比如问卷访谈就是一种定量研究，和自填问卷、电话问卷、网上问卷、邮寄问卷等各种问卷形式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访问者将问题当面读给研究对象。定性研究中的访谈是被访问者和被访问者之间的互动交流过程，而深度访谈强调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接触要更加直接、充分，它通过观察、揣摩、记录、探询、追问、背景分析等各种手段，把研究者的言词表达放在其表情、动作、情绪、场景、用词、经历等组成的立体背景中去理解，抓住最鲜活生动的日常语言，从最可能的深度层次理解被研究者所要表达的心理意识。
“开放式”访谈则表明访谈并不是严格遵循事先拟好的提纲，而是根据被访问者的具体特点、访问者与被访问者间的关系、现场气氛等具体情况调整访谈内容，更加强调被访问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当然，开放式访谈绝不是漫无边际。在访问者心目中仍然有一个明确的访问线索，话题都围绕本书各章节中的基本问题展开，并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调整、引导访谈进程。访谈并非研究者一味地问、被访问者一味地答，而是一个互动交流的过程，中间可以穿插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只不过要注意研究者首先要扮演好倾听的角色，充分理解被访者言语的涵义，能控制、引导访谈话题。
关于定性研究的问题类型，有学者做出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如表1…2所示）Marshall，C and G B Rossman：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5，p41。，本研究的访谈提纲也参照此表：
表1…2定性研究的问题类型问题类型研 究 对 象设问探索性·调查不易理解的现象
·识别/发现重要的变量
·产生假设以便将来研究
·这里发生了什么？
·在参与者有意义的建构中；显著的主题、类型、类别是什么？其相互关联是什么？描述性·记录感兴趣的现象
·该现象发生过程中显著的行为、事件、信仰、态度、结构和过程是什么？解释性·解释问题中导致现象的作用力
·识别现象发生的可能因果关系·什么事件、信念、态度和政策影响该现象？
·这些力量是如何导致现象的产生？批判性·发现占主导地位的论证（叙述）所依赖的内在假设和偏见·基本假设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现有的见解？
·这些见解客观、公正吗？预测性·预测现象的结果
·预测可能导致的事件
和行为·该现象出现后将要发生什么？
·谁会受到影响？以什么方式
影响？
第一部分：导论样本的选取与使用
样本采集使用目的性选样方法，以能为本研究提供最多、最需要、最有价值的信息为目标来确定样本。年龄段确定在25～40岁，主要考虑到中间阶层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集中分布在中、青年人群。职业上考虑到了中间阶层的各种类型，主要包括公务员、企业白领、事业单位专业管理人员、自营者等。另外，综合考虑了性别、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家庭特征等各种因素。在2003年9月至2004年2月间，先后联系了36个被访者，有效被访问者人数30人。具体样本的分类、背景和部分样本访谈内容的摘编参见本书的附录部分。
为了更好地理解被访者，使访谈气氛更加融洽、坦诚、深入，研究者在访问前和访问中对被访者的个人背景做了尽可能的了解。为对被访者的身份进行保密，全部隐去被访者的真实姓名；同时为了使得论文引述更加方便和生动，取传统《百家姓》中前三十位姓氏编排了化名，并和编号一起作为研究对象的代号，如“李亮（03）”、“钱民（13）”等。附录中给出了访谈的相关背景，包括访谈者的背景和访谈过程背景。其中，对有关被访者身份性和隐私性的内容尽量做了模糊化处理，删除了与研究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
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访谈中尽量采用了直接录音的方式，在访谈结束后将整个录音内容全部转化为纸面文字资料，并根据记忆对于整个访谈过程的场景细节、被访者的表情、语气变化等做了详细记录。少数被访者由于职业身份的特殊、对话题的敏感，为了使访谈顺利进行，给被访者一个宽松的谈话环境，作者放弃了直接录音，使用了重点笔录或强行记忆，在访谈结束后迅速整理访谈内容。经过整理，整个访谈得到约25万多字的原始文字素材，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基础。
定性研究的叙述方式有很多，如现实的故事，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当事人看问题的观点，从他们的角度使用他们的语言来描述研究结果；坦诚的故事，介绍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和在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反省和思考，再现访谈情景和对话片断；印象的故事，详细描写事件发生时的情景和当事人的反应与表情动态；批判的故事，从社会文化大环境对研究结果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探讨；规范的故事，用研究结果去验证某一理论或研究者自己的某种观念，等等。J Van Maanen；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SA； 1998。在具体应用中，往往不是仅仅局限于一种表述方式，作者把“现实的故事”与“坦诚的故事”进行有机组合，形成本书的叙述风格。
