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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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又回到了杜少卿的身边，替少爷（不，老爷！）料理一切。少卿官运亨通，已远不止“少卿”之位，每天求见的人也不止臧蓼斋、张铁民、鲍廷玺几个，有时简直排成了长龙。为了得见这位老爷，王胡子那里的打点自然不能少。王胡子的本事是，他可以安排你见，也可以安排不见；他可以请少卿题词，也可以推托说不题词；他可以替你递个手本，也可以不给递手本。总之，有求于杜少卿的，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绕不开王胡子这个奴才。在这里，他的油水着实可观。后来下面东窗事发，供出杜少卿收受贿赂，杜老爷这才紧张起来，找王胡子询问究竟，谁知这个奴才早已办好了签证，一看苗头不对，已经不知他的去向，临走时又拐了杜少卿二十两银子的事也是有的，但那不过顺手牵羊。他在某国银行的存款有说上千万的，有说还不止的，反正谁也无法查证，只好姑妄听之。至于杜少卿，虽无知人之明，要负一定领导责任，但毕竟自己没有拿钱（也有说拿了钱的，不过王胡子不能归案，也就没有足够的证据），从轻发落，给了一个警告处分，官还是照当不误。本来嘛，浑浊难分鲢与鲤，水清方见两般鱼。水没有清的时候，谁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
一转眼，王胡子又从地下冒了出来，这回好像已经加入了作协，名片上写的是特级作家以及几个什么研究会常务理事的职衔，据他说，是许多大款座上的常客，海外海内，飞去飞来，风光得很。没有几年，著作已经等身，都是这些大款怎么发财、怎么出名的秘诀或传奇，称凡是成功的大款，虽不是神光附体，也都半人半神，绝非凡品。知道内情的人说，这些作品都是他“工作室”的产品。臧蓼斋、季苇萧、牛浦郎、支剑峰、景兰江，这一伙儿末流骚客文人都聚集于他麾下。王胡子从大款那里弄钱，工作室炮制“故事”，各种故事的零配件大都现成，书的长短，故事的神奇度，均视钱的多寡搭配，买书号出版。王胡子自然得的是大头。铁臂张俊民这时已经开了一家保安公司，凭着他那一身功夫，网罗了一批无业游民。谁要是敢对王胡子工作室的作品说三道四，自有张铁民一伙儿去料理。花钱出书，花钱买断报刊版面做广告，花钱参加评奖，王胡子于是有利有名。然而，见过他在大款面前模样的人说，仍同当年在杜少卿面前一样。
奴才始终只能是个奴才，他对这奴才的地位甘之如饴。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一直是主子信得过的人。还是那句话：依附不除，王胡子永生。
“反戈一击”？
？ 闵良臣
开头就抄报：
……现在是胡适的语录随处可见的年代，似乎谁都会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是这样说着的人却未必真能体会到“容忍”背后的承担，掂量出这两个字的实际分量。“容忍”决不是无原则的无可无不可，不是无担当，相反它是建基于一种确信和肯定之上的勇毅，是要将自己的“所是”贯彻到底的固执。胡适是懂得这个的，所以他行事从不犹疑，哪怕为此担上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鲁迅也是懂得这个的，所以他骂这个骂那个，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不搞人身攻击。他的“不宽恕”，与其说是针对特定的个人，不如说是针对特定个人所代表的某种“不是”。在这方面，反而是日本的学者比我们对鲁迅了解得深入得多。我曾读过一个叫丸山升的日本学者就鲁迅对“洋场恶少”的公案所作的研究，他所爬掘出来的鲁迅在这一问题上的持论思路令我印象深刻；而我们的学者却常常是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鲁迅一时一地的片言只语，支离灭裂地来做他们所谓的“论”。
上文抄自2002年4月19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载《鲁迅的宽度》，作者张业松。
让我抄下上面这段文字的起因是读了2002年第八期《书屋》中一篇文章《事出刘文典》，作者邵建。一个人如果一点不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那段历史，一点不了解中国当时的国情，如果没有读过鲁迅的一些著作，对鲁迅是一无所知，此外也没读过胡适的著作，对胡适也是一无所知。总之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读到邵建先生这篇文章，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篇“说理”极好的文字，尤其是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现代作者的“现代正义感”和“良知”，看到作者虽“误入迷途”而却能知返，更难得的是作者“以我今天的眼光看，我不但可以理解胡适（然而我原先并不理解同时也不太愿理解），而且觉得，仅在这一点上，胡适比欣赏用‘火与剑’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鲁迅要深刻些，尽管鲁迅已成为‘深刻’的代名词”。说得多好——尽管我知道七十年前的鲁迅无论怎样地深刻或不深刻，也是不会有七十年后人的眼光的，更不会还能具体到有邵建先生这样的眼光，且不说邵建先生的“眼光”是对是错——真不能不叫人感佩。正因为是这样一篇极好的东西，我这个读者自然不仅不会放过，还来回很读了几遍。
