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的大宅门 导演郭宝昌传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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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做了一件事。有一天我去倒垃圾，竟然发现垃圾池里有两本书，一本下卷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没头没尾的《七侠五义》，破烂已极，污秽不堪，我却如获至宝。看看四下无人，揣在怀里捡了回去，偷偷地把书清理干净加上封皮，把卷烂了的书角一张张抚平，喷上雾水，压在床下，夜深人静躲在被窝儿里打着手电筒细读，爱不释手。
运动来了，抓“五·一六”。我劳改四年什么也没参加过，不知“五·一六”运动为何物，却被揪出来第一个挨批斗，罪名是宣扬“封资修”毒素，破坏抓“五·一六”运动，其实是杀鸡给猴儿看，以震慑“五·一六”分子。我是只死老虎，自然是随便可以揪出来斗。我突然想起拣的那两本书，当时批斗有个毛病，动不动就抄家，集体宿舍谈不上抄家但也可以抄床的，若抄出那两本书就要罪上加罪，必须立即消灭。苦于没有下手之机，我已在专人的监视之下，上厕所都要跟着我。老天有眼，第二天全连集合准备开我的批斗会，我被监押在宿舍，随时准备押进批斗会场。
会场上已唱起了“语录”歌：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可巧，监督我的聂××去上厕所。天助我也，焉能错此良机！我迅速抽出床下的两本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扔在了火炉里，怕烧得慢，不住地用火筷子翻捅着，火焰起来了，那叫心疼，一种沉沉的犯罪感涌上心头。烧书？我对不起老托尔斯泰。我一辈子只烧过这一次书，总算解除了后顾之忧。每天八个小时弯着腰撅着屁股挨斗，整整一个月，备受屈辱。造反派终于给连部贴出大字报，说放着“五·一六”不抓，斗郭宝昌是有意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我终于靠边儿站了。可我这人是属狗的那一类，记吃不记打，“风头”一过又来劲了。
由于有了捡书的经验，成了毛病，每路过垃圾池总要贼眉鼠眼，情不自禁地看上一看。我这人有洁癖，遇垃圾必要远而避之，可现在竟对垃圾也有了特殊的感情。老天不负苦心人，居然又捡了两本回来，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罗曼罗兰文抄》。大喜过望，大概是哪位老兄也怕挨批斗，没有烧，却扔了。书页都散了，我重新装订；书脊贴上牛皮纸，用仿宋体写了《猎人笔记》书名，压平翻角，放到褥子下面。这两本书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尽管已新书满架，但这两本垃圾堆里捡来的书，我舍不得扔，有感情，它和新书并排放在书架上。这两本书若会说话，一定会亲热地叫我一声“哥们儿！”我很后悔，斗了我一个月并未“抄床”（也许我不在时早有人翻过），否则，我就有四本书了！
一九七三年我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分到并不拍故事片的广西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有了十平方米的一间斗室，依然无书可看，亦无书可买；就是有得卖，我也买不起。上有老、下有小，那点儿工资，糊口尚难以维持，还买书呢！改造了那么多年，我反动本性依然未改。
我经常做梦，梦见书，梦见回到我的书房，那份惊喜，那份激动……我惊醒过，哭醒过，方知是一枕“黄粱”！这梦还不能向外人说，一说就成了“变天账”、“还乡团”、“贼心不死”，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没有书读，在家里住也是活监狱。没书读的寂寞，是灵魂的寂寞！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的书，我忍不住回忆自己的存书，分门别类地开了厚厚的一摞书单，就我记忆所及共两万一千八百册。后来我们厂的一位编剧看了，惊奇地说，不要说看这么多书，就是把书名全背一遍也够“牛”的了。每天把这些书名浏览一遍，那也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啊！
“四人帮”倒台，上街游行，我喊哑了嗓子，三天说不出话来。一年以后的一九七七年夏，我突然接到北京“落实办”的通知，发还全部查抄书籍。我惊呆了、傻了、疯了！我哭，我笑！对政府的那份感激之情，无法用语汇形容。我没钱。从南宁到北京，硬座火车票也要七十多元，俩人的工资只够买一般张票。借钱也得去，借不到我走也要走到北京！
我借到了钱，朋友们和我一样高兴。我终于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两天一夜我只是坐在车
上发呆，我只警告自己看见书不许哭，我一分钟都没睡。一回到家，妈妈知道我来领书，她十分兴奋。她估计查抄的金银财宝、全部存款也差不多该落实了。可我脑子里全是书。
第二天一大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请了几个人蹬着三轮、推着斗车、拉着平板直奔国子监。负责人拿着我的书单把我领了进去，一进大院，令我瞠目：院里人来人往，混乱不堪，四周的大殿里，从地下一直到殿顶全是书。国子监，那是文化圣地呀！真是充满了书香，我的心快跳出嗓子眼儿了，可接下来的事情却叫我差点儿没得心脏病。
