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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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也极力支持胡适的工作。1923年，胡适因病离京南行，决定到杭州休养。陈衡哲此时已离开北大，住在上海，希望胡适早日南下，同游杭州。胡适到了上海，准备顺便访问郭沫若、郁达夫，把过去在报刊上打了八九个月的笔墨官司作个小结。胡主动写信致意，郭、郁也表示愿意和解。胡适到上海后，郭请他吃饭，彼此喝酒不少。据胡适日记载：“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两天后胡适、徐志摩回请，作陪的有田汉夫妇、陈衡哲夫妇。经过当面洽谈，胡适与郭沫若、郁达夫的笔墨官司逐渐得以平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得寸进尺，形势危机。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准备办一份独立的刊物，来表达自己对国家政治、外交、国防方面的意见。刊物署名《独立评论》，胡适担任总编辑。为了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当时规定：凡愿意参加的社员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捐认资本分户帐册记载：任鸿隽捐款三十元，陈衡哲捐款二十元。
胡适对陈衡哲生活上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1920年陈衡哲回国从南京到达北京后，9月5日与胡适一起到火车站迎接任鸿隽与赵元任。赵元任到清华任教，任鸿隽暂住胡适家。第二天胡适陪任到陈衡哲家，拜见岳父岳母。9月16日陈、任举行结婚典礼，胡适做赞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戏赠他俩的对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他们采用新式婚礼，仪式简单，不讲排场，这符合胡适的一贯主张。1917年胡适与江冬秀在家乡结婚时，也采用新式婚礼，石破天惊，乡亲议论纷纷，一时传为笑谈。胡适对陈衡哲的婚礼颇为赞赏，他说：“婚礼甚简单，最可采用。”不久陈衡哲怀孕不能上课了，为陈的工作，胡适出力最多，这也使他有些为难。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故我赠他们的贺联为‘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八个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
陈衡哲也关心着胡适的生活。1923年春天，胡适因为生病准备休假，陈衡哲早已离开北京，家居上海，力劝胡适来杭州养病。8月，中国科学社第八次年会在杭州召开，散会后，胡适在杭州西南山上烟霞洞休养，陈衡哲和任鸿隽等又到烟霞洞陪胡适玩了几天。后来陈衡哲来信说：“我们在烟霞洞时，真正扰你们了。”
1928年春，胡适到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第二年春天，利用寒假，离沪北上，到了北京。这时，陈衡哲、任鸿隽因工作原因，又迁回了北京。胡适在北京逗留五周，三周住在陈衡哲、任鸿隽家，两周住在丁文江家。久别重逢，世事沧桑，好友聚在一起，自然有说不尽的欢乐。胡适不仅有“依旧我们三个朋友”，而且结识了两个“要好极了”的小朋友，即陈衡哲、任鸿隽的两个孩子。陈衡哲的一封短信，生动地描写了胡适与他们一家四口的深情厚谊。其信云：“适之：今天小都、书书看见我不曾同了你回来，失望极了，书书尤为不乐。她说：‘请胡伯伯再回来住罢，我又不会写信，怎么办？’这是她第一次觉得不会写信的痛苦的，可见她爱你的深了。她们两人都盼望胡伯伯回来住。在君（丁文江）又要说，这是娘的意思了。若然，那真是阿弥陀佛，冤哉枉也。她们的父亲和母亲，虽然也盼你能回来住几天，但自知没有与你的把哥哥争客的资格，一定不望你回来的。但他们两人却真是和你要好极了。……”这里的“小都”，是陈、任的长女以都，后获哈佛博士学位，在美国大学任教授。这里的“书书”，是陈、任的次女以书，后也毕业于美国瓦莎女子大学，解放后回国，曾在上海外语学院工作。当然，这是后话。
胡适与陈衡哲都既是作家，又是学者，他们在几十年的交往中，学术交流构成了重要的内容。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922年10月又“增订四版”，这是经过“众手增删”的本子。胡适自己已删了一遍，便首先请任鸿隽、陈衡哲再删一遍，足见胡适对陈衡哲的信任。当陈衡哲的《小雨点》在1928年由新月书店出版时，胡适热情洋溢地写了序言，充分评价了它在新文学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陈衡哲的《西洋史》（上下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1926年7月，胡适正在环球旅行，当火车行于贝加尔湖边时，面对异域的湖光水色，他怀念国内治史的朋友，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介绍他们的新作，集中评价了陈衡哲的《西洋史》，称它是中国治西洋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共收陈衡哲致胡适书信九件，其中有讨论学术问题的，如1924年5月28日关于“唯物史观”、关于“文化定义”的讨论。有讨论创作问题的，如1923年2月20日关于小说《洛绮思的问题》中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的讨论。有讨论刊物编辑方法的，如1923年4月5日对《努力》“小说”概念界定的讨论。1923年4月5日，陈衡哲寄给胡适一首白话新诗：