古人说开卷有益，那是“泛指”，不能算错。后来有人不赞成这样说，说是不能说开什么卷即打开什么书都有益。这话有针对性，似乎也不能算错。读了邵建先生这篇约一万六千字的长文，给我最深也最直接的印象是，作者在感觉到“受害”之后进行的“反戈一击”。若有哪位老师要我总结邵建先生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说作者先前认为鲁迅很深刻很伟大，因而也很崇拜鲁迅。然而到后来一天，当读了胡适、罗隆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当重新“了解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新月”派在上海的那段历史后，才醒悟过来，感觉到深刻的不是鲁迅，伟大的也不是鲁迅，深刻伟大的是胡适们。甚至从作者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到，鲁迅先生在“接受现代为文之原则”方面，连这篇文章的作者邵建先生都不如。于此，作者还有一段精彩的言说：
我不太想评价胡适的称谓问题（指胡适称蒋介石为蒋主席——引者注），这是个无足谓之的问题，尽管我同样对这种称谓由衷反感，也正因此我很能理解鲁迅的不满。我相信，这种称谓断不会出自桀骜的鲁迅之口，甚至“不合作”的鲁迅根本就不会去见这个郑三发子。然我依然愿意理解胡适，愿意理解这个谦谦绅士在这个场合下的这种称谓。退步说，即使我不愿理解，我想，我也不会出言以刺，更不会揆其心理。因为，我乐意接受现代为文之原则：既不怀疑对方的能力，也不怀疑其动机。只是我不知道，鲁迅时代的文坛是否有这样的“游戏规则”？否则，也不至于那样乌烟瘴气。
已经说了，这段话很精彩，但末尾一句似乎有语病，不知道作者是想说鲁迅时代就没有他说的“游戏规则”呢，还是虽然有，鲁迅却不遵循。不然，就让人莫名其妙这里的“否则”是什么意思了。因此，我觉得作者应该在“否则”之前加上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没有倒也罢了，大家彼此彼此；而如果有，那就肯定是可恶的鲁迅不遵循这“游戏规则”了。当然如果这句话一加上，作者那句表白自己的“更不会揆其心理”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这样说，就有“揆其心理”的嫌疑。而他现在宁肯不讲汉语语言逻辑地故意卖掉一句，也就让人不好对其“嫌疑”了。不说也罢。特别是当邵建先生读了鲁迅1932年4月编成的《二心集》中第一篇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的第六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末尾的两个自然节后，对鲁迅简直是彻底绝望了。我们来看看他文章写到这儿是怎么说的。邵建先是把鲁迅的那两小节话原文引出，然后就大发感慨：“如果说，我刚刚读罗文（指罗隆基的那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引者注），被罗的文字撞得浑身发热，那么鲁迅的文字——我分明感受到其中的阴阳怪气——却顿时让我周身寒彻，那是一种从心底涌出来的寒。我读不明白，‘新月’反国民党有什么错，要受到来自同一营垒的投枪。当然，鲁迅是不屑与《新月》同一营垒的。我使用这个词，仅仅是在反国民党的意义上。”抄到这里似乎应该先打住。作者一会儿说“来自同一营垒”，一会儿又说“鲁迅是不屑与《新月》同一营垒的”，按照常识，既然不屑与什么同一营垒，自然也就不和这什么同一营垒，而不和这什么同一营垒，又怎么说是“来自同一营垒”呢？我真是读得迷迷糊糊。这当然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邵建先生这样说，也就是说鲁迅当时是不反国民党的，意在可以激起今天（注意我说的是今天）的不知真相的读者的“义愤”，用心如果说不是“险恶”，也是很“良苦”的。他又接着说：“明明一篇大义凛然的警告，却被解读为‘小心你自己的眼睛’的用心，那么，这讽刺又是出于一种什么用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怜‘新月’这只小小的螳螂，不仅要面对前面的蝉，还要承受后面的黄雀。所幸它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前面，它知道自己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同时也知道谁是自己真正的敌手。至于‘新月’的批判者至少忽略了这一点，‘新月’对阵国民党，正义在‘新月’，强势却是国民党。作为弱势的‘新月’正遭国民党打压，哪怕它平时有不少毛病，我是不是乘机上前也给它一下，让它肿了的脸索性再肿；谁叫你打肿脸充胖子，似硬实软？”我相信如果只看邵建这些话，谁都会情不自禁地骂一句：你看鲁迅倒有多坏！有了上面说的这些，作者因此也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的陶渊明一样幡然醒悟：觉今是而昨非。岂止是“今是而昨非”呢，简直就是觉得过去的感觉和认知害了他，他现在要像“文革”中从这一派跑到另一派的有些人一样对先前的一派要“反戈一击”，要重新认识鲁迅和胡适的谁是谁非。不，就是读了那几篇文章之后，就已经完成了这种“重新认识”的“飞跃”过程，把他“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只有鲁迅才是敢于直面的，因为鲁迅骨头最硬”的“感觉”扔到了九天云外，已经又认定这鲁迅简直就不是个东西。不是吗？请看作者的“言之凿凿”：胡适们在那反对国民党的专制，鲁迅却要对这反专制的人“多次对其施以投枪”；更让人对鲁迅感到“可恶”的是，从邵建先生的文章看，好像鲁迅就是专门对胡适反人治的这一举动“施以投枪”的。