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4〕
萧功秦：《戊戌变法之政治激进主义的再反省》，《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53页。
〔3〕〔5〕〔7〕〔8〕〔9〕〔13〕〔15〕〔16〕〔18〕〔21〕〔22〕〔26〕〔27〕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170、173、169、230、311、321、411、309、352、324页。
〔6〕〔19〕
李育民：《重论清末新政的宪政改革》，《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87页。
〔10〕 1902年以后，梁启超自创《新民丛报》，继续鼓吹革命。1903年以后又与康有为和解，重新成为革命的反对者。
〔11〕这些文章后来成为他的文集《饮冰室主人合集》。
〔12〕同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刊物还有章太炎主笔的《国民报》，但其主要阵地和读者在国内，寿命极短，只办了四期就被查封。
〔14〕
《民报》创办初期的名称是《二十一世纪之支那》，后改名为《民报》。
〔17〕此说采自李育民：《重论清末新政的宪政改革》，《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93页。
〔20〕
近年来的经学研究颇有向建国前复归的趋势，许多人都考证说中国的革命传统不在别处，就在中国思想内部，尤其是被儒家奉为经典的《易经》，刘小枫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详参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收于《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这篇文章也被上海三联书店印成小册出版。
〔23〕
详参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24〕〔28〕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之《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25〕
秦晖：《中国传统社会再认识》，《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
〔29〕废除科举制所引起的社会效应是复杂而广泛的，这里仅取其中对政治参与力量格局的影响。详参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之《引论》。
〔30〕
如果可以，其实本文想说，这时的人们是失去政治理性的，是疯狂的，他们这种得寸进尺的要求可以被视为一种“撒娇”。但是，这不表示本人认为当时政府的镇压是对的。本文认为，当时应该采取其他方式来疏导这种政治洪流，把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转化成一种积极的建设热情。
〔31〕
此说为李泽厚先生在八十年代所倡，最近已经受到学者的质疑，但本文仍然取这种说法，因为这种模式在解释中国近代历史时还没有其他说法可以替代。详参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载于《书屋》2002年第5期。
〔32〕
对于这段评论，笔者已经见到许多反对意见，但是，这个问题在这里不能展开讨论，需要另文详细讨论。
三十个世纪的中西之别
？ 魏得胜
这个题目看上去很大，而实际只能说是历史点滴——中、西方史对比点滴。但毕竟长达三十个世纪——就是滴水，也早该成河了。这就是本文的特点，大则大矣，小则小矣。
本文就从纪元前十八世纪说起。有一天，夏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姒履癸亲临“炮烙”现场取乐，他问身边的大臣关龙逢好不好玩，开不开心。如识趣，关龙逢当说：“好好玩我好开心好开心耶！”可这位人性至上的高级知识分子硬要说真话，说这种新刑罚太残酷了，不人道。姒君主一听，大为不悦：我只准你等与君同乐，不准发表与君心情不合拍的言论。既如此，你就去“尝试”一下吧。于是，把关龙逢给“炮烙”了。这就是说真话者的开端，也是中国恪守良知之知识分子的开端。此后几千年，中国刚正不阿之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无不与灾难并存。说到西方，它在本世纪还是混沌一片，自然乏善可陈。
纪元前九世纪起（信史时代），中国开始有了准确纪年的历史。同期的西方诞生了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希腊诗人荷马。
