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人格-荣格-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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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方法论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正是这种灵活性使他避免了像弗洛伊德那样陷入机械的决定论，从而在思想上能够显示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宏大气势。然而从上述病例中，荣格却不只是发现了神经症症状中孕涵着病人人格发展的需要，同时还发现无意识具有“再现古老神话”的性质。　荣格指出：“病人所做的这些梦把医生从一个凡人膨胀为一个超人；它们使医生成为一个巨灵一般的‘原父’（primordial－Father）并且与此同时又是风，而做梦者本人则像婴儿一样栖息在这位‘原父’给予保护的怀抱中。即使我们认为病人的自觉意和传统基督教的上帝观念应对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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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神圣形象负责，我们仍不得不注意梦中的变形。　在宗教问题上，病人持一种批判的和不可知的态度，她的鬼神观念早就成为不可具体感知的抽象观念。“
　　然而奇怪的是：在病人的梦中，神的形象却符合于原始的自然神灵的概念。《圣经》中“上帝是圣灵”
　　（Godispirit）这句话，在病人的梦中又被重新翻译回希腊原文“上帝是风”。
　　“风是一种看不见的‘灵气’（breath－spirit）。正像在希伯莱文中，ruah意味着呼吸和灵气（breatAhandspirit）一样，在阿拉伯文中，ruh也是同样的意思。　从纯粹个人的形式中，病人的梦产生出原始的神灵形象，而这些神灵形象远比自觉意识到的上帝观念要遥远得多。”
　　荣格认为：既然病人根本不懂希腊文并且显然不可能看过希腊文的《新约》，这种在梦中把神灵的形象还原为原始形象的能力就不能不予以重视。荣格的结论是：“这是历史上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神灵形象，但它却经由自然而然的心理功能而得以再生。　这并不值得我们为之大感惊怪，因为我的病人降生到人世间时就带着一个人类的头脑——这个头脑今天仍然行使着它过去行使的那些功能。　这里，我们是在与重新激活的‘原型’（archetypes）打交道，正像我在其它地方将其称之为原始意象（primordialimages）一样。这些古老的意象被梦所特有的原始思维模式重新赋予生命。　它并不是一种遗传的观念，而是一种固有的思维范畴。”
　　我们之所以用大量篇幅叙述荣格对这一病例的回忆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梦在荣格的职业生涯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个梦（以及其它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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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类似的梦）使荣格逐渐相信梦具有“再现古老神话”的性质。　这一重要发现奠定了荣格作为当代思想先驱的地位。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一发现，才导致了他与弗洛伊德这位二十世纪科学泰斗之间的巨大分歧
　　四、与弗洛伊德的恩怨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特别是因这一分歧而导致的个人关系的破裂，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者们感兴趣的问题。由于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的、纠缠于个人气质甚至个人私生活的说法，本书将依据自己的体会并根据从荣格思想中获得的启发，试着作出完全不同于其他解释的解释。一开始，两人的关系确实很好，这种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志趣上。　二十世纪这两位最懂得人类深层心理的思想家，一开始就彼此“嗅”出了对方。　对人类精神深处黑暗王国的共同关注，像磁石一样把两位伟人吸引到了一起；但由于两人毕竟禀赋着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命，在短暂的聚合之后——仿佛只是为了摸清对方的工作和弄清自己的任务——两人又注定了不能不分道扬镳。作为关注人类精神现象的精神病医生，荣格熟悉弗洛伊德对神经症所作的研究。　这些研究最初发表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医学界和精神病学界一直受到攻击，只是在受到以布洛伊勒尔为首的瑞士精神病学界的率先承认后，弗洛伊德的发现才逐渐在医学和精神病学界引起广泛的注意。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一书刚刚问世，布洛伊勒尔即把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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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荐给荣格。据说这本书曾给荣格带来过极大的欣喜和启示；在谈到这本书时荣格曾说：它对于年轻的精神病学家始终是“灵感的源泉”。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荣格早期所作的一切研究，都始终沐浴在弗洛伊德思想的光照或笼罩在弗洛伊德思想的阴影下。　事实很可能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荣格对弗洛伊德（以及《梦的解析》）的兴趣，只是在荣格发现其符合于他自己所做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后，才逐渐变得浓厚起来的。　关于这一点坎培尔写到：
　　荣格对弗洛伊德著作的熟悉始于1900年，即《梦的解析》出版的那一年。在布洛伊勒尔的建议下，荣格读了这本书，但却缺乏欣赏该书的准备。三年之后重读该书，他发现它为自己在语词联想实验中观察到的压抑“机制”
　　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和说明。　然而他不能接受弗洛伊德把被压抑的心理内容始终不变地等同于性创伤的观点，因为在他自己熟悉的许多病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