定性研究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即上文中所说的“坦诚的故事”。研究者是个“学习者”，从被研究者方面得到大量新鲜、生动的信息，激发其灵感的火花，逐渐打开思路。被研究者在与访问者的互动交流中整理思路，从访谈体验中被激发起记忆和潜意识，重构知识体系。为了体现这种交融式的交流风格，在本文对访谈的叙述中，作者使用了第一人称“我”。这样，研究者不再处于完全超然与客观的地位，而是被放置在开放式深度访谈的场景之内，与被研究者一起作为定性研究的主体进行反思、思考。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结构特征
“双色蛋糕”模型描述了中间阶层各群体在二元性社会资源分配机制中的分裂特征，形成了其内部异质化的基础。
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和政治体制封闭三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并产生扭曲，构成了中间阶层所特有的精神世界：扭曲的“市场知识分子”人格。
政治选举中的消极，民主需求的“拜佛主义”，社会运动中的谨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维权运动中前所未有的热情与主动，这些矛盾的参与取向中贯穿着中间阶层的理性线索。第二章中间阶层的结构特征
当代的“吏阶层”：基层公务员〖1〗一安身立命的职业北京市区不仅有市级机关，还驻扎着庞大的中央机关，甚至还包括外地驻京的办事机构和外地来京的政府人员。所以，来自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中间阶层群体，其阵容之庞大，在市民中比例之高，不是中国任何其他城市可比拟的。
古代的官场中有“官”和“吏”的区别。官之所以为官，在于可以“管”人，掌握人的命运，包括“吏”的命运。“吏”是做事的，比如那些班头、文书先生、账簿先生、师爷等等，虽然管的事大小不同，多少不同，但都可以影响到一些事情能不能办、如何办、办得顺不顺利等。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公务员中间阶层群体，可以看做现代的“吏阶层”，是相对于“官”而言。但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的“公务员”并不是官方文本正式表述意义上的“公务员”，而是日常百姓生活中习惯称呼意义上的机关基层公务员。比如，按照公务员法，国务院总理也是一级公务员，但他不是我们的讨论对象，我们通常把这些较高级的“公务员”称为“官员”。至于什么级别以下的公务员可以作为中间阶层意义上的“吏”，是个比较头痛的难题，因为中国的机关公务员制度本身并不完善，具体公务员的职务权力、个人影响力、收入（包括正式收入和隐性收入）、社会地位等很难单纯从职级上进行划分。如果非要找出一个简单而且很容易引起争议的标准，可以把职级在正处以下（包括正处）的中央机关公务员都归入中间阶层，而北京市级的机关公务员职级标准可以降为副处（包括副处）。当然，如果到省市地方，特别是一些小城市地方，标准应该更低。
这里所说的公务员里并不包括无公务员身份、管理职务和专业技术的机关勤杂人员。比如担任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尤军背景见附录，下同。作者注。（23）给我介绍他们单位的人员构成：一共有140多人，但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只有60多个，其余80多人都是各种勤杂人员。另外，这里的“机关”是广义的，不仅局限于政府行政部门机关，而且还包括参照公务员待遇的党务机关、人大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等，甚至那些按事业单位编制、但实际行使行政机关职能的单位也包含在内。当然，这种复杂的机关单位格局是由当前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很难让一般国外学者所理解。
公务员是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在国内尤其如此，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多少带着一些光环。相当程度上，公务员是社会结构中资源占有的强者，他们的收益可以体现在职业稳定、社会保障、上升空间、社会地位、体制资源、权力寻租等综合方面，或者其中的几个方面。当然，这些收益空间也充满了变数。
稳定是评价职业含金量的重要因素，它带来长期的职业收益和可预期的收益底线，并在心理上为从业人员减少了很多压力。从稳定性上看，靠近体制权力的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无疑比更市场化职业的工资收入更有含金量。尤军（23）以前在区委办公室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上班时间主要看看报纸，喝喝茶水，聊聊天，“无所事事”。张兵（26）从军队转业的时候对企业工作更有兴趣，但为了他的“三个女人”（他的玩笑话，他把母亲、妻子和女儿统称为自己的“三个女人”），最终选择了中央机关单位。因为，女儿要上学，在机关单位工作可以为孩子选择比较好的学校；太太在企业里工作，不太稳定，需要他有个稳定的收入来维持家用；另外，母亲需要照顾，工作不能过于劳累，不能经常出差。
公务员有当前最好的社会保障，解除了许多后顾之忧，并可以提供事业发展空间。张兵（26）1996年刚转业到机关上班不久，就赶上了新一届政府的中央机关机构改革，要精简分流。分流的条件很优厚，正如张兵（26）自己所说，“谁被分流谁就是为国家做贡献”，理应得到补偿。其中分流人员的一个去向是去国外大学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