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1-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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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为自己已经被判死刑了，脑子里只有一个思想：究竟是谁，最后是谁判决他的死刑？不是委员会里审问他的那帮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而且显然不可能这么办。也不是达乌，他是那么富有人情味地瞧着他。只要再等一分钟，达乌就会明白他们是在做蠢事，但是这一分钟被走进来的副官搅和了。这个副官看来也并不是想使坏，但是他本来是可以不进来的。究竟是谁处决、杀死、夺走那满怀回忆、志愿、希望的他皮埃尔的生命呢？这是谁干的呢？皮埃尔觉得并没有具体的那一个人一定要这样干。
　　和个别人的谋杀犯罪不同，这样的合法处死和更大规模的集体杀人（战争）的根源是制度，是各种情况的汇合。是一种制度要杀害他的生命，剥夺一切，把他消灭掉。同样，这一机器也要杀死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们。
　　皮埃尔被押往枪毙的地点——一个菜园子里。和那些同样忙乱和草率地被判决的人们一起，一次两个地被带出来枪毙，头两个人只用眼睛默默地、枉然地寻求保护，显然不了解也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不能相信，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生命对他们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不了解也不相信生命可以随意被人夺去。皮埃尔觉得，在所有俄国人、在法国士兵和军官脸上，没有一个例外，他都看到和他内心所感受的同样的惊悸、恐怖和斗争。“这事究竟是谁干的呢？他们和我一样感到痛苦。究竟是谁？究竟是谁？”皮埃尔排在第六个，但这一次只带一个出去，他看着那个年轻工人喊叫着被带到柱子前，到了柱子那里突然不叫了：他掩上衣襟，用一只光脚搔搔另一只光脚。开枪了，皮埃尔看见那个工人突然在绑他的绳子上坠了下来，身上只有两处露出血来，士兵们笨手笨脚地慌忙把尸首拖到柱子后面，推到坑里。“显然，大家都确切地知道，那些人是罪犯，他们是在掩盖犯罪的痕迹”。最后所有人都低着头，沉默不语地离开。
　　皮埃尔随即被送往战俘营，在那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幸福，而幸福就在他本身，幸福在于满足人的自然需要，而一切不幸并不在于缺少什么，而在于过剩。在三个星期的押解途中，他又悟出了一个新的、令人欣慰的道理：世上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事。世上没有哪个环境中人在其中一定能过得幸福和完全自由，也没有哪个环境中人在其中一定会过得不幸福和不自由。痛苦有一个界限，自由也有一个界限，而这两个界限又非常接近；他现在为睡在光秃的湿地上感到苦恼，而另一个人也可能会为他的锦绣衣被折了一个角而感到苦恼。他也懂得了一个人身上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自救力量。多少次，他以为明天自己冻坏的双脚再也无法走路了，但第二天他又一瘸一拐地走了起来，慢慢地甚至不觉得疼。
　　在俘虏营他还遇到了一个普通俄国士兵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长得圆滚滚的，成天乐呵呵的，从不抱怨，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和病痛。他对所有的人和事情似乎都情投意合，但并不眷恋什么。他在被押解途中的一个晚上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规规矩矩、敬畏上帝的老商人被错判杀死同伴而流放做苦役，一天大家都讲述自己的犯事，老人哭着说了自己的冤屈。听者中恰好有一个真凶，听了心感到刺痛，于是跪倒在老人面前，说“你是为我遭的罪”，并向官府自首了。沙皇下令平反，公文下来到处找那个老头，找来找去，最后发现他已经死了。这个故事皮埃尔其实熟悉，使他感到惊奇和神秘的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讲述它时的那种始终挂在脸上的极大的恬静和欢喜。第二天早上，皮埃尔发现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不肯走了，他靠着一棵白桦树坐着，脸上露出欢喜、感动和恬静、庄严的表情。不久，从后面他坐着的地方响起了枪声。皮埃尔想到：“生命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一切都在变化和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上帝。只要有生命，就有感应神灵的快乐。热爱生命就是热爱上帝。而比所有一切都更困难但也更幸福的就是：在苦难中，即便在无辜的苦难中，也热爱这个生命。”
