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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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古 今
学界新论 反抗革命：晚清宪政改革再认识 萧 武
灯下随笔 三十个世纪的中西之别魏得胜
灯下随笔 悲观主义的可能出路程亚文
灯下随笔 现代性的悲歌何新华
说长论短 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吴明明
说长论短 “小道”，关乎国事王士俊
书屋品茗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余 杰
书屋品茗 饮茶一悟郑晓江
书屋品茗 第一性：女性的追求与梦想禹建湘
经济广角 无意中证明的另外命题陈彩虹
其人其事 梅傲千古王开林
其人其事 胡适与陈衡哲杜方智
法制经纬 打假要靠谁 陈云良
错读儒林 主子信得过的人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编读往来 “反戈一击”？闵良臣
补 白 剖腹自杀的将军诗人李 珂
补 白 宰予因何遭抨？石鹏飞
补 白 天子杀人任文祥
补 白 秦砖汉瓦田 澍
封 二 吉 羊黄永玉 画
封 三 无 题 韩 羽 文画
《书屋》2003年第二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古 今
当国王把闪亮的勋章赐给战功显赫的将军时，当观众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筋疲力尽的运动员时，当歌迷把美丽的花朵献给千娇百媚的歌星时……你可曾否注意到：在这由无数尊崇、艳羡、膜拜、渴望、追捧的目光聚焦而成的疯狂、晕眩和躁动的背后，远远的，一张沉静的脸庞上扑闪着一双冷峻的大眼：他或许洞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忍，殷红的翎子浸透了冤魂的鲜血；或许明了悠扬美妙的曲调中的颤音，甜腻香软的音符已重重抹上了纸醉金迷的锈色；或许清楚脆弱生命博彩的悲哀，刹那的痛快淋漓换来的可能是永生的悔恨……然而，就是这些不盲从流俗、不苟合世事的智慧的大脑——善于捡拾思想宝贝的人，却在历史潮汐涌动的沙滩上，留下的是带着沉重镣铐踽踽而行的深深足迹：
中世纪的欧洲铁幕沉沉，死寂的大地上，却始终听不见反抗挣扎的呐喊，宗教如寒光凛凛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每一位自由者的头颅。一切对神圣教条的怀疑非议都是对神灵的亵渎，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例如，布鲁诺彻底否定了地心说，却被愤怒的教会钉在熊熊燃烧的火刑柱上。
大约在中世纪早期的另一东方古国——中国，天下多故，旋踵得咎，噤若寒蝉，名士少有全者。例如，嵇康却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抨击时政，率性而为，大胆揭穿礼教的虚伪和罪恶，终使临刑时悲怆的《广陵散》成为千年不散的绝唱。
……
只要我们轻轻弹开发黄的史页，发涩的眼睛里会闪过一长串熟悉的名字：李贽、徐渭、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铺奠着人类进步阶梯的名字跟不幸的命运连在一起，跟人生的苦难连在一起。
在理性的大旗高高飘扬，政治文明已成为时代共识的二十一世纪，遥望未来，值得庆幸的是，先行者悲惨的足音渐渐远去，他们的厄运也不会重现。然而，或许思想者执拗的天性天然地与孤独相伴，常常，他们在寂寞的深处，悄然把脉着社会的律动。
思想者是一只飞翔的大鹰，既仰望蓝天，又俯瞰大地，寂寞是他的名字，孤独是他的身影。
华夏民间俗信宗教——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脱胎于原始社会之先民对冥冥之中支配着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最高主宰——
“天命”及天帝的崇拜，是人为地综合各种神灵属性而创造出来的人格神。因其形象与职权是比照人间帝王而塑造，故其在中国神谱中之地位也随着世俗皇权的不断加强而逐渐提高，成为理论上的最高主神。
民众对于玉皇大帝的认识，主要并非得自道教经典，而是从神魔小说中来。其权威从来不
是依靠自身能量的展示，而是依赖于诸神维护，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的本领，他也从来没有显示过自己的什么神通或法术，但却总是高踞于主神的宝座上，谁也动他不得；如同世俗之君主依赖着皇权的传承和暴力的维护而成为人世间的主宰一样，哪怕是一个“阿斗”，
也在被指定和被维护下始终保持着伟大、正确的神性尊主形象。
如同西方基督教上帝的东方之子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诸王们自己可以嫔妃成群、终日淫乱，而其治下之群臣百姓却必须男女分营，远离带给人类“原罪”的性事一样，玉帝大帝自己可以有后妃王母娘娘，有七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但却对诸神甚至包括对自己的女儿严格禁欲，哪怕只是犯了一个调戏嫦娥之小小作风问题的天蓬元帅，也被打入畜道为猪。
“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马克思语）诚哉斯言！
（万
方 文）
反抗革命：晚清宪政改革再认识
？ 萧 武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南宋·辛弃疾
