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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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名女干部，在2000年前，要实现各级领导班子中至少要有一名以上女干部，以保障妇女特殊的利益和要求。中国政府还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中女代表要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并要求逐步提高这个比例。在报告中，中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支持妇女参与经济活动，在资金、物质、信息、社会统筹等方面予以优惠政策。
从上述这些事例中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妇女获得全面解放的时代终于到了，妇女已经从“第二性”的附属地位超越出来。难怪海伦·费希尔在序言里开玩笑地说，女人的性别就能决定妇女是“第一性”的。她说：“‘女人’是主要性别——是第一性。你必须添加化学成份才能得到个男人。这样，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的第一性正在形成经济和社会生活许多领域中的第一性。”
正是对女性的前途充满乐观的自信，海伦·费希尔在结尾中写道：
妇女在大踏步前进。她们抛掉了第二性的地位，这是几千年前农耕时代确立时为她们铸就的角色。她们的水平——以及领导地位——将得到提高。她们正在企业、教育、专业、政府和民间团体中获得有影响的职位。她们在某些经济部门中占主导；她们是第一性。她们也已经开始表达自己的性愿望，重新界定浪漫和家庭生活。当代妇女像冰川一样缓慢地切割出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前景，建造一个新世界。
我相信，这个世界将超越第一性或第二性的概念。我们正在逐渐一点点地向一个真正合作的社会、一种全球文化前进；那时，两性的优点都得到了解、重视和利用。二十一世纪可能会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看到两性作为平等的人共同工作和生活的世纪。男人和女人本来就应该这样生活，男人和女人在人类卓越的过去的如此多个千年中确实就曾是这样生活的。
确实如海伦·费希尔所说的那样，从现实中来看，现代的女性的确比过去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也更能干、更有趣。女性正在各个领域发挥着她们天生的才能，男人和女人也正在建立起一种和睦亲切的关系，女性以一种全新面貌正获得真正的男女平等，人类的前途正朝着合乎自然的、充满乐观的进程中发展。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里通过分析妇女自童年至老年的身心发展过程，论述了妇女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里的依附性、边缘性，指出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第二性》一问世，即刻就轰动一时，被称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3〕。它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妇女基于现实中的男女不平等，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女权主义运动，至今依然方兴未艾。
尽管海伦·费希尔乐观地认为，波娃所写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纵观当今妇女生活实况，虽然妇女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地位明显得到提高，但仍旧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在世界范围内，男人在政治权力方面仍旧占据绝对的优势，妇女一直被排斥在政治权力机制之外。在世界各个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层中，妇女很少有超过百分之十的席位，在许多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当中完全没有女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5年对联合国成员国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妇女只有在冰岛、爱尔兰、尼加拉瓜和斯里兰卡担任了总统职位。同一时间，妇女在孟加拉国、挪威、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土耳其和小小的岛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任总理。在二十世纪，总共只有二十二个妇女做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即使是在妇女做了国家或政府首脑的少有情况下，男人也占领着她们周围的绝大多数高层职位。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东欧各国，自体制变更之后，妇女的地位开始明显下降。它首先表现在参政水平上——东欧各国议会中妇女议员比例急剧下降；其次表现在关系妇女生育权利的人工堕胎法案方面——妇女掌握自己身体决定是否堕胎的权利被剥夺；第三表现在经济与劳动力市场方面——妇女面临着失业危机与再就业困境；最后表现在对妇女不利的机制边缘化方面，妇女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了。这种情形在罗马尼亚表现得最为突出，即在其1990年的选举中，议会中女性成员的比例从三分之一下降到百分之三点五。其他国家的情形也大体差不了多少，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从百分之二十九点五下降到百分之六，在保加利亚，从百分之二十一下降到百分之八点五，在匈牙利，从百分之二十点九下降到百分之七。波兰在1991年选举之后，女性议员从四百六十位减至到四十四位。妇女失业现象更是普遍存在，罗马尼亚1990年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当中，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妇女，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及阿尔巴尼亚，妇女大约占失业者的百分之六十。在前民主德国，妇女失业率从1989年至1991年之间上升了五倍。失业正急剧地影响妇女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正不断地破坏她们的家庭关系〔4〕。