　　“性欲问题扮演的仅仅是次要的角色，而其它一些因素则似乎更为突出——例如社会适应问题、因人生的悲剧性情境而产生的压抑、对名声与威望的关注等等
　　但不管怎样，荣格于1906年起，开始把自己的一些论文（以后又把自己的第一本专著——《精神分裂症心理学》）寄给弗洛伊德。　在这些文章中，尽管有一些保留（特别在涉及童年期性创伤的重要性时）
　　，总地说来他仍然是支持弗洛伊德的。1907年，弗洛伊德邀请荣格到维也纳作客。　两人一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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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相互倾心，一口气谈了整整十三个小时！这样便开始了他们此后保持了六年的私人关系和事业上的友谊：他们每星期通信，彼此交流自己所作的研究和最新的发现；弗洛伊德曾邀请荣格和妻子赴维也纳作客，荣格也邀请弗洛伊德赴库斯那赫特作客；1909年，两人同时应邀去美国讲学，在船上共同度过了为期七周的旅途生活；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正式成立时，由于弗洛伊德的再三坚持，荣格当选为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当时群星荟萃的精神分析学圈子内，弗洛伊德一直给予荣格以最高的评价。　也就是这段时期，在一封写给荣格的信中，弗洛伊德（比荣格大十九岁）曾亲切地称荣格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
　　，并称荣格是他的“长子”。
　　然而此后不久，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到1912年《转变的象征》出版后，荣格和弗洛伊德的私人关系完全破裂，荣格也因此而脱离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并在整整三年时间内陷入“精神的低谷”而到了“不能工作”的地步。为什么二十世纪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两位大师之间的关系后来会变得如此严峻？对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分歧和恩怨究竟应如何评价和解释？这些问题也许本来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然而却毕竟吸引了普遍的关注，并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说法。　从这些不同的说法中，我们本来可望把握两位伟人思想分歧的焦点，以及彼此所担负的文化使命，然而遗憾的是：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两人的性格和两人私交中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彼林斯基（Dr。
　　JohnM。Bilinsky）在荣格去世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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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章《荣格与弗洛伊德》（载AndoverNewtonQuarterly，Vol。
　　10，No。
　　2，1969）中说，1957年他访问荣格的时候，荣格曾对他谈到，造成他与弗洛伊德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无意间知道了弗洛伊德与妻子和姨妹之间的“三角关系”
　　，以及他不能接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权威看得比真实本身更重要的态度。　彼林斯基称荣格这样对他说：
　　当我和我年轻活泼的妻子到达维也纳时（按：指荣格应弗洛伊德邀请第二次去维也纳作客）
　　，弗洛伊德来旅馆看望我们并买了一束花送给我妻子。　他尽量使自己考虑得非常周到，甚至这样对我说：“遗憾的是我不能真正做到让你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家里除了年老的妻子以外一无所有。”我妻子听到这句话时感到十分不自然和尴尬。　那天晚间，在弗洛伊德家中吃饭的时候，我试图与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谈谈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所做的工作，但很快我就发觉：弗洛伊德夫人对弗洛伊德正在从事的事业几乎一无所知。　显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十分肤浅的关系。后来我见到了弗洛伊德妻子的妹妹。她年轻漂亮，不仅对精神分析学有足够的了解，而且完全清楚弗洛伊德正在从事的工作。几天后，当我参观弗洛伊德的实验室时，弗洛伊德的姨妹问我，她能否和我单独谈谈。她被她和弗洛伊德的关系搞得心神不宁并且明显有一种负疚感。　从她口中我知道，弗洛伊德爱上了她，他们之间的友谊确实十分亲密。这是一个令我震惊的发现，直到今天，我仍能回忆起我当时感到的震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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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彼林斯基的说法，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应邀赴美讲学之际，旅途中他们曾互相分析对方所做的梦。　荣格告诉彼林斯基：
　　弗洛伊德很为自己所做的一些梦困扰。　这些梦涉及到一种三角关系——弗洛伊德、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妹妹。弗洛伊德并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和他姨妹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当弗洛伊德谈到他做的一个梦时——在这个梦中，他、妻子和姨妹是主要的角色——我便要求他告诉我一些与这个梦有关的个人联想。　他痛苦地告诉我：“我本来可以告诉你更多的东西，但我不能拿我的权威来冒这样的险。”
　　这当然便结束了我试图为他析梦的打算……如果弗洛伊德有理解和弄清这种三角关系的自觉愿望，他的状况本来会好得多
　　彼林斯基说：在谈到私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时，荣格指责弗洛伊德从他做的每一件事上，看到的都是“对父亲的抵制和反抗”
　　；最后，荣格特别提到，“在我与弗洛伊德关系的破裂中，我对他和他妻子、姨妹之间三角关系的知晓成了非常重要的原因。　此外，我也不能接受他把权威看得比真实更为重要的态度。”
