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1-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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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历史公案的了结
——《张闻天图册》读后
？ 李庆英
在张闻天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之际，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了由张闻天文集编辑工作组组长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图册》。这部图册吸收了近年来关于张闻天研究的最新成果，收入了图片四百八十三幅，其中有许多图片资料皆属首次披露。而且，在这部图册的许多图页上，还选录了张闻天本人以及党内一些重要领导人如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薄一波等的精辟言论和谈话，进一步展现了张闻天光辉的一生。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时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对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上，张闻天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致使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曾一度被埋没和抹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含冤逝世的张闻天得到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党中央为他召开了追悼会。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致的悼词中说：“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同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关于张闻天的词条中也明确地写着：“1935年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说，这种看法曾在一段时间里代表着党内和学界的共识。
但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关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的这段历史，却被搅乱，成为党史上一段没有了却的历史公案。目前，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内的任职情况，权威的流行的说法是：“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1〕可以说，这个说法代表着当前史学界和权威党史的共识。
那么，张闻天究竟是“习惯上”称之为的“总书记”，还是正式职务意义上的“总书记”呢？近年来，有些学者和知情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据有些学者考证，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内任“负总责”的说法最初来源于1982年发现的陈云同志会后写下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和他同年12月所写的一份《关于遵义会议几个问题调查的答复》。这部图册中收入了陈云的这份“传达提纲”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部分的影印件，从中可以辨认出“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的字样（《张闻天图册》，第59页）。此外，陈云在《答复》中指出：“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就这样，虽然中央没有下达任何关于张闻天由“总书记”改为“负总责”的正式文件，但是，自此以后，史学界却几乎都把陈云的这份手稿和《答复》奉为圭臬。因此，此后出版的各种著述中，在涉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职务的表述中，几乎都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负总责”。例如，近年出版的颇受好评的《张闻天传》一书中，有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一节，在谈到关于遵义会议变换党内领导部分时是这样表述的：“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书记的重要活动时期。从组织上说，自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就没有再设‘总书记’这个职位，所以博古也好，洛甫也好，他们在党内负总责期间的正式名义是党中央‘书记’。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呼总负责人为‘总书记’。”〔2〕
上述陈云手稿是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发现的，1956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接收过来，直到1982年才得到确认。但手稿上并无“传达提纲”字样。这个手稿究竟是陈云在长征途中所写，还是1935年8月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汇报时所写，学界的看法不一。而且既然是“传达提纲”，当会有不少旁证，但迄今为止却未能见到。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有关张闻天的大量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已有一些学者和当事人开始提出张闻天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人的谈话和文章多散见于一些非主流的刊物之中，故影响面不大。因此，这部由权威党史部门出版的《张闻天图册》第一次赫然以“在总书记岗位上（1935…1938）”为章节，并以大量的珍贵的图文资料，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闻天作为总书记期间的重要情况，无疑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意义。这部图册至少披露了张闻天担任党的总书记的三个方面的有力证据和材料：
一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和谈话。1935年1月，周恩来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他在1972年7月的一次关于遵义会议的谈话中说：“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张闻天图册》，第61页）杨尚昆也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当事人之一，当年他以三军团政委的身份列席了这次重要会议。而且，他本人还与张闻天有着半个世纪的亲密情谊。这部图册收录了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张闻天夫人刘英的一次谈话，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杨尚昆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张闻天图册》，第58页）
耐人寻味的是，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有关遵义会议的一段叙述却与杨本人生前的说法不一致。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当然更愿意相信杨尚昆生前的说法，而不是整理者的定稿。十多年来，各种各样的“回忆录”纷纷面世。学者引证时，需要详加考辨。尽信“回忆录”，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像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等两部回忆录，其中便有诸多史料不准确，甚至还有常识性的错误。
二是张闻天本人在六届六中全会辞让“总书记”一事。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张闻天曾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一职让掉”，并“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而毛泽东本人则“不主张提这个问题”。因此，会议没有讨论作出决定，但是，会后张闻天还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把负责全局工作的职权交给了毛泽东（《张闻天图册》，第100页）。可见，张闻天本人也不否认他担任过“总书记”，不然，何来“让掉”总书记一说呢？
三是党中央的文件。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还有党的正式文件可征的。这部图册中收入了《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刊发的邓小平于8月25日在张闻天追悼会上所作悼词的影印件。从中可以看出：“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这次会议”即是遵义会议）邓小平的这份悼词当然是代表中央的。当时主持追悼会的就是陈云，并且由于他的坚持，会期推迟了一个多月，当时他答应主持会或致悼词都行，悼词也事先送他审阅过。除此之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也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3〕