一、历史困局下的无奈选择：宪政出场的历史语境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随后中国与日本签订了自1840年以来最不平等、赔款数额最为巨大的《马关条约》，连满洲贵族的老家东北也差点都保不住。这立刻成为维新派要求实行制度变革的最新论据。早就在鼓吹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们诱使人们相信：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而能战胜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实行了宪政；中国要走出危局，只有迅速变法。维新变法迅速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救亡方案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一种。“推动变革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由于传统政治体制本身的僵直和专制，文化的强大惰性，局部政策调整远不足以解决民族生存危机问题，推动更大规模的制度创新是摆脱危机和实现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1〕连洋务派中的稳健派代表李鸿章也认为“至于根本大计，尤在于变法自强”〔2〕。《马关条约》和德国强占胶州湾的现实坚定了人们变法求存的信心。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在舆论影响下被维新派的真诚呼吁所激动，于1898年6月11日“根据御史杨深秀和侍讲徐致靖的奏章下诏定国是，宣布变法”〔3〕。随后的一百零三天里，清廷共颁布三十多道诏书，发布改革政令，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发动全方位的维新运动。
同时，宫廷政治斗争也在暗中影响着政治改革，改革派毫无保留地和皇帝站在一边，他们一致认为慈禧太后的“掣肘”是改革最大的阻力，只有排除了她在政治上的存在，改革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于是，一帮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对有实力且对外形象开明、对维新表现出很大兴趣的袁世凯产生了政治幻想，指望通过他来铲除慈禧太后的政治存在。袁世凯老谋深算，哪里会听命于他们，正当他们满怀憧憬的勾画未来的政治蓝图的时候，袁世凯出卖了他们。慈禧太后一乘青衣小轿、两个随从就足够让年轻而软弱的改革派皇帝发抖了。然后就是皇帝被囚禁于瀛台，改革派或被砍头于菜市口或流亡海外，作鸟兽散。看起来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仅仅存在了一百零三天就匆忙结束。一百零三天的时间太短，历史没有给维新派太多时间去实践他们的政治方案，改革派许多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只好胎死腹中。
戊戌变法结束后，保守派官僚徐桐等人成为新的政治主流力量，除了京师大学堂之外，其他的改革措施一律予以废除。西方列强对戊戌变法暧昧的支持态度使慈禧太后十分恼怒，渐渐萌生对西方的敌意。义和团运动恰恰在这时发生。在保守派官僚向慈禧太后就义和团事迹的转述中，义和团反西方的一面被大肆渲染，反清的一面则被忽略。慈禧太后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而义和团本身并没有严密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反清灭洋仅仅是人们的一个口号而已。慈禧太后对义和团表现出的兴趣使整个官僚体系对义和团都转变态度，从积极镇压变成消极默许。义和团领袖们受到精神上的鼓励，放弃自己的反清口号，开始全面“灭洋”，包括火车铁路和电线杆在内的所有来自西方的东西都被当成反对对象，一概加以排除。慈禧太后在重新掌握权力后准备废掉光绪皇帝的想法遭到西方国家的反对，她便唆使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并在暗中支持，给义和团战士提供枪炮弹药。按照现代国际法的观点，使馆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组成部分，西方国家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战争行为，就组织军队从天津登陆，一直打到北京。义和团本身就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堪一击，受控于袁世凯的正规军又按兵不动，所以，八国联军几乎没有遭遇什么像样的抵抗就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清帝国的都城烧杀抢掠。慈禧太后只好挟持光绪皇帝“西狩”，逃往西安。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后，清廷被迫与他们签定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史称“庚子之变”。“西狩”途中，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及政府大员议奏改革的具体办法。
清政府在1901年的上谕中称：“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如犹恶闻诤论，喜近谗险，朕德虽薄，自问当不至此。”〔4〕这道上谕表明，清政府再次在危机存亡的关头想到了改革。在随后的一系列谕旨中，朝廷明令全国各地大员及政府要员“备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提出改革办法。是年4月25日，北洋大臣袁世凯率先上呈变法奏折〔5〕。同年7到8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呈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从1901年开始，朝廷主导下的改革在各个方面逐步展开，一些从制度上进行改革的呼声也慢慢出现。