　　皮埃尔被游击队救出来了，治疗了三个月。他觉得，没有了使他苦恼的妻子和法国人，活着是多么好、多么美妙啊。先前一直使他苦恼的，他经常寻找的东西——人生的目的，现在对他来说已不复存在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生的目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正是因为这个目的的不存在，才给了他完全的自由感，而这时他的这种自由感就是他的幸福。他不能有目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制度，或言论，或思想，而是信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感知到的上帝。他在以前是抱着他给自己提出来的一些目的去寻求上帝的。可是，他在被俘期间突然认识到，上帝就在眼前，就在这里，它无所不在。他认识到，在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心目中的上帝比共济会会员们所承认的造物主更伟大、更无限、更高深莫测。他觉得像一个人极目远眺，结果却在自己的脚跟前面找到了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他已经学会在一切东西中看见伟大、永恒和无限了，因此，他欢欢喜喜地看他周围那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无限的人生。他看得越近，他就变得越平和，越快活。原先曾毁掉他的全部精神支柱的那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于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对“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常常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为什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无论如何，皮埃尔的生活和性格由此有了改变。外表他和先前差不多，心不在焉，好像所关心的不是眼前的事，而是他自身的某种特别的事情。从前，他虽然显得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人们总是远远地躲着他。可是现在，他的嘴角经常挂着人生欢乐的微笑，眼睛里闪着对人同情的亮光。只要有他在场，人们都感到愉快。从前，他一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只顾自己说，很少听别人说话；现在他善于听人家说话，因此人们也乐意把最秘密的心事告诉他。他能理解和欣赏别人灵魂中的优秀品质，乃至常能唤醒和引发这种优秀品质。他也承认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索、去感觉和去观察事物；承认不可能用语言来改变一个人的信念。这一点博得了所有人的普遍好感。这种人的多元性在以前曾经使皮埃尔激动和恼怒过，而如今却成为他能同情别人和激起兴趣的一种基础。人与人相互之间在生活中的观点不同，甚至于观点完全相反，这使皮埃尔感到高兴，使他显现出嘲讽的、温和的微笑。当同伴一路上不停地抱怨俄国比欧洲穷、落后、愚昧无知，觉得到处死气沉沉，而皮埃尔却在漫天大雪中，在这一望无垠的大地上看见了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但他并不去反驳。在一些实际的问题上，皮埃尔现在也出乎意料地感到自己对遇到的事情有了主见，他对金钱问题仍然像以前一样漫不经心，但是他现在明显地知道什么事情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去做的。他学会了拒绝。
　　他和娜塔莎的重获自由，还使他觉得自己有了获得她的爱情和缔结婚姻的希望。在这一时期，他觉得，不仅对他一个人，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的爱情，在于她能不能爱他，有时他甚至觉得所有的人所忙的就只有这一件事——就是为他俩的未来幸福而奔忙。所有的人都被他的光辉照得通体透亮，不管遇见什么人，他立刻毫不费力地从他们身上看出一切好的值得爱的东西来。皮埃尔后来经常回忆在这一段时间里幸福的狂热。但他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形成的对人们和对环境的见解，永远都是正确的。皮埃尔的狂热就在于，他不像以往那样，一定要在人身上发现他认为人应具有的优秀品质时才爱他们；现在他的内心是充满了爱，他在无缘无故爱人们的时候，总能找到值得他爱他们的无可争辩的理由。
　　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这里是不是把握到了自由主义行为和态度的核心——承认多元、宽容待人？而且这是否还是一个自己快乐、也给人快乐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热爱生活，发现和欣赏他人的优点？再进而言之，这里是不是还提供了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恰当的精神信仰——上帝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在普通的事件之中，人们就应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上帝？人生无目的、或者说多目标，亦即没有一个涉及所有人的根本的、既定的、统一的目的，而只有各个人的具体的生活目标，人也没有必要去寻求那种惟一的根本目的、终极目的。而且，主人公似乎在这里认定，这一自由主义观点虽然是在他狂热的幸福时期得出的，但却是永远正确的。难道在个人生活中，我们也同样达到了一种“历史的终结”，哪怕这种“终结”是限制在一个极其基本和微小的范围内？
　　不管作者如何具有如一些人所称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在作品中的议论如何透露出一种强烈的宿命论的色彩，但他的主人公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和承认精神选择的自由的观点。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一个反自由主义者却让自己得到了自由主义的结论。作者作为一个文学家，更忠实于生活本身的逻辑而不是自己思想的逻辑。