在我国，一些基层领导机构中妇女人数，在八十年代以来的各地换届选举中，比例都一度下降。虽然经过政府努力，下降趋势基本得到控制，但许多妇女干部从政抱负和参政意识不高。据调查，中青年女干部中有百分之二十不能胜任现职工作，更令人吃惊的是，有百分之七十的女干部安于现状，不求升迁。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妇女陷入到就业的困境当中，现在连女大学毕业生求职也困难重重。自1987年上海市妇女学会和婚姻家庭研究会召开的第二次妇女理论研讨会上提出“妇女回家”的问题以来，关于妇女回家的讨论就时起时伏，经历了几次高潮，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关于“让妇女回家”的讨论，《中国妇女》杂志推出的持续一年的题为“1988——女人的出路”的专题讨论等。尽管中国有超过八成的妇女愿意参加工作，但现实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妇女正处在下岗和失业的状态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与将来都是不可能的”〔5〕。随着妇女的“重新回家”，她们不可避免地脱离了社会，她们的“自我”就不可能得到实现，这样，妇女的从属地位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变。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也依然扮演着“花瓶”和“摆设”的角色。例如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广告镜头：热水器跟前，一个漂亮的女人，撩人地脱落浴巾，刚好让观众瞥见她裸露的躯体；在洗发水、化妆品等广告中，也总是一群青春亮丽的女孩，搔首弄姿地摆弄自己，做出各种诱人的动作，软声香语地传授着女人怎样才能美丽起来。总之，男人为妇女设定的“安琪儿”形象，她的道德原则、行为方式和审美趣味，在现实生活中依然牢牢地约束着女性的意识和行为，妇女在潜意识深处依然渴望被男人所观赏、被男人所宠爱。
有人怀念中国五十年代至“文革”时期的“男女不分”的时代，认为那时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活动，开辟了女性解放自身的新天地。但是，在那个妇女“男性化”的时代，妇女有意地掩盖男女两性的生理和心理差异，一切以男性为标准，表面上的“男女平等”的背后是女性自我的丧失，妇女实际上还是沦为一种社会工具，没有独立的人格地位和人生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口号的平等绝不等于实质的平等。总之，中国妇女无论是八十年代以前的“刚性化”还是当今的“柔性化”，都没有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妇女的这种现实状况，离海伦·费希尔所描述的图景还有很大的差距，妇女成为“第一性”，在现实的社会里，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个乌托邦的梦想，在男权中心主义强大的挤压下，两性地位悬殊的社会根基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妇女在政治参与、就业、教育、健康、家庭、安全以及习俗和观念中，还始终处于劣势。但是，在女权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到来之际，海伦·费希尔《第一性》的出版，为女权运动设计了一个令人振奋的蓝图，为女权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
尽管现实存在很多困难，但妇女还是在大踏步前进，她们正在抛掉第二性的地位。妇女经历了两次解放运动的洗礼，她们的觉悟正在一步步提高，现在，她们正在准备迎接妇女解放运动第三次浪潮的到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世界将会超越第一性或第二性的概念。我们正在一点点地向一个真正合作的社会、一个全球化的社会迈进，将来两性的优点都会得到了解、重视和利用。二十一世纪一定会是历史上第一个两性平等的新世纪，因为，全世界妇女地位的提高将会使两性关系变得更为和谐，更少冲突，也将会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对于妇女来说，只要有梦在，就会有希望。
注释：
〔1〕〔2〕〔3〕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23、1页。
〔4〕参见佩吉·沃森：《大男子主义在东欧的抬头》，见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
〔5〕参见李银河：《女性权利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74页。
无意中证明的另外命题
？ 陈彩虹
每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后，媒体的评论就大多以“代表经济学发展方向”、“开辟了经济学研究新的领域”类的词语，盛赞得主的研究成果，批评或是贬损以往的理论学说以及形成这些理论学说的预设、方法，大有从某日开始，经济学就将另行其道、日新月异了。不无遗憾的是，从1969年开始颁发的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越往后积累时日，就越来越让人感觉到迷茫，真正的“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实际上就在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年复一年的颁发中，越发不清楚了。这只需将这些年来此奖得主的研究成果一一罗列，我们的判断就会得到证明。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恩曼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沃伦·L。