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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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效用”（如权力、名誉、舒适感觉等）的最大化。在人类几近所有行为的理解中，只要有经济学就够了，经济学又只要从如此“理性经济人”的公理性假设出发就够了。这样一来，从亚当·斯密那里发源出来的经济学河流主干，或称主流经济学，不仅仅从时间上远离了先圣，就其最基本的预设规定，以及在如此基本预设之下的观点而论，则完全走向了先圣的对立面——社会生活中复杂的人性单一化、纯粹化、绝对化到了“自利”一种因素之上，解释世界的多角度也只剩下经济学一个通道了。
仅仅从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获奖主人成果的价值上看，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两位经济学家的成果，主要是由于其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并将具体的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归因到心理学的某种理解基础上来分析，有着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在直接人性假定之后来进行阐释的革命性突破；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则将本不可能发生于实验室中的经济活动，在规定一些外部环境或条件的情况下，人为地在实验室中进行，用以检测人们经济行为的动机及表现形式，进而理解由此形成的经济行为结果，其研究方法的“反传统”性十分明显。
然而，就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的两种经济学研究成果内容看，显然是一次对主流经济学绝对化了的基本预设即“理性经济人”的巨大抨击。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的研究表明，人的经济行为并非都那么“自利”，那么“经济理性”，而是与人的心理的或精神的东西密切相关，如思维定式、对事物的感受、精神状态等等，这些心理或精神的东西，又与人所处的环境、个人经历、经验积累等等相关，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或决策，可能是出于“经济理性”，也可能不是，由如此非一致性的行为动机开始的经济活动，最后的结果就可能远离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解之下的某种均衡状况，即使达到某种均衡，也不一定就是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驱使所带来的；实验经济学本来是要通过试验，证实某种具体的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具体的试验过程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发现了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预设无法在实验中得到证实的批判性结论：人们并不总是按照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来行事，而是有着丰富多样化的决策选择。我想，在同一年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获得这样两种不同研究成果的主人，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研究成果之间，一定有某种内在的或至少是人们可以认识到的联系。从我们的理解上来看，两位得主在心理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面研究成果的共同之处，很可能就是它们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绝对化的理论预设的颠覆性结论，将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多元化，或者说，是人性的复杂规定，从丢失它的主流经济学发展中找了回来。就此而论，2002年诺贝尔奖颁发后媒体对于获奖成果抨击或摧毁“理性经济人”预设的评论，相当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的研究成果也好，实验经济学成果也好，它们仅仅证明了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已经有过的关于人性复杂的基本思想。而且，从方法上来看，它们都是“技术地”或“科学技术地”来证明人的经济行为的复杂性，由此而及人在经济活动中决策的不确定性。相比于亚当·斯密“社会地”或“社会历史地”认识人的复杂行为，以及复杂行为背后人性的复杂或多样性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其“新意”，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过多渲染的。“技术”或“科学技术”的证明方法，尤其是针对个人经济行为的研究方法，虽然它有助于对单一的人性理解或预设进行反驳或批判，却不能够形成一般化、普遍化的结论来判断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动机，更不能够解释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具体生活的人性的普遍特征。要知道，不论心理学的成果多么巨大，它只是人类行为认识的一种学科、一种方法或一种角度，不能解释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类所有的行为及行为的所有动机；同样，不论实验室试验的范围多么大，它终究不能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人的复杂的经济活动相提并论，而且试验的条件永远无法与社会存在的各种条件吻合。这样，技术或科学技术方法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都只能说明在特殊的情况下，特殊的个人心理状况下，特殊试验环境下，人们经济行为的特殊性。真正要得到社会人性的一般规定或“准人性规定”，还是需要在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和事实之中，大量地观察和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特征，以及相关联的经济行为后果等（我们也不应排除运用科学技术方法来研究人们经济行为对于“社会历史方法”研究成果的支持和辅助功用），来相对普遍地获得历史的、相对普遍的“人性规定”。当然，我们也不应绝对化这样的观察和分析方法，更不应绝对化这样观察和分析之后的人性规定，这也就是经济学先圣亚当·斯密的社会历史观察与分析方法最核心的方面。