而专门对反专制的人进行的反专制举动“施以投枪”的人难道还不罪该万死吗？何况可恶的鲁迅还是“从‘人权派’的背面发起进击”呢，不是从正面而是从“背面”啊！如此说来，鲁迅“阴险毒辣”之至，就如同自己坦白的大半生来一直在骂鲁迅的苏雪林女士骂的那样，鲁迅“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1〕，也就是说鲁迅简直就不成其为人了吧。这当然还不算，还有鲁迅的“胆怯”。你看，“胡适借刘文典事问难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发起了由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制政府的第一次冲突，它是面对面的冲突，即知识分子作为冲突的一方既不躲闪也不退让。这种方式颇不同于鲁迅的‘壕堑战’（尽管这种战斗也是必要的、奏效的，并且是精彩的），而是从壕堑里站出来，不，应该说胡罗二位从来就没有壕堑过”。并且“早在1923年，因当时北洋政府‘取缔新思想’而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时，胡适作文表示：‘我是不跑的……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后来查看鲁迅年谱，他是1930年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许绍棣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才于3月19日离家，“往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家中避难”。也就是说，鲁迅在1923年还没有“跑”到租界去，那时与胡适的关系也还没有破裂，不然胡适这话就是冲着鲁迅来的，而邵建先生也会因此大有文章可做了。至于鲁迅、宋庆龄等与胡适关系因何破裂，有历史在，我们不必还在这里自作多情。倘若不是胡适在那反对史沫特莱女士将一份控诉北平军分会监狱使用酷刑虐待犯人的材料上交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认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所发的由宋庆龄签名的文件是不可置信的，后又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说什么“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我想他也不会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现就职《北京晚报》、研究鲁迅的专家孙郁先生在他的专著《鲁迅与胡适》中对此是这么说的：“胡适的思路，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在根本点上不同，其公允、平和的语气后，蕴含着对现政权的暧昧态度。宋庆龄、鲁迅对胡适的反感，由此而增大了。”又说：“鲁迅世界中，固然缺乏胡适那样的法的观念，但他以为，对一个专制的政权，讲公平与合法，是空泛之谈。……在这个世界还有着奴隶主和奴隶的时候，‘法律’是不存在的。”〔2〕孙郁先生接着引了鲁迅写于1933年9月20日、后收入《南腔北调集》的《偶成》。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剖析了奴隶主和奴隶的世界。孙郁引了鲁迅文章之后，又说道：“胡适不会有这样的思路……平等、自由、法律在什么基点上，可以生长出来呢？胡适以为应从现政权入手，慢慢地进化。不论胡适主观如何，但客观上这一观点是帮了执政者的忙，为之辩解、服务了。鲁迅则以为，在世上还存在着‘我们’与‘他们’的不同阶级，所谓的公理、宽容、自由，均是难以成立的。”而这些历史，邵建先生是不会全都写出来的，因为一写了出来，他的文章就站不住脚了。也还是不说也罢。回过头说，现在看来，就连鲁迅所说的战士上战场“穿甲”要注意保护自己似乎也成了罪过。鲁迅1935年3月13日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就写有这么一句：“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难道鲁迅说得不对吗？难道鲁迅要战斗者学会保护自己也有错吗？难道鲁迅要人讲斗争策略，学会“韧”的战斗反而成了“胆怯”吗？鲁迅胆怯不胆怯，同样有历史在，有他的那些文章在，不是谁说他胆怯他就是胆怯了。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委员杨杏佛被暗杀，鲁迅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但他并不胆怯，仍是亲赴杨杏佛入殓仪式现场——要知他是被国民党通缉的人啊。当然邵建会说，我不是在文章的括号里也说“这种战斗也是必要的、奏效的，并且是精彩的”了吗？是。但既然有括号里说的话，为什么在括号外又要那样来“做文章”呢？读者是能明白这作者的意思的。鲁迅早就说过：“战斗一定有倾向。”〔3〕现在已经反戈一击的邵先生也不会走中间的路。有一事想请教邵建先生：这就是，既然鲁迅是这样一个“不明事理”且“心理阴暗”的人，是这样一个逆社会潮流而动的家伙，是这样一个反民主反人权的坏蛋，当时广大的知识阶层为什么没有群起而攻之呢？他写了在邵建先生看来是何等大逆不道的文章之后的不几年后去世时，“乌烟瘴气”的上海为何竟有成千上万的人给他送行呢？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