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的大宅门 导演郭宝昌传记-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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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地突然都大笑起来。我也笑得肚子疼，这种笑是非常反动的，若被红卫兵看见那是定要“格杀”的，都知道这“笑”的危险性，可谁都忍不住，有捂住嘴的、有低着脸的、有扭着头的，只是笑。我居然想到很多文艺作品描写的悲惨场面：哭、悲痛、撕心裂肺，都不对了，应该笑！你不笑因为你未身临其境，“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一声断喝，我们被红卫兵押到大礼堂前的小广场上。都不笑了，因为我们身上立即溅满同伴的鲜血，于是罚跪、挂牌子、游街。这游街只在书中看过，那是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却不知游街竟如此难过，没点儿功夫还真不行。九十度弯腰前行，最要命的是还要双臂举起前伸，这很难过，不信您现在就试试，看能坚持几分钟？也许看到这里您出于好奇真就试上了，体验一下，怎么样？……您坚持了多久？街两旁全是手持棍棒皮鞭的红卫兵，而且有荷枪实弹的民兵，后来才知道，总部有令，如有反抗立即枪杀。
我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而且专门往水洼、泥地里赶。只听见混乱的谩骂声和吆喝声，以及此起彼伏的“劈劈啪啪”的抽打声，听到最多的喊声则是：“妈了个×！把胳膊伸直！”没错儿，两臂伸直太难了，我已经坚持不住了，可我深知把两臂放下来的后果。我突然灵机一动，何不把两手放在前面那人撅着的屁股上？这么混乱的场面，总不会被发现吧？我快走两步，把疲劳到极限的双臂搭在前面的屁股上，那叫舒坦，那叫痛快，假如当时有人问我：“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什么？”我一定回答：“把双手放在前面的屁股上”。大约也就十几秒钟，
我的不轨行为被发现了，随着一声：“×你妈的俩手往哪儿搁？！”一棍抡下，疼得我忙把手缩回，可那迅雷不及掩耳的第二棍狠狠抡在了前面的屁股上，我很内疚，真不是故意的，叫他挨了一棍，后来很想向他道歉，但始终没弄清那是谁的屁股。
当时的游街队伍已没有队形，混乱不堪。可就那十几秒钟救了我，使我一直坚持到游斗完。我们被赶回监舍，刚一进屋，砖头、石块儿立即从门、从窗户雨点般地飞进来，伴随着男男女女红卫兵的不堪入耳的愤怒的脏话。谁也不敢抬头，只听见被打的“哎哟”声，我站在双层床的一侧，一块砖头狠狠地打在床柱上，距离我的鼻子一寸，床柱上立即有了一个坑，若打在我头上，也就“格杀勿论”了。我们无一人反抗，哪怕是稍稍的反抗，没有。
第二天斗四类分子，我们全体被拉去陪斗。我们被放走时，我第一次领略了“吓得腿肚子朝前”的滋味儿。有了这一连串的惊吓和受辱，才有了我后面的自杀，咱们还是另起一段吧。
对于劳改犯来说，劳动只是手段，其惟一的目的是“认罪服罪”，我没认真统计过，五年中我写的“认罪服罪书”少说也有上百万字吧，我完好地保留至今。“平反”时发还给我，没舍得烧。“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嘛，这好像是列宁同志说的。对于劳改犯来说，管理人员最怕的是什么呢？翻案！你一翻案就是说你不是反革命，那管理组就错了，把你定成反革命的原单位也错了，那就是“党”错了，你想想“党”能错吗？所以“认罪服罪”是首要！其他如不好好劳动，继续散布反动言论，打兔子吃刺猬等等，那都是次要的，因此只要犯人的“翻案思想”稍稍有点风吹草动，蛛丝马迹，那就是塌天之祸，就要全体总动员，严批狠斗。不但叫你体无完肤，也是杀鸡给猴儿看。
“文革”之风刚刚吹来，监舍之中立即人心浮动，因为把我们定成反革命的直接下令者，是当时市委某负责人，他被揪出来了，他是反革命，那我们就不应该是，总不会敌人把敌人揪出来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于是翻案思想泛滥。结果一个个翻案者被揪了出来，那种惨不忍睹的批斗，令人胆寒。我不止一次地警告自己，千万别走这一步，那将是灭顶之灾。可事实上，有些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您读过雨果“同志”的《悲惨世界》吗？冉阿让明知再隐忍一下便可被释放，但他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狼，只要看见一点儿亮光就要越狱，就想逃出去，狼性。我也不例外，我看到了一线亮光。
其实，我当时翻案之心已死。当那一轮对翻案者的残酷批斗后，大概是为了消灭犯人的翻案幻想，管理人员宣布说，当时市委有些人把我们揪出来是一个反革命的大阴谋，是在大学生中选出一批反革命的精兵强将，放在了劳改农场监护起来，作为反革命的别动队，随时准备利用这批力量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这才知道不是敌人揪敌人，而是敌人在保护敌人。没想到我们还如此受领导人的重视，这么有用，能不受宠若惊？既然如此，你还翻他妈什么案？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啊。