　　主人公的精神探索还会继续下去，但目前我们只能停在主人公目前所达到的终点上，它还能告诉我们几句什么最后的话呢？
　　首先大概是热爱生命，且就按生命的本来面目那样热爱生命，包括热爱自己的命运：那可能是幸运的生命，但也可能是被冤屈、被错待、被冷落的命运。而要如此热爱命运，就包括热爱和原谅那冤屈、错待和冷落你的人。亦即也要按人们的本来面目去热爱亲人、邻人、旁人以至敌人。
　　其次，我们要关注灵魂，但无论如何不要轻视肉体，正是这肉体给了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正是这肉体使我们能经受莫大的痛苦和打击而重新恢复生命，也恢复精神的探索。于是，正由于肉体生命的这种意义，所以我们要慎重对待最容易大规模毁灭肉体生命的战争，恰当地坚持战争的权利和行为伦理，提醒和追究人们、尤其是追究英雄们在历史行动中的道德责任。

　　“时代精神”批判

　　
　　？　张远山
　　“时代精神”是许多知识分子笔下的常用词，然而其内涵似乎莫衷一是。
　　“精神”与“知识”是近义词，然而两者的关系也模糊难定。
　　本文试图疏理一系列关键词：先知的个人新知、精英的小众共识、大众的一般常识以及永恒迷信……对“时代精神”的误区及其流向做出纯属个人的辨析和批判，以求教于知识界同仁。
　　一、“知识”生产三阶段
　　人类的“知识”生产，一般要经过个人“新知”、小众“共识”、大众“常识”三个阶段。
　　（一）个人“新知”阶段，即“知识”生产的开发、设计阶段
　　先由论者提出“新知”提案，对已有知识存量即“常识”提出补充、修正、质疑、挑战，提案提交知识界——相当于“知识议会”。广大读者相当于知识选民，虽不直接参加知识议会的辩论，但对知识议会具有极大影响力。
　　（二）小众“共识”阶段，即“知识”生产的决策、投产阶段
　　知识界对“新知”提案予以探讨、辩论、赞成、反对，或沉默。大部分“新知”提案会被知识界多数否决，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新知”提案价值有限，次要原因是知识界通常比较保守——这有利于传承文明，但不利于推进文明，然而盲目的激进确实不如审慎的保守。沉默类似于否决，相当于知识界多数投了弃权票。知识界通常仅仅运用已有知识存量即“常识”来否决“新知”提案，只有社会状况发生剧烈变动、固有知识系统之权威性遭到普遍质疑的特殊时期，才会以采纳某一“新知”提案的方式，否决其他“新知”提案。补充、修正“常识”的“新知”提案较易获得通过，质疑“常识”之局部的提案较难获得通过，挑战“常识”之整体的提案最难获得通过。获得通过的“新知”提案，在进一步补充、修正后将在知识界内部形成小众“共识”，于是知识新产品基本成型，可以投产问世了。
　　（三）大众“常识”阶段，即“知识”的市场推广、零售消费阶段
　　知识界小众达成“共识”后，“新知”就开始向知识界以外广泛传播，直到成为大众皆知的“常识”，融入已有知识存量为止，其重要标志是进入大、中、小学教材，类似于进入百货公司、超市、专卖店。中小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向受教育者普及已有知识存量的基础部分，使之成为全民“常识”，通常不注重对“常识”提出补充、修正、质疑、挑战，但完善的中小学教育必须培养质疑精神，不能让受教育者盲信“常识”。大学教育具有双重目标，既要向受教育者进一步普及“常识”的纵深部分，又须着重训练受教育者补充、修正、质疑、挑战“常识”的能力，为知识界培养新成员。
　　每一位知识界成员，既是有权批评其他成员提交的“新知”提案的议员，又是有权提交“新知”提案的论者——不难发现，“论者”与“议员”实为同义词。知识议会的新陈代谢，促进着知识生产的升级换代和良性循环，兼顾传承文明的知识生产和推进文明的知识再生产。不直接从事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人们，是知识产业的消费者和受益者，也是知识议员的选民和监督者，同时又从事着其他物质产业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知识产业形成有机互动和良性循环。
　　人类知识日益丰富和准确，人类文明日趋完善和高级，循环往复地传承，永无休止地推进。人类就这样成为万物之灵长，造化之奇迹。
　　二、共时性的三种“时代精神”
　　“知识”生产分三个阶段，然而处于三个阶段的三种“知识”都有可能被视为“时代精神”，因此每一时代都有三种未必相容乃至相互冲突的“时代精神”。
　　知识生产第一阶段的“新知”提案，通常保存在个人著作里，不仅大众不知，连知识界也少有人知。在无数的个人著作中，极少数“新知”提案将会或顺利或艰难地通过后面两个阶段，在后一时代成为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界小众“共识”，并在更后时代成为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大众“常识”。然而这些个人“新知”在问世之初就会被极少数人大大提前地命名为“时代精神”，其后时代的共鸣者也会追认其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其实那仅仅是当时的“先知的时代精神”。
　　知识生产第二阶段的知识界小众“共识”，通常保存在大学教材里，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界小众已不陌生，但未受大学以上教育的大众还很陌生。这些知识界小众“共识”之一部分（不可能是全部），在后一时代会成为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大众“常识”，然而这些知识界小众“共识”，却会被知识界小众稍稍提前地命名为“时代精神”，其后时代的共鸣者也会追认其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其实那仅仅是当时的“学院的时代精神”。
　　知识生产第三阶段的大众“常识”，通常保存在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