从这部图册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具体时间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的三年多时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图册还披露了张闻天在任总书记期间所做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决定。例如，1935年11月10日，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后，就派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等审理陕北肃反错案，迅速释放了被冤屈的刘志丹等多位同志。再如，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张闻天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第一个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即不“除蒋”的主张（《张闻天图册》，第83页）。然而，长期以来，关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真相，却一度被模糊、弄乱，甚至被莫名其妙地记在了别人的头上。
总之，从遵义会议到1938年六中全会这段历史进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形成权威的领袖，客观上需要一个作风民主、善于集中大家意见、坚持集体领导，不独断专行、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为首的人（即核心）。张闻天多方面的条件都适合此任。但是，到了延安整风后期和七大以后，张闻天实际上已远离了中央领导核心，他和毛泽东已基本完成了党内权力的交接。自此以后，知道张闻天的人就渐渐地越来越少了，更没几个人知道他当过总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张闻天一度被以反面教员的身份亮了一下相，此后，他便在备受折磨中销声匿迹了。
回顾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这段历史，不难看出，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前后情况和线条是十分清晰的，但在党史上却一直被搅得异常混乱，最后竟被完全否认，变成了以前未曾听说过的“负总责”。针对这种情况，杨尚昆晚年曾满怀感慨地说：“对于张闻天至今也还有个‘拨乱反正’的问题呵。”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部由权威部门编写又由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图册》，就是对张闻天进行“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体现，同时也为这段历史公案的了结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愿不久的将来，“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的内容能够堂堂正正地被写进权威的党史之中。
（《张闻天图册》，张培森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1页。
〔2〕程中原：《张闻天传》，程中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3〕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想起了“秦书田”
？ 翟大炳 张有根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已是妇孺皆知了，但人们更应知道，如果没有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反右”斗争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因言治罪而封闭了言路。此后，广大知识分子就噤若寒蝉了。画家叶浅予在回忆录中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改造人人都自觉地说假话，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多是靠假话过来的。”〔1〕“反右”斗争被认为是一次触及知识分子灵魂的思想大改造。就运动时间之长、累计人数之多以及酷烈程度，“反右”斗争是比不上“文革”的，但就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言，他们所受到的苦难也是触目惊心的。
历史自然不能重演，但却可以温故而知新。我们重读了古华的《芙蓉镇》后，给读者印象最深的还是秦书田这个人物。他多才多艺，热爱生活，对自己所从事的文艺事业充满激情，但因搜集流行于湘西民间的风俗歌舞《喜满堂》，确定它的反封建主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遣送回原籍交当地群众监督劳动。如何看待秦书田？对没有经历过“反右”斗争的中青年说，他们首先是惊讶：怎么仅仅因为上述原因被打成“右派”，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鄙夷，认为他是一个没有骨气操行的苟活者，是鲁迅所说的“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老实认罪”，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作词作曲创作了《五类分子之歌》，歌词云：“五类分子不死心，反党反国反人民，公社民兵紧握枪，老实服法才光明。”秦书田“对这支既有进行曲味道，又颇具民歌风味的《五类分子之歌》颇为自负，还竟然要求在大队召集的训话上教唱”。不仅如此，每逢大队召集五类分子汇报训话，只要一声“秦癫子”，秦癫子就会立即响亮答到“有！”并像学校里的体育教师那样双臂半屈在腰摆动着小跑前来，直跑到党支书面前才脚后跟一并，来一个“立正”姿势，右手巴掌平举齐眉，敬个礼：“报告上级，坏分子秦书田到！”接着低下脑壳，表示老实认罪。黎满庚和大队干部们起初见了他的这套表演颇觉得好笑，后来也就习惯了。尤其是他因递上与胡玉英结婚申请书而招致判决十年徒刑时，他对胡玉英的临别赠言竟然是“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也就是说，他信奉的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的信条，将自己等同于动物的生存。秦书田的上述表现令人反感。当今青年人对“反右”已恍若隔世了，他们对上一辈所诉说“反右”时期所遭受的苦难，常常嗤之以鼻：“你们老一代活得太窝囊，为什么不抗争？”时下一些硕士、博士所写的一些文章更是这样责问：“这一代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像鲁迅那样铮铮铁骨，而是那样猥琐苟且！”我们无法苛求一个从未经历过“反右”斗争苦难的青年人有着与上一代人的身同此受的感情，但两代人之间的交流决不应是鸿沟。让青年人认识“文革”的灾难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彻底认识“反右”带来的恶果，对“文革”的认识将是不充分的，而且也认识不到像秦书田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特殊价值，他是否是由于受到迫害致使灵魂有了极大的扭曲而成了变态人格的畸形人呢？如艾青在《盆景》中所言：“在各式各样的花盆里／受尽了压制和委屈／生长的每一个过程／多有铁丝的缠绕和剪刀的折磨／任人摆布，不能自由生长／一部分发育，一部分萎缩／以不平衡为标准／残缺的典型。”从表面上看似乎如此，然而当“反右”斗争已定格成为历史，我们再回顾过去，上述看法显然是皮相之见。就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确是如此，但秦书田却是另类。他的特点是在扭曲和变态后面的“抗争”，虽然这样的人是少数，但毕竟是孕育于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然而它恰恰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
秦书田真的是一个逆来顺受的苟活者吗？否。秦书田老实的后面是抗争，不过却是将它戏谑化了。他是以游戏的方式对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进行颠覆，同时也为消解自己痛苦而找到了一个宣泄的渠道。此时秦书田所谓“认罪”分明是将自己变成“侯宝林”了，他显然是古人俳优的滑稽表演在新的形势下创造性的再现。俳优为古代的伶官，是当代人所说的演员，确切地说是喜剧演员。他们的表演常常在嬉笑怒骂中寓有严肃的批评。余英时教授说：“这些人在社会上没有固定身份，他们上不属统治阶级，下不属被统治阶级；既在社会秩序之内，又复能置身其外，所以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以插科打诨的方式说真话讽刺君主。”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即使以调侃的玩笑方式对帝王进行讽刺也可以免祸。晋国的优施曾说：“我优也，言无邮。”邮为“尤”的假借字，“尤”指过错，就是说有了“优”的身份，无论怎么说也是无罪的，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后唐名优敬新磨打了后唐庄宗李存勖一记耳光的故事。李存勖晚年耽于演戏，他亲自粉墨登场，与众优共演，优人传呼“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