东廊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东城区。负责人把我领到殿门口，交代了一下就走了。殿内很多人在捆扎书籍。门口站着四个彪形大汉，光着脊梁，流着汗水，只看了我书单上的最后一行便高喊“两万一千八！”在殿内的一片呼应声中，一捆一捆的书像起猪圈一样地被扔了出来，不论薄厚，一捆都是四十本；于是有人喊数儿，有人记数儿，雨点般地从门口、从窗口扔了出来。四个大汉，明显地有使不尽的力气，头都不回地往背后扔书。
“一捆、两捆……十捆……七十二捆……”他们大声地吼着。
我心疼地想一捆一捆码好，可根本来不及，我忽然发现扔出来的书根本不是我的，有《高丽妇女史》、《内蒙古草原史》、《世界图书馆史》……肯定是一位史学家的书，书当然是好书，可都不是我的，也不是我需要的书。我忙大喊：“等等！等等！”几个大汉停了手奇怪地望着我， 我说你们扔错了，这些书不是我的。
大汉说：“我们不管是谁的，不是两万一千八吗？我们就管数儿！”
我急了：“您按书单子找啊，我把人家的书拉走了，人家来了怎么办？”
“你要不要吧？”
“当然要了！我要我自己的，上边儿都印着我的名字呢！”
“没法儿找！要，你就拉走，不要我立马儿扔回去，要不要？要不要……”
大汉愤怒了，瞪着眼，歪着脖，声色俱厉，头上青筋暴露像审犯人逼供似的连珠炮一样地问我。我真懵了，有这么对待书的吗？有这么对待读书人的吗？国子监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自打有国子监那天起，也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吧？这落实的叫什么政策！我知道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我只好哀求再帮我找一找。大汉说没功夫啰嗦，要不要……要吧？我拉回去没用；不要吧？可能连这些书将来也得不到了。咬了咬牙，要！
“七十三捆、七十四捆……一百零五……一百八十六……”
一捆捆的书又雨点般地扔了出来，我哭笑不得目瞪口呆地望着，我是欲哭无泪啊！假如说劳改时认罪、服罪、深挖犯罪根源，是精神上的被“践踏”，那眼前这一幕却完全是形象化的“践踏”；文化被施暴，文明被摧残……受害者无能为力。大汉们是没错儿的，他们只负责月底前把大殿腾空。我垂头丧气地把书装车，临行时又要求负责人帮我找一找我的书，他
说试试看吧，不一定行了，也许你的书早已被别人拉走了。
把书拉回家我又傻了，“文革”中我家被扫地出门，现在只住七平方米一间小屋。床上、床下、柜顶墙边都堆满了书也不过只放了十分之一。看着小山一样的书，我的激情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了发愁了。只好去求亲戚朋友，每家存一部分，再将一大部分托运回广西。忙了几天才安顿好，我又依次整理了一下书籍，居然有一捆是我的书：那是《诗经》、《楚辞》、《石头记》、《文心雕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历代文选》、《洪深文集》等等四十本。我燃起希望，又挨家挨户逐捆逐捆地找我的书，再无所获。我再奔国子监，迎头一瓢冷水，大殿早已空空。
回到广西南宁家中，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又是书满为患，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些书都不是我需要的，我还幻想着万一他们找到了我的书，我好拿这些书去换。半年，我的朋友们不耐烦了，叫我丢掉幻想，准备卖书！因为朋友来连坐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北京传来消息，我妈妈，还有我的亲戚朋友都不能再忍受书的“压迫”，已由我母亲做主全都当烂纸卖了。落实政策遥遥无期，我妈妈生活拮据，正好用卖废纸的钱补贴柴米油盐、青菜萝卜。我的朋友说了一句：“郭宝昌，你必须立即改变这种书贩子的状态！”于是领来书店收购旧书的人，一部分折价收购，大部分卖了烂纸，所留不到百本，我书香满室的美梦再次彻底破灭！
以后新书逐渐发行了，我买不起，借的债还还不清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提了工资，才节衣缩食地买几本书回来。九十年代后，才放手买书，现在，我又有几千册书了。然而这十几年的书劫，每当思及却仍耿耿于怀！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书市，大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一直把书市当做书的节日，也是读书人的节日。
每逢书市，几乎所有的出版社、书商都要亮相，摆出自己看家的好戏，各有特色，争奇斗艳 ，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是读书人的乐园。你可以站在书摊前，和摊主聊聊出版业的近况；你可以和不相识的书友谈谈近日又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书；你也可以揣两个面包，拿瓶
矿泉水穿来穿去尽情浏览，即使一本书不买，溜达上一天，那也痛快、过瘾，也是一种享受，那是只有读书人才能感受到的一种情趣，一种特殊的氛围。
书市不同于书店，犹如现在的“超市”一般，进去一趟，什么日用百货、家用电器、衣服鞋袜，以至倭瓜茄子全可以买到，省却了东奔西跑。我由于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一年到头流窜于大江南北，偶尔在京赶上一次书市也不容易，但只要我赶上，我是必到书市走一遭的，过节嘛。