一个女尼的忏悔
我不住的添着香，
想隔断那花香的来路；
我急切的敲着木鱼，
想把那庵外的鸟声止住。
但是浓浊的香味，
死呆的声响，
总敌不了那鸟和花，
总阻不了他们来挑拨我的心浪。
我只得急念着佛，
哀求那佛爷的援助；
但心浪涌得太高了，
就是佛也不能压他下去了。
我该忏悔了，
我不该辞了那庵外的明美世界，
来过这庵里的涩暗日月。
我该忏悔，
我应该忏悔。
这首诗没有收到集子中去，今天的读者已经很难读到了。抄录于此，不仅可以一饱读者的眼福，而且也可以从中参悟出他们之间情感世界的涓涓涟漪。当然，这首诗无论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从创作构思到艺术意境，放在今天诗歌创作中去，都该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陈衡哲曾用“金坚玉洁”来形容友谊。其实，他们之间的友谊，实在比金坚，比玉洁。
《文坛画虎录》风波及其余波
1935年电影女明星阮玲玉自杀后，鲁迅写过一篇著名的杂文《论“人言可畏”》，指出：“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因此她更是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鲁迅对小市民读者心理的论述，对报刊“凑热闹”动机的分析，鞭辟入里，深刻犀利。
胡适、陈衡哲、任鸿隽是大家熟识的社会名流，他们“金坚玉洁”的友谊，也成了“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1934年《十日谈》第二十六期的《文坛画虎录》专栏上，发表了“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的短文。短文以评价陈、胡友谊为名，散布了许多不负责任的猜测和诬蔑之词。如说陈衡哲要与胡适结成永久伴侣，胡适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鸿隽；如说陈衡哲、任鸿隽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等等。短文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轰动效应！
这是对胡、陈、任“金坚玉洁”友谊的诬蔑，也是对陈、任爱情的亵渎。陈衡哲和任鸿隽十分气愤，带着杂志来找胡适，胡适看了也十分生气。他们认为这是有意造谣和诽谤。胡适立即写信向该刊编辑进行质问，信写好后，任、陈做了修改，胡适重新抄写了一遍，再请任、陈过目，经他俩同意后，将信寄到编辑部，要求将此信登在下期《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栏内，并要求公开向被攻讦诬陷的三人赔礼道歉。胡适在信中对“象恭”的短文逐条批驳，辨明是非，以正视听。他指出：“象恭”先生此稿，事既绝不真实，又明明含有攻讦他人的作用。胡适在信中举出四条理由，用事实来加以批驳，说得有理有据，义正词严。例如其中的第三项说：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讯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胡适、陈衡哲既是名流，又是“强者”，更何况手里掌握着铁一般的事实，正义属于他们。《十日谈》的编辑只好将胡适来信登出，并表示道歉。
白云苍狗，世事茫茫。《文坛画虎录》的“风波”结束了，四十年之后，又出现了新的“余波”。“风波”与“余波”是不同的，“风波”是捏造事实，“攻讦他人”；“余波”则是根据事实，着重分析；手段和目的，都截然不同。不过，同一事实，经过不同人的分析，见仁见智，结论也会出现差异，这不足为怪。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分析与思考了。
1920年7月，胡适应南京师范学校之约，为该校举办了第一期暑假学校讲学活动。时间大约一月有余。8月26日回到北京，江冬秀于16日生了一个女儿，胡适为女儿取名素斐，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六十年之后，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先生才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后来，素斐夭折，胡适还写作了一首《素斐》的短诗。唐德刚先生认为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6〕苏雪林女士则认为：“胡博士替女儿取名‘素斐’，与衡哲洋名‘莎菲（SOPHIA）’字体与发音相去均远。唐德刚硬将博士悼女诗《素斐》二字换作SOPHIA，硬说胡博士‘悼女’实则‘怀旧’，更属无稽之谈，况别人的诗文，你可以随便乱加窜改的么？”〔7〕比较起来，美籍学者夏志清先生说得更客观一些。他说：“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8〕