就在国内出现改革呼声的同时，日俄战争的结果再次加强了人们“宪政救国”的信心。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正如当年战胜中国一样，小小的日本能够战胜强大的俄国的原因在于日本实行的宪政。正处于民族深重危难中的中国人对于宪政的功效有了更加浪漫的想象，甚至希望能够立竿见影。1904年，驻英公使孙宝琦上书朝廷请求立宪，地方大员中的重要人物如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纷纷响应〔6〕。1906年，慈禧太后在召对中问张之洞如何平息留洋学生排满，张之洞轻描淡写地说：“只须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宪政在各方面的不同期待中正式出场了。
二、武装反清：革命派的活动
1894年，孙中山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李不予答复。孙情绪低落，转而起程旅欧，归来后，与爱国资本家何宽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准备策动革命。差不多同时，香港商人杨衢云在香港发起成立辅仁文社，作为革命组织。不久，孙与杨会合，两个组织在合并为兴中会总部后，积极筹备起义〔7〕，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8〕的口号，确立反清革命宗旨。
1895年，革命派在广州筹划第一次起义，但在中途流产。随后，孙中山流亡英美，把自己在伦敦被捕和脱险的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该书在英国的畅销使孙中山的中国革命领袖地位确立起来。孙中山在1897年与该书的俄文译者谈话时针对国内方兴未艾的维新变法活动表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9〕同年内，孙中山还在《伦敦蒙难记》及相关文章和谈话中明确宣布了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他自己则“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见坚定”。可见他认为革命是建立立宪政府的惟一途径。进一步而言，孙中山事实上也认为宪政是中国走出危机的惟一选择，与国内的立宪派所不同的仅仅是道路选择上的分歧，在近期目标上都是通过立宪政治挽救民族危亡。但上书遭冷遇使他对温和的道路最终绝望了，而康有为则因为受到朝廷的重视而不愿意放弃改良。同时，太平天国残部的反清力量大量分散于广东及香港，形成的帮会势力，使孙中山认为自己反清的路途上并不孤单。他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开始依靠他们发动军事暴动。
为争取革命力量，孙中山在国外大倡激进革命的同时，也暗地里与康梁派通好，一方面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说康有为放弃改良，一方面以同志身份与他们共同探讨救国方略，议论时事。但其时正值康、梁在国内走红之际，康有为认为与孙中山这样的在逃犯交往不利于自己的声名，便拒绝与孙中山通好。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率梁启超和大批维新变法的信徒流亡日本。孙中山再次伸出橄榄枝，托人转告康有为，认为“非革命，国家必无转机”，劝他改弦易辙，共商革命大计。康有为却不领情，大谈“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先后流亡日本、英国、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并自任会长，高唱反对暴力革命的论调。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维新派的第二号人物，识见与乃师大不相同。他主动接近孙中山，同情革命，并以《清议报》为阵地，为革命派大做政治宣传，直到1903年〔10〕。在这段时期，梁启超与康有为处于事实上的分裂和对立状态，他不但很少为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奔走，反而连续在《清议报》上发表《俄公使论中国瓜分之易》、《爱国论》、《中国积弱溯源论》、《自由书·国权与民权》、《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文章〔11〕，驳斥专制主义，阐发民权与宪政等思想。1900年，孙中山一面争取李鸿章在广东割据独立，一面通过梁启超的弟子唐才常等人在国内发动自立军起义。虽然这次起义又和以往的所有起义一样失败了，但却使原本拥护康有为的保皇主张的一部分人分化到革命派阵营中来，壮大了革命力量。梁启超也用自己丰富的舆论宣传经验和畅快淋漓的文字鼓舞了许多留日学生，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初期革命的骨干力量〔12〕。
1900年，孙中山策划了惠州起义。同时，国内不同于孙中山的具有政治反对力量色彩的组织也渐次出现，并且规模较大。1902年4月蔡元培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名为编写教材，实则另有所图。1903年，黄兴在内地长沙发起成立华兴会。这些团体自动组织拒俄运动，遭到镇压之后漂流日本，和正在日本进行革命宣传的革命者一起，在1905年合并为同盟会。
受到新政政策的影响，从内地东渡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几年里激增，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人在日本受到革命宣传鼓舞的同时，又亲眼目睹了清政府每况愈下的政治现状，也开始自办刊物，讨论时政和革命思想。1903年初《湖北学生界》在东京问世之后，其他省的留学生也纷纷效法，《直说》、《江苏》、《浙江潮》等陆续创刊，有些刊物的影响甚至远及国内。同时，《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出版刊行，从国外悄悄流传到国内。《苏报》在上海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