史密斯，分别表彰他们在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方面的研究成就，以及通过实验室试验进行经济分析方面的成果。一如既往的是，不少媒体认定，对他们研究成果的奖励，实际上有着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否定，而传统主流经济学正是完全建筑于这一假设之上的，这就在经济学研究的“方向性”问题或是“新领域”方面，特别是行为经济学方面有了“全新的”探索。不论是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来研究经济现象，还是通过实验室试验的方式来检测和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两者都有某种共同的结论，认为人类经济行为是复杂的，经济行为的决策是不确定的，并不总是遵循于“效用最大化”或“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从这一点出发，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研究成果若真是“代表经济学发展方向”的话，那它们就如同威力巨大的炸弹，直接威胁着传统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也就是说，就在这份世界级大奖宣布的顷刻之间，传统主流经济学存在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了，至少也无法再现原来那么耀眼的辉煌历史了。
如果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算起，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二百多年来，经济学的发展有了五彩缤纷的经历，却一直没有离得开最初亚当·斯密奠定的经济学大厦的基础——人是“理性经济人”的认定。虽然斯密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但他却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以一段通俗至极的表达，揭示了人性中那种自我利益至高至上的规定，并指出了这种规定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基本动力的本质，为资本主义早期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让人性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人们追求自我利益，进而发展和繁荣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这段话如下：
我们对餐桌上佳肴的期待并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求他们博爱，只望他们自爱，因而，我们也决不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而只说他们可获得哪些好处。
亚当·斯密从自己所处历史时期的经济生活中提炼出的对于人性的认识，本来具有相当程度社会的、历史的、经验的以及研究相关问题时的某些限定，他并没有将如此的人性认定，绝对地普遍化到人性惟一的地步，更没有将其认定推演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同样伟大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他就揭示了人性另外的一面，即人的“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的历史道德的人伦规定，并认定这种人性规定，也是社会进步与幸福的最基本要素，与“理性经济人”在“自利”导向下形成的对社会进步与幸福的推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人性中基本的要素到底是“自利”还是“利他”的？这个被学界号称为“斯密问题”并延续了二百多年还在困惑不少人的理论难题，其实只要看看现实世界人性的复杂表现，仔细阅读斯密的两部著作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他对不同学科的讨论要求，“斯密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只是出于研究问题的需要，选择其直接关联的要旨论道罢了。在经济学的先圣，或者说在思想者先圣亚当·斯密那里，我们阅读到的，并不是某种单一纯粹性的人性，而是非常复杂多样化的人性理论判断——先圣没有迷失自己，倒是我们在理解先圣时，迷失了我们自己。
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只是站立在单纯的“理性经济人”的认定之上，就经济学学科的需要来理解社会经济性活动，我们不会离真理太远而靠近谬误。问题在于，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发展，在两个方面走得很远：一是将“理性经济人”的社会历史、经验性认定，推向了绝对化的理论预设层面，并登峰造极地引至到了信仰的地步，成为经济学理论上的“天然公理”，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处于任何位置，都有着一致的“自利”性，不因个体人的差别、时空差别及社会环境差别而有任何变化；一是将奠基于“理性经济人”信仰或公理之上的经济学逻辑演论或形而上学结论，无所限制地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侵入到了其他大量学科之中，用于重新解释政治、法律、社会日常生活、宗教关系等等领域，掀起了一股重建其他学科理论或理论基础的巨浪，造就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盛名。这便导致了人们对于“斯密问题”迷惑的进一步加深，人性中“自利”的因素由此而跃进到了绝对比重的地步，人类的任何行为，不论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都逃脱不了“理性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解释框框：你不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追求另类“效用”（如权力、名誉、舒适感觉等）的最大化。在人类几近所有行为的理解中，只要有经济学就够了，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