因此，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虽然有着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预设的重大抨击和批判，但由于它们本身涉及问题、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特殊性，以及方法方面的“技术性”或“科学技术性”，抨击和批判的对象仅仅只针对将“理性经济人”预设绝对化的做法，而没有颠覆得了“理性经济人”作为历史的、相对普遍的人性一部分的规定——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理性经济人”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实际上，从各种介绍资料来看，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分析，以及实验经济学，都无一例外地表明，部分人的经济行为还是符合“理性经济人”预设的。这就在无意之中证明了在现实社会历史阶段里，“理性经济人”仍然是人性一部分的结论，并蕴含了人性复杂的自然性推论，二百多年来困惑人们的“斯密问题”，在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的研究及实验室的试验中，得到了某种间接的解决，并且再次证明了亚当·斯密时期社会历史观察与分析方法的生命力。换言之，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是当今运用心理学和实验室试验“科学技术”方法的经济学家，但这份奖励可以溯历史而上，给予并不存在的“斯密问题”及“斯密方法”又一次肯定，这可能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此奖所没有想到的。就此来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价值，因为其研究成果本身并无大的方向性方面的“新意”，作为工具的科学技术方法虽然有其价值却只是处于辅助性、支持性地位的，并非是可以取代社会历史观察方法的工具。
进一步看，二十世纪是科学的世纪，也是科学带来人类社会进步的世纪。正是这种进步的凸显性，“科学”不仅成了具体自然学科（与社会性学科相对称）知识的总称，也成了一种学科信仰和评价学科以及评价事物的绝对标准。说“这是科学的”，也就意味着那是正确无误的，不能怀疑也不用怀疑的；相反，“这是不科学的”，则代表着一种否定，绝对的否定。在这种科学信仰的格局下，本作为社会性学科或所谓“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大有向着自然科学进军而进入到“自然科学”领域中来的趋势，“科学或不科学”的评价也要用来评判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了。结果是，不仅大量的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之中来，而且经济学被硬性地从“社会科学”的领域中剥离出来，给予了过多的人为化的“自然科学”的安排和演算：里面不再有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不再有价值的主观判断，不再有模糊不清的边界，精确而量化的数学模型可以将一切经济现象归入其中。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模型，认识社会经济现象，预测社会经济前景，并且安排社会经济生活。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的研究，在实验室中对人们经济行为进行试验的研究，从某个方面讲，都有“科学信仰”之下转化经济学本身学科性质的基本理念。按此理念，经济学的未来就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社会科学了。有趣的事情就是这样地有趣，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成果，恰恰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肯定自己，而是肯定另外的东西。即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证明人性的复杂、人的行为的复杂，证明人受多种环境的影响，其中包括主观价值等的影响而具有行为和决策的不确定性，准确或精确的判断、预测不可能，更不用说对未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安排了。这就运用科学技术的方法，在深层次地说明经济学不是属于也不可能属于“自然科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实际上也没有能够让经济学“科学起来”。
