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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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该拿出勇气与智慧来。”这话的确耐人寻味。
近年，陈香梅年事渐高，却仍旧不惮天高路远，与她的男朋友——美中航运公司董事长郝福满先生在两岸飞来飞去，做些文化交流方面的事情。她始终视自己为一个文人，一生笔耕不辍，共出版了散文与诗合集《遥远的梦》、小说集《寸草心》、长篇小说《谜》、英文版婚姻自传《一千个春天》、回忆录《留云借月》、英文版自传《一个女人安娜的道路》和《春秋岁月》等十余种著作，有的翻译成十余种语言，有的重印二十余版次。她的精力，她的才智，至老而不衰。“人不可有骄气，也不可有暮气。”这句话由她来说，是绝对令人信服的。
意犹未尽，还是引用陈香梅的几条语录来做本文的豹尾吧：
人世间凡是能够有机会相爱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幸福，因为一旦人天永隔，那就只有一寸相思一寸灰了。
聪明的女人会选择去爱一个没有太大野心的男人，因为野心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人生本来就是演戏，有些人是好演员，可以假戏真做，或是真戏假做，很使人动容；有些人不会演戏，难免要多吃点亏。
胡适与陈衡哲
？ 杜方智
胡适（1891～1962）原名洪骍，字希强；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胡适考取“庚款”第二批留美学生，先在康奈尔大学学农，后改学哲学，兼学英国文学、政治、经济，获学士、硕士学位。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实验主义哲学。1917年5月，通过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尚未拿到博士文凭便匆匆回国任北大教授。胡适在美国读书时，积极思考文学革命的主张，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发难文章。五四时期，他以提倡文学革命与思想解放而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1920年，胡适出版《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还是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大学者，先后出版专著三十余部，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学人。
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湖南衡东石湾人。她在《自传》里说：“我的祖父是湖南衡山人（按：后划为衡东），但因我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江苏武进人，我自己又是生在那里的，所以就算是武进人。”陈衡哲的祖父陈梅村是清朝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勤于读书，为人正直，至今石湾还流传他不少故事。他共有十三个子女，陈衡哲的父亲是幼子，也担任过清朝的官吏，共生五个子女，陈衡哲排行第二。三妹陈衡粹是著名戏剧家余上沅的夫人。陈衡哲从小聪慧好学，深受父母喜爱。1914年清华学堂招收留美女学生，经过考试，她入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专修西洋历史，兼学西洋文学。1918年在瓦沙女子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进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1920年获硕士学位，并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曾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27年至1933年，陈衡哲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的学术会议。陈衡哲先后出版的学术专著有《文艺复兴史》、《文艺复兴小史》、《西洋史》（上下册）等。陈衡哲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女性作家，与谢冰心、凌淑华、冯沅君、黄庐隐、苏雪林一样驰名。柯灵称赞她们：“大都出生于仕宦之家，还是清末的遗民，有的留学海外，浥欧风，沐美雨，或多才多艺，或作家而兼学者，格调高雅清婉，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具五四新姿。”〔1〕“作家而兼学者”的陈衡哲，文学只是她治史之外的“余事”，她曾表白过：“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它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它们存在的惟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2〕作为作家，她的创作并不丰富，只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散文《陈衡哲散文集》（上下两卷）和用英文写作的《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等。此外，在抗战流亡时期，还写作了不少诗文小说，可惜未曾发表。陈衡哲尽管著作不多，但正如司马长风先生所说：当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响应拿起笔写小说的作家，最先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实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女作家”〔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衡哲占有一定的地位。
胡适与陈衡哲是同辈作家。1916年在留美期间通讯相识，尔后，由相识而相知。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
他们在文化、教育、生活上，相互提携，共同拼搏，那高尚而纯洁的友谊，真挚而动人的故事，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史海钩沉，回味他们的情感世界，无不让我们感佩至极，敬慕由衷。
新文学“最早的同志”
胡适曾在《尝试集自序》里说：“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乐趣，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胡适不是情绪化的热情诗人，而是很有修养的冷静学者，他在这里说得轻松，也很客气，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和严峻。早在1915年夏天，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担任文学委员。在研究部的年会上，他写了篇《如何可使吾国语言易于传授》的文章，指出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语言”，而称白话文为活的语言。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成了他文学革命的逻辑起点。这年秋天，胡适即将离开康奈尔大学去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康奈尔大学设在绮色佳镇，全镇一万六千居民，风光秀美，景色宜人，胡适已在此生活了五年，“一溪一壑都有深情”〔4〕，把它称为“第二故乡”。当时，同乡好友梅光迪在此度假。他已取得了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准备到哈佛大学深造。为欢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学，胡适作诗祝贺，其中有“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句。诗中“鬼”者，洋鬼子之谓也。胡适的诗遭到了任鸿隽（叔永）的嘲讽。任鸿隽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1911年赴美留学又与胡适同在康奈尔大学同校，彼此交情甚厚。任诗标题为《送胡生往哥伦比亚》，抓住“鬼”的线索，一口气把十一个外国名词的译音连缀在一起，组成一首打油诗，并对“文学革命”加以挖苦。胡适当时觉得苦闷、孤独，回敬了一首，并请任鸿隽转致诸友人，诗中提出了“要须作诗如作文”的观点，明确表明作诗需要跟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作，并开始“尝试”写作白话诗。胡适的观点提出后，遭到了梅光迪、任鸿隽和其他朋友的反对，又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通过论争，梅光迪被说服了，赞成了胡适的主张。1916年夏天，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杨铨（杏佛）、唐钺等人在绮色佳相聚，胡适没有参加。任鸿隽写了《泛湖记事诗》一首，用了不少文言典故，陈词老调，遭到了胡适的批评，于是又引起了新的论争。任鸿隽说：“白话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梅光迪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又插进来论战，他写信给胡适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并嘲笑胡适的白话诗，好像儿时听“莲花落”一样，找不出一点诗味来。朱经农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好友，这时也来到美国，他写信劝胡适：“白话诗无甚可取。”胡适的主张得不到朋友的支持、赞成，他感到孤寂、苦闷，便写下了著名的《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又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蝴蝶》写于1916年8月，收入《尝试集》，初版时题作《朋友》，是他当时孤寂、苦闷心情的自然流露。他期待着“同志”共同参与文学革命，而陈衡哲则是新文学“最早的同志”。