可近两年逛书市，却感到味儿有点儿变了。
那年的书市在地坛。吃完早点，我兴冲冲地奔向书市，还没走进书市便听到了里面的一片吆喝声：
“快来买！快来买！十块钱三本，便宜啦便宜啦！……”
“瞧一瞧！看一看！二十块钱买一套！……”
“贱卖了嘿！全部四折！……”
我以为走错了门儿，是不是到了农贸市场，进去一看，没错，书市。吆喝声此起彼伏完全像卖西红柿和烂菠菜的，这是怎么了？我的兴致立即化为乌有。无可否认，市场上流通的书是商品，书上有标价，你总要付人纸张、印刷、市场流通的钱嘛，可买回来的是知识。书是什么？是写书人情感的抒发，是一种人格的自我完成。他想向读书人说点什么，或者根本不想说点什么，只是抒发了，读书人却从中有了共同的感知，甚至理解了他的价值，于是有了沟通，它跨越时间、跨越国界，它是永恒的。于是买书，卖书，读书，藏书变得神圣起来，这和卖西红柿、烂菠菜完全是两回事。我惊讶地望着吆喝叫卖的摊主竟不敢靠前，我没有闻到书香只嗅到“铜臭”，太恐怖了！而且所有的书摊都大同小异毫无特色。
我深深地感到了出版业的萧条与艰难，摆出的书大多是沉积库底多年滞销的老古董。书价折得可怜，我怀疑是赔本儿赚吆喝，而且这些同样的古董几乎占据了一半书摊的显眼位置。摊主们卖力地吆喝着，擦着不住流下的汗水，我眼前立即幻化出国子监那四条大汉，按年龄推算，我又怀疑这些摊主是那四条大汉的后代。
话又说回来，和那四条大汉一样，这些吆喝者也是没错儿的，他只管将书抛出，将钱收回，或许卖多了有提成或奖金，这是他谋生的手段。至于书是否香，是否神圣，是否抒发了情感还是有无沟通，关他鸟事！我被摊主们认出来了，于是大声呼叫着我的名字，呐喊着“十块钱三本儿”，我若买的话还可以便宜些。又是一个哭笑不得，我说我并不在乎书价高低，我需要的书再贵我也买，我不需要的书你按烂纸价称给我，我也不要。摊主们立即向我推荐别的书，大部分是“厕上文学”和“垃圾文学”，假如也能叫文学的话。
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向我推荐“性”文学系列。这本也没什么，可那种诡秘，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这又使我想起了老东安市场的书摊主李先生，真是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书摊、一个书市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书市要这样延续下去，我想，我不会再光顾了。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书劫”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有真正的书的节日呢？我们的恋书情结是永远不会变的。
这次书市我只买了一套《太平广记》，只花了三十元，我怎么算也觉得这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嘛！
第三部分
相识“第五代”
我与“第五代”导演，一九八二年以前并不相识。一九八0年有过一次接触——假如那也叫接触的话。
那一年我拍出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部——也就是处女作——电影《神女峰的迷雾》，我决定审查通过以后先拿到学院去放映（所有的新片，电影学院的学生都是先看的）。两个目的：一是毕业后十六年了，我才“处女”了一下，回去向老师汇报；二是示威，被整多年，回
娘家扬眉吐气一下。但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在“神”剧中扮演吴新竹的演员侯克明（现任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坚决反对。他说现在电影学院里有一帮小子，专门以起哄为能事。
有一次，“八一”厂的一位老导演拿他的新作来放，这帮小子大呼小叫丑话迭出，鼓倒掌叫倒好，愣把这位老导演气跑了，说再也不进学院的门。还有一位“西安”厂的导演拿新片来放，愣叫他们给哄哭了，什么面子、礼貌，一概没有！现在一般的导演都不敢在学院放片子了。
学院领导严厉批评过几次均无效。我说我这片子还不至于吧！他说肯定哄，并仔细分析了一下说有三处可能挨哄，劝我罢手。我还就不信这个邪，我还没次到这种地步吧？我偏去！克明又说他拿片子去放，叫我别露面，放完了再告诉我现场情况。说得这么恐怖，反而惹起我的火性，一定要去，看看这帮混账小子怎么哄我，我也长长见识。
我有个习惯，看电影不愿旁边有人，总坐在右前方没人坐的地方。克明坐在我旁边，隔五六排的后面，坐着一帮学生，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
开演了，场子里很静。字幕过后，第一场山洞戏刚完，女主角出场有一个大近景，忽听背后有个人大喊：“好大的脸！”立即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哄笑，克明悄声告诉我：“这就开始了。”等袁苑往下一跳，后面那人又大喊：“起音乐！”但此处无音乐，后面那人大声说：“我×，没起！”当女主角全景出现时，那人又大喊：“推！”但是这个镜头没有推，那人带有自嘲地喊道：“我×，丫挺的不推？”满嘴的脏话！三次没哄起来。您想想那镜头真要是起了音乐，真要是“推”了，下面会怎样地起哄！从此场内安静了，而且随着剧情，偶尔发出一些赞赏的笑声和轻轻地议论声。待演到“审瘦狗”一场，当瘦狗说“向毛主席保证，说瞎话我不是人”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