纪元前八世纪。周王朝在本世纪受到蛮族的毁灭性打击，国王的尊严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迅速衰退，封国逐渐脱离中央，各行其是。七十年代，中国历史进入二百余年的“春秋时代”，即“中国式城邦时代”。这“真是中国史定型的关键时代”〔1〕。遗憾的是，中国走了一条有别于希腊式城邦政体的路——官僚体制之路。至汉朝，中国已完整地“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2〕。官僚机构的过早发达（以郭沫若生前对西周金文的考证，庞大的官僚机构可追溯至殷代），严重制约了中国政体的多元发展思路。如果把“官僚机构”比作一种病的话，那么它是猛于一切不治之症的顽症。一个肌体得了不治之症，它十分干脆，不治即亡，基本没有多少纠缠。“官僚机构”这个顽症可就不同了，它存在于抽象的文化（即人的灵魂深处）“肌体”里，一旦定型，便会代代相传，逾千年，不仅不见衰败的迹象，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滚雪球似的无限庞大、臃肿乃至现代化。从中国历代官与民的比例上可见一斑：西汉1∶7945；唐高宗1∶3927；元成宗1∶2613；清康熙1∶911〔3〕。希腊式城邦政体（合议制），恰恰防止了官僚机构的形成。所以，周王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而希腊的影响却是世界的。
纪元前七世纪。不断升级的封国间战争，使本世纪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弱肉强食的政治格局。超级封国，往往利用强大的兵力和威望，代替没落的周王朝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谓“挟天子以令诸侯”。本世纪的西方出现一部“血法”（雅典执政官德勒可编撰），规定：偷一把蔬菜，即处以死刑，残酷之极。我想，此法的象征意义恐怕要大于实际意义。与其残酷，才为人所关注；与其残酷，才能增强人的法律意识。似之拙举，助长的不仅仅是贪污受贿，更是在灭绝人们头脑中本来就十分淡漠的法理。
纪元前六世纪。春秋时代由本世纪进入它的后期，封国继续被吞并，国君继续被逐杀。在西方，雅典执政官梭伦创立了公民议会和司法陪审制度（前594年）。雅典人的这两项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其影响至今无二。几十年后，罗马王国改建为共和国，设执政官和元老院（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的第三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伍子胥鞭尸事件。
纪元前五世纪。本世纪迎来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大黄金时代。在文化史上，大黄金时代具有空前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是中国最光荣、最长期的百花怒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首先，孔丘以六十三岁高龄，用他的观点对《易经》、《春秋》、《诗经》、《书经》、《礼经》（合称“五经”）五部古书加以编纂删订（“五经”从此支配华人学术思想达两千余年）。其次是儒、道、墨、法这四种重要思想的形成，使大黄金时代的辉煌达到顶峰。同期的中国思想界，可谓名流云集（诸子百家），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孙子等等，数不胜数。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科技发明，中国独居世界。《韩非子·外储篇》载，公输般用竹子、木材造一鸟鹊，放在空中飞三天掉不下来；南北朝时，有一和尚用木材造一飞鸟，在空着中飞翔几天，最后又回转原处降落。“不幸的是，这些比发明飞机还早的发明，都被‘奇技淫巧，典礼所禁’这个观念所扼杀”〔4〕。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未能很好地沿续和影响世人，致使科技的走向，呈“断代式”发展。此间的西方，明显逊于中国。可记述的有：一、希腊南部诸城邦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推斯巴达为盟主（前500年）；二、490～480年间，波斯和希腊爆发两次战争，均以波斯大败告终；三、469年，苏格拉底诞生；四、450年，罗马公布十二铜牌法；五、427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诞生。
纪元前四世纪。这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各封国纷纷宣布独立，国君改称国王，地位与从前管辖他们的周王朝的国王平等。独立后的秦国，在法家巨子公孙鞅主持下变法成功，一改其落后、偏僻的小国形象，令各封国惊骇失措。法律意义上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一般而言是持久的，但以人治为框架的“法治”例外。本世纪的西方有三位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在我们面前闪回：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政敌诬陷，在狱中服毒自杀（前399年）；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诞生（前384年）、逝世（前322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逝世（前347年）。在此，需多着些笔墨的是苏格拉底。史载，当苏格拉底面对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时，舆论以及司法都为他打开了一道越狱之门，然他却选择了法律所判定的死刑。为此，他的学生克里同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说，此时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在价值上，后一个正义也许要比前一个正义更为重要。这大概就是西方生机勃勃的法律文化的来处。