　　我认为即使这确实是荣格的原话，也未必就代表荣格的全部想法。　荣格是一个“多因论者”。在对梦进行分析时，他一直强调梦不是由单一原因形成的而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那么，在时隔多年分析自己与弗洛伊德私人关系破裂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上，他不会看不到造成这一情形的多种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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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在多种多样的原因中，荣格本人的性格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早已被许多研究者指出。　霍尔和诺德贝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说：“从童年时代开始，荣格就是，并且以后一直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不可能沾沾自喜于成为某人的门徒、长子或‘王储’，他要追循他自己的思想线索。在《转变的象征》这本书中，他就是这样做的。　他相信这本书将会断送他与弗洛伊德的友谊，一连好几个月他都为这种想法感到苦恼，以致一直不能完成该书的最后一章。　这一章的标题是‘牺牲’，而现在荣格所要做出的也就正是一种牺牲。”
　　（《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6—17页。）
　　如果不忽略其它原因，我认为与“知道三角关系”这一原因相比，性格原因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性格原因并不单纯地表现为不同性格的冲突。　对学者和思想家来说，它首先表现为思想上的分歧。　一个人的性格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他的人生态度和他对世界的看法，而这些态度和看法又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的基本思想倾向。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是绝不会亦步亦趋地盲从任何人的；他必然要另辟蹊径，追循自己的某些想法一直到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思想。　而这种思想上的另辟蹊径则不可避免地会被视为“背叛”而导致师生或朋友关系的破裂。这种现象在人类思想史上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到了今天，它几乎已成为一种常识而支配着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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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研究者和传记家都提到过弗洛伊德的两次“癔病性晕厥”。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这两次“癔病性晕厥”都源于弗洛伊德对荣格“性格”的担心。——第一次是在不来梅，那是1909年的秋天，正是荣格和弗洛伊德准备出发去美国讲学的时候。　在和弗洛伊德一起的时候，荣格兴致勃勃地谈起刚从丹麦的泥炭沼地中发掘出来的尸体（据说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得以完好保存的远古人的尸体）。不言而喻，对一向有“怀古之幽情”的荣格来说，谈论这件事本来是很自然的。　然而这一话题不知为什么却刺激了弗洛伊德的神经并促使弗洛伊德怀疑：隐藏在荣格这种“兴致勃勃”后面的潜意识动机，乃是一种针对弗洛伊德的“死亡愿望”
　　，即一种潜在的“弑父动机”。他几次忧心忡忡地问荣格：“你为什么对这些尸体如此关注？”后来，在吃饭的时候，便发生了弗洛伊德那次著名的“晕厥”。
　　——第二次晕厥则是在慕尼黑，在第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召开的时候。　这一次也是在和荣格谈话之后，因为担心荣格最终要“背叛”自己，弗洛伊德在饭桌上晕倒了。著名传记文学家欧文。　斯通对弗洛伊德第二次“晕厥”
　　所作的描写，表明了欧文。　斯通本人正是从上面所说的“性格原因”理解荣格与弗洛伊德私人关系的破裂的
　　在荣格的清醒意识之中，他很想和西格蒙德重归于好。他对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仍然十分敬爱。　在他们两小时的散步中，他向西格蒙德保证说他们两人的关系已经和好如初；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通力合作。荣格说这些话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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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是装腔作势。但是，从荣格脸上那稍纵即逝的微笑，从他那漫不经心的答复中，西格蒙德已经感到荣格内心的压抑——这种压抑的爆发已经为期不远了。　这是卡尔。　荣格内心要求自由、要求独立、要求决裂、要求自行其是的呼声。（《心灵的激情》，下卷，朱安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431页。）
　　这当然仍是用“性格原因”来解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关系破裂。这种解释虽然是正确的，却似乎忽略了某些东西。　确实，荣格在性格上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以及由此而来的关系破裂却不能仅凭这一事实去作出解释。　仅仅从“性格”出发去解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是一种“向后看”的解释和“决定论”
　　的解释——这其实还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解释，从而在“方法”上正是荣格本人所不能同意的。这里，我并不是要推翻“性格决定论”的解释而只是要对它作一点我认为必要的补充。　考虑到甚至坎培尔这样的荣格权威和非常令人敬重的学者，在解释弗洛伊德和荣格私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时，着眼的也仍然是两人的不同性格，我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便不能不颇费一番踌躇和经过再三斟酌。但斟酌再三后我还是认为：在认可研究者们从性格角度提出的种种解释时，有必要提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