唐德刚也好，苏雪林也好，夏志清也罢，他们的看法只不过是猜测、分析，在这一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胡适博士自己了。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这样的话：“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诗曰：
重上湖楼看晚霞，
湖山依旧正繁华；
去年湖上人都健，
添得新枝姊妹花。
还在诗末加注说：“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胡适博士在这里说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后来，胡适的爱女素斐因病夭折，任鸿隽、陈衡哲还把自己的女儿给胡适做了干女儿，足见他们的友谊弥足珍贵。
陈衡哲回国后，1924年在《小说月报》发表了短篇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后结集在《小雨点》里。小说中的瓦德白朗是大学哲学教授，洛绮思是他的研究生，他们相爱了，并订下了婚约。洛绮思虽然极爱自己的老师，但为了事业上的成就，主动提出解除婚约。瓦德白朗成全了她，并与一位中学体操教师结了婚。这是一篇充满诗意的小说，表现的是事业与爱情的矛盾，为了事业，洛绮思坚持不婚主义，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胡适在《小雨点·序》中说：这篇小说“我和叔永最先读过，叔永表示很满意，我表示不很满意，我们曾有很长的讨论，后来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删改了几部分”。对于这篇小说，夏志清先生说：“我认为影射了陈、胡二人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他甚至说：“胡、陈二人可能没有通过情书，但《洛绮思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迹的情书。”〔9〕苏雪林女士则认为：“衡哲回国后，撰写了《洛绮思的问题》，是否写她单恋胡氏隐秘的心事，我们不知道。对于人家隐秘心事，乱加附会，是不应该的。”〔10〕
新时期开始后，胡适的研究得到了重视，并方兴未艾，逐步深入。而作为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女作家、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的陈衡哲，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应该写上陈衡哲的名字的。
注释：
〔1〕《西风·序言》。
〔2〕《小雨点·自序》。
〔3〕《中国新文学史·中卷》。
〔4〕《胡适存件》。
〔5〕胡适《留学日记》。
〔6〕《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先生的婚恋生活》。
〔7〕〔10〕《我的朋友胡适之·也谈胡适留美时的女友》。
〔8〕〔9〕《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太太和女友》。
打假要靠谁
——对梁彗星先生的诘词
？ 陈云良
依照习惯思维，人们通常会认为这是明知故问：打假要靠政府，不靠政府又靠谁呢？
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4年1月1日实施生效以来，由于出现了知假买假的“王海现象”，对于如何理解第四十九条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引起了人们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理解与适用，不同法院对相同性质的案件乃至同一法院对同一原被告、性质相同的两个案件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例如，1997年2月、1998年1月王海先后两次向天津市河北区法院起诉天津伊势丹商场销售无进网证的无绳电话机，要求“1＋1”赔偿，前一次王海大获全胜，后一次则兵败滑铁卢。司法实践在适用第四十九条上的混乱状况，令消费者迷惑不解，法律的尊严大打折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王海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打假英雄成了奸商们声讨的“刁民”，猫捉老鼠成了“老鼠打猫”。
最近，《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又准备将知假买假者排除在消费者之外，掀起轩然大波，引起社会强烈反对。据搜狐网网上调查（至2002年7月31日止），近百分之八十八以上的人反对这种做法。但是知名民法学家梁彗星先生则一如既往否定“知假买假”式的打假行为。此次，他又接受《南方周末》（2002年7月25日）的采访，向公众重述了他那一套与其私法学家身份极不相称的迷信公权的观念：如果购买商品不是“为了生活消费的需要”，那就不是《消法》保护的对象；判定是否为生活消费需要，要靠“经验法则”；打假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能和责任；建议设立“消费生活中心”等机构来保护消费者权益。
一、消费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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