其实，将科学推进到信仰的地步，与经济学将“理性经济人”的理论预设绝对化到经济学信仰的地步，具有同样的含义。既然绝对化“理性经济人”的理论预设，会让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过于狭窄而出现太多的误解，而我们还陶醉于这样的“成就”，那么，科学被绝对化到信仰层次，同样会使我们的目光短浅而长期地停留在对世界认识的极端片面之中。本来，科学只是就一种方法而言的，即一般是讲从广泛地收集资料开始，从具体的、反复的、长期的观察入手，通过大量分析总结，上升到某种一般性结论的认识世界方法。它对于自然科学对象有着较为确切的适应性，因为它一般地舍弃了人在其中的规定性，或假定了人在其中的不变性或相对固定性，因而具备实验室试验的基础。显而易见，它对于经济学一类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作用也是积极的，可以借用。但是，它是不完备的，因为它只是一种认识工具，而非全部的工具，就是在自然科学中，都不应将其绝对化，将其运用在经济学中就更不应当如此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以及通过实验室试验的方法来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具有方法上的一定意义，也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巨大进步或“方向性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这样的成果，有其道理，却也有其局限，更有其不足。要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过是评价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成果的一种工具，它不能够代替其他的评价工具，绝对化它或也将其推出到信仰的地步也就更没有必要了。只是我们不能不深深地遗憾，人们不仅将“理性经济人”的理论预设绝对信仰化，将“科学”绝对信仰化，甚至于还将“诺贝尔奖”绝对信仰化。
研究“科学研究”的学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渔民长期在一个确定的海域捕鱼，他使用的渔网网眼大于五厘米。由于每次捕上来的鱼体都在五厘米以上，这位渔民认定，这个海域没有体长五厘米以下的鱼。这个故事表明，该渔民是过于相信渔网这一“工具”，并将其置于了信仰的地位，它“成就了”这等与经验事实完全相违背的“科学结论”。不论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实验室的方法，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方法，在研究经济学的问题时，它们不都是“渔网”类的工具么？我们可以运用它们，但不必迷信。
梅傲千古
梅 傲 千 古
？ 王开林
一位出类拔萃的女子，必能创造出许多个第一的纪录，放置在醒目的地方，足够世人永远钦佩和崇敬。陈香梅是女中豪杰，她就像体育场上独占鳌头的世界冠军，破纪录如吃家常便饭。屈指细数，她有如下几项“第一”，在当今全球华裔女性中，绝对无人能出其右：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中央通讯社第一位战地女记者；她是第一位在白宫任职（难民救济总署主席，时在1960年）的华裔女性；她是第一位出任美国航空公司副总裁（飞虎航空公司副总裁，时在1970年）的华裔女性；她是第一位美国大银行的亚裔董事；她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助选次数最多（共五次）的华裔女性；她是与各国首脑打交道最多而始终坚持参政不入阁的华裔女性；1972年，她被评选为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
有了这些纪录，陈香梅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梦幻，她的传奇便不只是单纯的巾帼传奇，作为华裔女性的骄傲，她还提供了一个堪称懿范的版本，使那些志不在小的优秀女性从中汲取教益、信心和力量。
黄蘖老人曾说：“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旁人看到的都是陈香梅风光荣耀的那一面，而她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空乏其身的另一面则鲜为人知。其巨大的成功绝非得自偶然，她能傲视千古，将那本记满了中华女性种种屈辱的流水账簿踹翻在地，毫无疑问，这与她的勇气、智慧、勤奋以及坚忍不拔的性格和把握机遇的才能密不可分。
一、始于忧患
公元1925年6月23日，中国阴历端午节，陈香梅出生在北平（北京）协和医院。
陈家祖籍原为福建，后迁徙至广东南海。陈香梅的祖父陈庆云年轻得志，才不过三十出头，就做了中国招商局的局长。除正室曾夫人之外，他还另娶了两房姬妾。陈庆云脑瓜子聪明，心肠火热，对创办实业兴趣很浓。当时，香港电车公司方兴未艾，他认为广州也有发展前景，于是做了大笔投资。哪知两地民情不同，广州市民观念滞后，公司亏得一塌糊涂。年关紧逼，债主登门，陈庆云受不了破产的打击，从五楼纵身下跳，自杀身亡，年仅三十八岁。陈香梅的外祖父廖凤舒是广东惠阳的客家人，与廖仲恺是亲兄弟，一同参加革命。民国时期，他先后在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任职，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外交官，出任过古巴公使和日本大使。早年，廖凤舒与陈庆云结为莫逆之交，以至于上演了指腹为婚的传统剧目。其后天从人愿，陈家弄璋（得子），廖家弄瓦（得女），遂结为百年之好。陈香梅的父亲陈应荣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算得上是一位典型的读书种子。她母亲廖香词也是从小深受欧洲文化的熏陶，曾在法国和意大利学习音乐和绘画。在英国时，她还结识了伦敦上流社会一位年轻的贵族，芳心暗许，对于中国的盲婚自然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时，廖凤舒任古巴公使，深明女大不中留的古训，便将陈应荣和廖香词分别从美国和英国召到古巴首都哈瓦那，为他们正式完婚。婚后归国，陈应荣先在教育界发展，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因为他十三岁就留洋，国学功底受限，总觉得力不从心，后转到外交界服务，才算是如鸟投林，如鱼得水。
陈应荣与廖香词的婚姻在世人眼中堪称般配，却未必幸福，两人的性格南辕北辙，始终未能做到灵犀相通。廖香词并不快乐，即使在笑的时候，也有点悲哀的样子。她好像一颗璀璨无疵的钻石，从各个角度散发出美丽迷人的光芒。而她也却是一位真正的淑女，知大节，识大体，心地善良。她一鼓作气生下六个女儿，作为外祖父，廖凤舒也就六次获得取名权，她们的名字依序为：香菊（后改名静宜）、香梅、香莲、香兰、香竹、香桃。真是十里飘香，四季分明，难怪飞虎将军陈纳德后来幽默地称她们六姐妹为“一座标准的植物园”。
陈香梅有这样特殊的家庭背景，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