陈衡哲当时就读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距绮色佳有数小时火车的距离。她到绮色佳度暑假时，胡适已进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失却了见面的机会。唐德刚先生是胡适的同乡、学生、忘年交，当他六十年之后写《胡适杂忆》时，还用幽默、揶揄的笔调写到当年的往事：陈衡哲“豆蔻年华，藏在深闺”，“惊鸿一瞥地在绮色佳出现”，“与诸名士游湖借伞之时，适之却远在二百英里之外，服务无由，而挟伞于后、尾追不舍的却是胡氏最好的朋友任叔永。”胡适是1916年10月开始与陈衡哲通信的，1917年4月7日由任叔永陪同，他们才见了第一面。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记道：“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这是胡适在美留学期间与陈衡哲女士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惟一的一次见面。他们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在五个月之内，胡适单方面便寄出了信函“四十余件”，差不多每月十件，为数颇不算少。尤其是那些“游戏酬答之片”，双方的感情还是很亲密、很谐趣的。1914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寄陈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记“陈女士答书”曰：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答云：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这些，只是朋友之间的“游戏酬答之片”，绝对算不上“情书”。一则胡适是一个很遵循传统道德的君子，他知道任鸿隽正在追求陈衡哲，“朋友之‘友’不可友”，是当时留学生很讲究的一项侠义传统，他不会做违背这一传统的“第三者”。更何况胡适是一大孝子，母亲已在家乡给他与江冬秀女士订下了婚约，他也不会轻易违抗母命。二则陈衡哲女士当时正充满理想，主张“不婚主义”，胡适也不会轻易放下面子，去碰这个钉子。
那么，胡适为什么要称陈衡哲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呢？
一是陈衡哲女士对他文学革命主张的支持。胡适后来借给《小雨点》写序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民国五年七八月间，我同梅、任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陈衡哲的笔名）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的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二是陈衡哲女士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支持了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主张“作诗如作文”，提出了《文学改良刍议》，高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陈衡哲是最先响应并拿起笔来进行创作的作家之一。她最早从事白话新诗的创作，1918年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第五卷第三期）。胡适在《尝试集·自序》里，无不夸耀地赞扬她：“美国陈衡哲女士，都努力做白话诗。”她也最早从事白话小说的创作，1917年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白话小说《一日》，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了一年。《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创作的一篇小说。胡适在《〈小雨点〉序》中客观公正地评价道：“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那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陈衡哲最早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支持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她不愧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
胡适称陈衡哲为“最早的同志”，还表现在对她创作才华、创作个性的了解上。1916年，任鸿隽正担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收到了陈衡哲寄来的两首五绝：
月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风
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
任鸿隽觉得自己在新大陆发现了新诗人。他把诗抄寄胡适，要他猜是何人所和。胡适回信说：“两诗绝妙！《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我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5〕一语中的，其心灵相通相知之程度可想而知，同时，也为文学之途中的“最早的同志”加上了一个绝妙的注脚。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留美期间，胡适、陈衡哲、任鸿隽是三个好朋友。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四川巴县人，1991年赴美到康奈尔大学学习。是科学家，也是文学家。回国后在北大任教，担任过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任鸿隽1919年与陈衡哲订婚，1920年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回国担任教授，是北大第一名女教授。陈衡哲、任鸿隽回国时，胡适正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第一期暑假讲学，与老朋友陈衡哲、任鸿隽相聚。胡适于《我们三个朋友》的结尾处写道：
又是一种山川了，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
此日最难忘，
让我们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此诗是他们深厚友谊的见证。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们或相聚笑谈，如沐春风；或书信往来，诗词相和，谱写了动人的友谊新篇章。
胡适对陈衡哲的工作非常支持。胡离开南京返校后，妻子江冬秀刚生下一个女儿，忙完家务，便为陈衡哲的工作进行联系。他先拜访了校长蔡元培，后与史学系主任朱希祖进行具体磋商。陈衡哲想教西洋史，但系里已安排了教师，不便中途辞退，朱答应说：请她先教“西洋近百年小史”，或教英文。要教西洋史，只好到明年再商量。这样，陈所教的课程基本安排好了。8月31日，陈衡哲给胡适写信：“适之：我有两小事要和你商量：（1）我很希望星期六没有课。你和朱先生安排时间的时候，若做得到，极盼望你们给我这个favor（恩宠）。（2）我一天大约有两三小时的课若能连在一起，便可省俭不少光阴，不知做得到吗？”从信的内容，一方面可以看到陈对胡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胡对陈的细致入微的帮助。9月11日，北大开学，请来大批新教授，开学典礼具有迎新意义，胡适带病参加。典礼上新教授均发表演说，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新教授皆有演说，莎菲最佳。……我也勉强说了十几分钟。”
陈衡哲也极力支持胡适的工作。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