“文革”开始以后，我们每个犯人所在的原学校又都揪出无数的反革命，凡曾与我们有关联的人都难幸免，于是每天都有人来我们劳改队找犯人外调。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所在的电影学院造反派“井冈山”的革命领导前来找我外调了，令我瞠目的是，同行的三人竟是原来和我一起打成“反动集团”的成员，他们都是工农子弟，只受了“警告”或“记过”处分，只有我是反动资本家而一人入狱。
我本以为他们也难逃此劫，早被揪斗了，哪知他们都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原来所定的“错误”，却变成了向黑党委斗争的英雄事迹！
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呢？咱们曾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他们说了，我不一样，我是残酷迫害工农子弟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是罪不容诛的反革命分子。班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动集团，只有我一人是反动的，当然也还有反动同伙，那就是我和两位班主任田风和汪岁寒，我们三人勾结在一起，残酷排挤、迫害工农子弟，施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在班上复辟了资本主义！必须交代如何陷害的工农子弟，把那些诬蔑工农子弟的不实之词全部翻案，重新交代我们三人反党罪行的巨大阴谋。而且给我规定了一二三四等具体罪行。
他们声色俱厉，我低头不语，没这个道理吧？太不合情理了嘛！要翻案大家一起翻，玩儿这种舍车保帅的把戏，太不仗义，太不光明正大了吧！他们又说你必须重新交代，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否则你也知道红卫兵不是好惹的。我当然知道不是好惹的，我早见识过了。
我很讨厌威胁，可我是个软蛋，当然不想惹红卫兵。我不知电影学院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肯定造反了，但对立面的红卫兵肯定揪住他们曾是反动集团成员不放，他们必须先正名，便不得不来找我把他们身上的一身烂屎先擦干净。好好儿说嘛！把你们的难处告诉我，我肯定帮忙，反正我已入狱了，不过是只“死老虎”，牺牲就牺牲吧！何必装成正人君子来威胁恫吓、拍桌子瞪眼？不都哥们儿嘛！他们走了，说过几天来拿材料。
想了好久，我不能不写。红卫兵的棍棒我是领教过的，于是我按照他们的口径，只写了我与田风、汪岁寒三人“反革命集团”迫害工农子弟的“罪行”，至于给他们个人翻案的材料我一字未写；田风不仅是我的恩师，也是他们的恩师，而且早在一九六五年已被学院迫害致死，其冤弥天。我写了这份材料，留至现在，每当看见，便觉愧对田师在天之灵，我不是人！
果然过了几天他们来取材料了。而且三人之中换了两人（我们当时全班二十三人中，有八个被打成“反动集团”成员），其中一人正是当年把我们打成“反动集团”的人。当年，我也没饶了他，揭发捏造了他很多罪行，其中一条儿最狠的是“打倒×××”，他也成了八分之一。
显然，他们看了材料以后十分不满，问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写翻案材料？我说没想好怎么写。那位“八分之一”问：“我什么时候喊过打倒×××？”我说你喊过。他又问：“我什么时候学着哑嗓子喊过打倒×××？”我说你喊过。他再问：“我什么时候从桌后面探出脑袋喊过打倒×××？”我说你喊过！
对于他，我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谈不上客气。就这样僵持了大约一个小时，一直坐在旁边的管理组人员不知为何突然起身走了，剩下的五个人忽然有四人一起上了厕所，只剩了一个人，是当年“反动集团”的主要成员。他看看四下无人，突然对我说：“该翻的全要翻！彻底地翻！包括你自己在内！”说完又眼露凶光，满脸诚恳地向我飞快点了几下头。这一线“亮光”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惊天动地的信号！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全部忘诸脑后。正是毛主席说的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
他们又走了，说过几天来拿材料。我的思想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抉择。假如按那人所说，包括我在内的此案全翻，那我就不再是反革命，我就可以结束劳改生活，我就是革命群众了，而且还是受到迫害的革命造反派，这太诱惑了，我甚至想到我回到学院那趾高气扬的样子。
可这案翻得成吗？我并不担心那些已定案的罪行，可以矢口否认，可以辩成是革命行为，人嘴两张皮，由着你随便说。我担心的是这帮人是否可靠？两次来人分明是逼我给他们翻案，没我什么事，我还翻什么案？而那人说包括我在内，很可能是诱饵，骗我给他们翻了，至于我翻成翻不成他们根本无所谓，那时我就会被弃之如敝屣，也可能连破鞋都不如地被扔掉。我再因翻案而挨批挨斗，关他们屁事？
也有另一种可能，他们故意做局，弄得声色俱厉，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我与那人单独对面之势，这才图穷而匕首见，告诉我“包括你在内”，此行目的就是要救我于水火之中。仔细想来又不对了，他们若真想给我翻案，完全可以把我揪回学院批斗，那时再翻案，我的人身便有了极大的保险系数，我可以不再回劳改队。当时红卫兵组织是有权从劳改队把犯人提走的，管理组也不敢拦。可他们没这样做，我的第一种分析是准确的：诱饵！我怒了，分明是耍我！那咱们就耍耍玩儿吧。
