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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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拈上一撮白毫入瓷杯，斟上甘泉，那嫩芽就开始优美地上下翩然翻飞——这真像人在世间的沉浮，人生之路似煎似熬，甜酸苦辣样样具备。茶汁渐渐而出，清清的茶水染上了鹅黄淡绿色，香气四溢——这象征着人生渐入佳境，青春与活力，风流与风采，成功与辉煌，全都迸发出来。
但物极必反、物盛而衰，再注入沸水，茶汤渐渐失去了颜色，茶汁亦慢慢地索然无味——这犹如人渐趋衰老，最终必回归尘土，因为新陈代谢是大自然永恒的规律。丛书《茶情雅致》中有一篇《茶之梦》，作者是这样感慨万千的：“……在半截红烛的光照之下，凝视手边的那杯茶，才感悟到茶的绿，不但是茶的本色也是生命的本色；而茶的苦，不但是茶的真味也是生命的真味啊！”
茶与人生，人生与茶，可以说就是中国文人扭结不清的内在精神的归依。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性弥漫一切的时代，哲学家究竟何为？其真正的身份已经不能作为“科学的科学”来指手画脚，更不能坚守基础主义、绝对主义、形而上学等等“老套”而安身立命，哲学家必须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运用其专业能力，介入公共话语，讨论百姓生活，诊断民间问题，使现代社会达到自我理解，能健康地发展。所以，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必须熟悉生活世界的语言，另一方面，他们也要熟悉专家文化的语言，介入世俗社会，保持优雅的趋向。
恰恰不是别的东西，只能是我眼前的茶汤才可充当雅与俗、上层与民间、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与百姓间的媒介。因为中国文人常以七事以自娱：“琴棋书画诗酒茶”；而百姓也以七事以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两者的相交处恰恰在“茶”。所以，茶“被文人雅士引为知己，同时又是平民百姓的密友良朋；它一方面能把民众的茶风茶俗汇入雅文化的诗情画意；同时又能把圣贤们诗思哲理，化作涓涓细流，泽被四野八荒”。可见，在中国，自古以来茶是茶又非茶，它实在是一种博大精深既雅又俗之文化。
饮一杯茶，不仅观色闻香尝味，不仅悟出许多人生的哲理，倘能够进一步在恍恍惚惚、朦朦胧胧的状态中，将整个的人生过程行走一遍，前瞻一下，体验一下，回味一下，你便可直通天地，逍遥人间，深深领悟并享受“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盎然禅意。
但是，现代人的人生的确是出了大问题，可以说，世纪之交的人很精彩也很无奈，就像茶叶中也分出新茶与陈茶一样。当人类耗费无数资源，付出无数生命和鲜血，终于把“冷战”送入了博物馆时，新世纪的曙光已然降临。
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在二十一世纪，人类能生活得更好吗？能否摆脱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视而和平共处？能否摒弃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而其乐也融融？能否调整人与大自然、与生存环境的紧张关系而共存共荣？
世纪之交的人犹如一杯香气四溢的新茶，很精彩。放眼观望：人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创造出的财富也许要大大超过以前几个世纪所创造财富的总和；人类在打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痛定思痛，埋首于经济发展，依靠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量。电子技术与互联网，使全世界成了“地球村”；高楼耸立，倒处是新兴城市拔地而起；机械化、化学化的大农业生产，高新技术的现代化大工业，使这个世界突飞猛进、面目全非，更不用提及花样繁多的新思潮，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快餐”式的影视和流行歌曲，等等，人类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升。
但世纪之交的人也很像一杯泡过多次索然无味的陈茶，万般无奈：他们比之先辈更忙碌了——因为有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世纪之交的人更紧张了——因为有无穷多的活动领域；世纪之交的人“病”更多了——因为营养过剩引起心血管类的疾病大增，因为不良的生活作风而引发的诸如“爱滋病”之类的痼疾不少；世纪之交的人更无奈了——因为他们的生活全面地平面化，根本无暇作深度思考，人生无终极关怀，生命无安顿之地。所以，世纪之交的人在精神上、心理上产生出更多的痛苦，如神经抑郁症、焦虑症、自杀心理、戏剧型人格障碍、忧虑烦闷、恐怖压抑、歇斯底里、无意识冲动、孤独感、束缚感、冷僻、困惑、抑郁、无奈、颓废沮丧、消极悲观、惆怅，等等。所以，新世纪大门一开，人们祝贺的话还余音绕梁，人们的美好愿望还未能尽述，“9·11”恐怖袭击便轰然而至，“人肉炸弹”在中东遍地开花，南亚响起的是武力恫吓声，非洲则是灾荒后饥民遍布，种族灭绝的事件也在世纪初降临。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究竟怎么哪？真的是要赶着人们去喝中国的绿茶来降降火吗？
世纪之交的人享受着钢筋水泥玻璃围出的整洁和壮观，但却失去了旷野的平坦和茂密森林里的鸟语花香；世纪之交的人获得了方便且口味相同的快餐食品，内心却无不渴望着天然风味；世纪之交的人在流行文化中疯狂地放松和发泄，但稍稍安静，便充满着惆怅和精神的游浪感。这是一个精彩和无奈纷呈的时期，这是一个痛苦与希冀并存的年代，当然也是我们上下求索以安顿自我生命的时刻。
世纪之交的人首先应该静静地泡一杯绿茶，沉稳地观观嫩叶上下翻飞的鹅黄色茶汤，轻轻啜一口，又啜一口，再啜一口，以便安安静静地思考一下人类前途与个人人生的问题。
人们必须要重建人生的终极关怀，克服浮躁、平面化和反文化性，走向沉稳、深度和更文明——犹如眼前的茶汤；世纪之交者要努力协调与大自然的关系，摒弃征服自然的侵略性、掠夺性，置换上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共存共荣性——犹如眼前的茶汤；世纪之交的人在求得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更应去关注精神与心理的问题，不仅要用现代科技获得“身”的健康，更要用人类几千年积淀成的文化遗产去诊治“心”之病，使我们成为有坚定的信念、幸福和谐的生活，以及身心皆健康的“跨世纪之人”——还是犹如眼前的茶汤。
所以，世纪之交的人类所遇到的心灵与精神的危机、价值的紊乱与崩溃、人际间的紧张和纷争、生态的失衡和告急、社会的种种乱象等等问题之解决，都可以回溯中国悠久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发掘古老文明的卓越智慧，凸显其有价值的部分，使现代人能够吸取有益的养分，以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坚定的信心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亦使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促进现代社会的全面进步。
饮茶，并用隐于茶汤中的中华民族的处事方式、人生态度去应世，也许正是救世纪之弊的一剂良药。当然，仅仅是一剂而已。
茶凉了，杯空了，该续水了，还是禅宗的老话——“饮茶去。”
第一性：女性的追求与梦想
——读《第一性》
？ 禹建湘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感谢主赐给他恩宠时说，第一，他生下来是自由的，不是奴隶；第二，他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在先哲的心目中，女人就这样被无情地划到了“第二性”的行列。
女人是什么？西蒙·波娃曾在《第二性——女人》里说：“女人正如男人所宣布的：纯粹是另一个不同的‘性别’而已。对男人来说女人所表现在他们眼中的只是一个性感动物，她就是‘性’，其他什么都没有。”或者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女人仅不过是一个子宫而已。”〔1〕总之，一句话，女人就是为男人服务的一个工具，是一个附属品。
在波娃看来，女人的“第二性”地位是历史的长久演变而造成的，男人利用生理、经济、法律、道德、宗教及文学等各种手段，塑造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而把女人置于一个附属的地位。所以，波娃说道：“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2〕
但是，现代的女权主义学者认为，波娃所认定的女性从属地位是有阶段性的，不是永恒不变的。人类学家已经证实，在人类进入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前，妇女在经济和社会上是强有力的。在古代非洲的热带草原上，妇女“出门”工作，采集果菜，她们白天把孩子交给亲戚照看，晚上带着食物回到住宿地。人类学家相信，在“深远的历史”上，女人与男人是平等的。
人类学家的研究，为妇女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结束“永恒的女性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由此，美国人类学家、女权主义学者海伦·费希尔（Helen
E。Fisher）指出，妇女在农业革命后成为“第二性”，但随着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的兴盛，全世界的妇女以她们的天赋才能，正逐步重新获得她们几千年前所享有过的经济影响。她说：
当女人在世界各个文化中继续不断地涌入雇佣劳动力的行列之时，她们将把自己天生的才能运用到社会许多领域之中，对二十一世纪的商务、性活动和家庭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在经济的某些重要部分，她们甚至会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第一性。为什么？因为当前在商务、通讯、教育、法律、医疗、政府和通常叫作民间组织的非营利领域中的潮流表明，明天的世界将需要女性的才智。
确实，在漫长的“深远的历史”过程中，妇女形成了许多特殊的本领，而这些本领有的是男人无法企及的，它们帮助女性获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妇女对语言有天生的敏感；她们感情细腻，善解人意；她们有养育小孩、照顾他人的冲动；她们有坚强的忍耐力。另外，妇女的触觉、味觉、嗅觉和听觉能力非常出色，能容易理解姿态、手势、面部表情等其他非语言的暗示功能；妇女能同时从事和思考几件事情，并且对任何问题都喜欢进行广泛的关联性考虑；她们有制定长期规划的爱好；有一种相互合作和谈判的天赋，以及有一种对合作、达成共识和通过平等的小组来领导他人的偏爱等等。尤其是妇女的网式思维方式，将使她们在未来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主角。这种网式思维采取综合、关联而不是直线式的方法，更能广泛地、整体地把握事物的真相，更能从多种观点、各种因素中权衡事情的变项，从而选择更好的结果。