他们深知为我平反冤狱之难的巨大的风险：我若翻不成，给我翻案的人岂不也真成了反革命，所以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叫我给他们翻案，我的不能翻。这样既把他们全择了出来，又表明了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一箭而双雕。至于说的那句“也包括你在内”，完全可以不承认，有旁证吗？谁能证明？顶多是再给我增加一条“诬蔑革命群众”而已。
不给他们翻案，风险极大，红卫兵的棍棒不是吃素的。给他们翻案，风险同样大，那就
意味着给自己翻案，岂有一个反动集团却不反动，就我一个人儿反动？那红卫兵的棍棒也是天天要开荤的。我历经磨难，何等的老谋深算、老奸巨猾，我给所有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案全翻了，但每人留了最致命的一条咬死不翻，譬如“打倒×××”。你说我没给你们翻？明明翻了百分之九十九，你们说我犯了“翻案罪行”？我每人留一条，只这一条，在当时是可以乱棍打死。同时，还留了后路，叫他们知道，不给我翻，你们就休想彻底地翻，就休想把我扔下不管，你们就还得来找我，直到你们彻底醒悟，否则就两败俱伤，至少我先保护了自己，而你们的人身安全并无任何危险。
材料交上去了，没想到形势急转直下，来取材料的不是那些人了，竟是“井冈山”对立面组织的人，当然也是革命群众造反派。他怒不可遏地指着我已翻了供的那百分之九十九，说我胆大包天，居然敢为反革命分子翻案！不管怎样解释，他根本不理会那未翻的百分之一。坐在旁边的管理组人员冷冷地望着我，我被勒令重新交代。我想这应该是两派之间的斗争，见过，农场的职工也分成两派，打得头破血流。这份交代材料我不能写，万一“井冈山”的带着那帮人再来呢？那就瞎了。不写又不成，我采取了拖延战术，总能拖到那帮人再来，然后见机行事。
可一个月过去了，两派的人都没再来，管理组的人也没催我交材料。我忐忑了一个月，终于松下来，心想大概没事了，知道找我也没用。却不料，风云突变。
下午出工的时候，有两个人留下没去，这是常事，肯定是干别的活儿了。等晚上收工回来，进屋一看，着实吃了一惊：上下铺睡十个人的小屋子里，竟然铺天盖地挂满了大、小字报，我的床头几乎被封死。
醒目的大字标题全是讨伐我的。
“郭宝昌翻案，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请看郭宝昌的翻案罪行！”
“郭宝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砸烂郭宝昌的翻案狗头！”
当然，郭宝昌三个字都是倒着写的，都打上了红“×”，我一看便知，这是管理组布置的。急忙跑到管理组，可管理人员根本不听我说，他说他全知道，叫我写好交代材料，准备在组内接受批斗。显然这又是杀鸡给猴儿看。
这一段时间翻案之风猖獗，一个个被揪斗。一是管理组在“文革”开始后曾悍然宣布，我们已改判，全都是“无期徒刑”！既无司法程序，又无任何判无期的罪证，就这么定了，人心大乱，哪个不想翻案？也好找一条出路。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这里曾有两个犯人，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是师专的，由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和企图叛逃被升级送进了正式监狱，正经是宣判带上手铐子走的。没想到“文革”
一开始，北大那小子突然跑回来了，超出一般夸张地故意惊讶地问：“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们监狱的人全都造反了，管理人员都被揪斗了，你们还在这儿受罪？监狱都比你们这儿强，不用劳动，也没有红卫兵捣乱，你们还不造反？”我们都吓得毛骨悚然，谁敢搭碴儿？他示威一样地说他回来只是为了拿他被捕时没来得及拿的洗脸盆。
管理组的人明知他来了，却无一人敢露面。他走以后直到晚上才把我们集合训话，说北大那小子是越狱逃跑，是永远也翻不了案的反革命，公安局正在通缉他。奇怪，正在通缉，你们为什么不抓住他？没有人信，又不能不让你想，监狱的都没事了，为什么还关着我们？翻案思想自然是死灰复燃。正要抓几个人试刀呢，我这个活靶子，管理组焉肯轻易放过！我回到监舍，已没有一个人再理我，都在低着头写揭发材料，准备进行对我的批斗。其实我在组内人缘还不错，我从未主动揭发过谁或背后打小报告整谁，我十分厌恶和痛恨这种行径，但我依然遭恨。
最主要原因是，所有劳改犯除极个别的，几乎每人都挨过批斗，有的是因为不好好劳动，有的是因为继续散布反动言论。您别以为是真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譬如我有一次上房修屋顶，随便说了一句“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便是恶毒攻击红卫兵，天天打人，我借此发泄反动情绪。这挨得上边儿吗？可就这种言论凑上个十条儿八条儿也要挨一次批斗。我很有控制力，尽量少说话，我始终没挨过批斗，这就遭恨！有个小子在总结会上狠狠地说：“其实郭宝昌思想最反动，但老奸巨猾，他就是不说，不要以为不说就不反动！”这叫什么逻辑？反正你抓不住我什么把柄。可这次不行了，我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