据科学证实，大脑的外皮，又称前额叶质层，是大脑的“指挥中心”或“交叉路口”，它控制着人类的思维，而男女前额叶质层结构是不同的，女性至少有一个区域比男性要大，这种大小的区别，影响了男女的思维方式。另外，连接大脑左右两个半球的纤维组织叫胼胝体，女性的胼胝体比男性的胼胝体也要粗百分之十二，这些较为粗大的胼胝体使大脑的两个半球之间可以更好地交流，这样使得女性在思维时，不至于偏重一侧，有助于更广泛地看问题。正如精神病学家舒尔茨所说的那样：“由于女人的大脑不那么偏重一侧，她们可能能够进入两个半球的同一区域。她们不像男人，把事情看得那么刻板正式。”
另外，女性的网式思维也跟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有关。原始的人类祖先在捕猎大型野兽时，男人必须精力集中，那些不能全神贯注的人不但不能攻击到猎物，反而有被抵伤、被践踏或被吃掉的危险。这样，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逐渐演化，男性的大脑结构慢慢地筛去了边缘思想，注意力的集中性慢慢地增加，导致他们形成一步接一步地做出决定的思维方式。而女性的网式思维能力也来自于她们在原始时代的工作性质，她们在恶劣条件下养育婴儿，需要同时做许多事情，比如要看孩子周围是否有蛇，注意是不是打雷下雨，尝尝食物有没有毒，摇摇困了的孩子，给闹脾气的打打岔，教教好奇的，安慰胆小的，喂喂饿了的。同时还要给火添柴做吃的东西。这样，妇女在养育婴儿的过程中，需要在心理和身体上巧妙应付，从而形成了突出的关联性思考问题的才能。
女性的网式思维无疑在处理复杂的难题时，占有极大的便利。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不得不权衡和综合越来越多的因素。女性关联性地思考问题，显得越来越有价值，其网式思维使得她们在解决问题时更集中于整体而不是局部，能权衡更多的变化因素，考虑更多的取舍，探求更多的选择并时刻注意新问题的出现，这样就能为决策带来均衡和创新。女性头脑的灵活性，在未来的全球市场中将会变成重要的财产，因为为了不至于落在竞争对手的后面，公司必须能够迅速并经常地改变计划、产品和服务，妇女固有的头脑灵活性成为制订计划的有力支持者。妇女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适应了长期性思考，正如派克谈到的：“一个聪明的女人需要用十八年的时间才能使儿子成为男子汉。”妇女为遥远的将来发生的危机进行安排时，这种训练使她们的大脑演变出错综复杂的结构，使她们天生就比男人更为经常地采取长期性观点。
总之，妇女有自己天生的网式思维的才能，她们具有灵活性的头脑，她们的直觉、广阔的关联性、长远的眼光以及她们的想象力，使得她们拥有改变世界经济的与生俱来的能力。
海伦·费希尔仔细审视了男女之间的具体差别，充分利用生物学上有关大脑的资料，以及各种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材料，探索了男女在生物学上的演变原因。她利用人类学、心理学、性格形成学，以及其他行为和生物科学的根据进行阐述，说明女性的特殊才智是怎样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她论证了女性对传媒、教育、服务行业、法律、医疗、公司企业、政府以及民间组织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而现实生活确实如海伦·费希尔所描述的那样，妇女在广泛的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大部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妇女现在和男人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美国，大学中的女生人数已开始超过男生，中国很多大学的某些专业女生也占绝对优势。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公司中，百分之四十的中层管理人员是女性，并且她们兴办的公司更可能站得住脚。在美国出版的书中，有一半是妇女写的，而且在各国的文化领域中，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的、从广播中听到的和从报纸上读到的也越来越多地出自妇女之手。
更令人振奋的是，妇女的权力在一些非政府、非赢利的民间组织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妇女们把她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她们的同情心以及她们看问题的全面态度运用到解决那些最令人恼火的社会和环境中去。妇女为了自身及整个人类的发展不断努力着，她们不断创造条件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如妇女1975年在墨西哥城、1980年在哥本哈根、1985年在内罗毕、1995年在北京已经集会讨论了妇女面临的一切问题。更重要的是，妇女在联合国大会上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环境大会上、在1993年维也纳的人权大会上、在1994年开罗的人口和发展大会上，妇女都是强大的参与者与倡导者，她们在政策的决断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政府在《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中提出，中国政府要求在1995年前，全部的县和百分之五十的乡镇领导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女干部，在2000年前，要实现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