纪元前三世纪。砍砍杀杀的二百六十年的战国时代，以秦国吞并各封国终结于本世纪，崭新的有别于周王朝国度的大一统局面出现，秦国由此建立起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中国人万世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就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嬴政为推行他的治国策（即独裁专制），不惜焚书坑儒，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付全国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专制主义者固执地认为，只要在灵魂深处紧紧地控制住知识分子就万事大吉了，政权和社会就稳定了。历史却证明，正相反，如柏杨所言：“专制政体最大的缺点之一是，统治阶级多半一代不如一代。”〔5〕所以，看似庞大辉煌的秦王朝，仅存十六年就灭亡了。同期的西方，除罗马共和国铸造出银币（银做为钱币进入流通领域自纪元前264年开始）外，一直在拼杀之中。这是西方史的特点：要么乏善可陈，要么影响甚巨。
纪元前二世纪。中国人被称为汉人、汉民族，中国字被称为汉字，中国语被称为汉语，自本世纪（西汉王朝）始。除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儒家学派借助政治的力量，贬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使儒学成为中国人惟一法定的正统思想。从此，中国人永久地被这个单一而保守的思想给僵住，影响至今。在一个国度，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那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所以，对中国人灵性的杀伤力，儒学思想甚于秦始皇的万世统一。但如果没有秦始皇这个万世统一的始作俑者，儒学思想又何以能大行其道呢？看来，集权才是万恶之源。与西汉王朝比，本世纪的西方仍“不成体统”：希腊各城邦除斯巴达外，虽共组亚该亚同盟，但在组织上，不具西汉王朝那样的高度统一格局。纪元前的中西方世界，看似混沌一片，或者说都没有离开过打打杀杀这些血腥场面，但大致的走向仍各不相同，比如在学术上，西方就从没出现过类似中国的绝对高度统一的所谓思想体系，至于组织体系，也必然地受到各自所“背依”的思想体系的影响。“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6〕；中国思想不一定是贵族思想，但却是王家思想。故言，中西方世界的诸多不同，是从一开始（混沌世界）就注定了的。
纪元前一世纪。中国与匈奴汗国的战争，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此属对外战争。在国内，统治中国西汉王朝的皇族（刘邦后裔），在享受太久的富贵后，不可避免地步入腐败和堕落的轨道，政权遂转嫁到皇室女流之手，形成所谓的“外戚政治”。为什么男系家族接班掌权就天经地义，而女系家族获得某个政治位置就叫“外戚政治”呢？在中国的史书上，“外戚政治”一词屡见不鲜，说明在史学家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宗法思想。皇权虽死，但历史表述者们的皇权思想却还活着，这恐怕才是最可怕的。这种历史表述往往给人以错误的连贯认识：只有男根才有资格延续一党一族的香火，换换面孔就是“外戚政治”（或曰多党政治）。这一逻辑，实际是在为新独裁专制者张目，必须批判和唾弃。此间的西方，看来要比中国热闹些：（一）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美立阿斯改革内政，取消穷人四分之三的欠债。（二）罗马共和国发生持续三年的“奴隶战争”，最后奴隶军溃败，奴隶斗士斯巴达克斯和他的部属六千余人，全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悬尸数十公里（前71年）。（三）罗马共和国“前三雄时代”开始，执政官庞培、克拉苏、恺撒，三人结盟，轮流主持国政（前62年）。（四）罗马“前三雄时代”结束。执政官庞培嫉妒恺撒的成功，与元老院联合，下令免除恺撒高卢（法国）总督的职务。恺撒遂回军，攻陷罗马城，庞培逃亡。元老院遂推选恺撒为执政官（前49年）。（五）罗马元老院给渥大维（恺撒养子）一个“奥古斯都”（伟大）的尊号，虽名义上不是皇帝，但与皇帝无异。罗马共和国成为罗马帝国（前30年）。（六）耶稣诞生（前4年）。
一世纪。从本节开始，与纪元前的区别是：纪元后是从少到多计算数字，纪元前的时间却必须倒着数。言归正传。世纪初（00年），统治中华帝国的西汉王朝灭亡。中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王莽时代，最后迎来东汉王朝（刘秀建立），中国再现大一统格局。而西方，仅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0年）一事可记。
二世纪。本世纪的中国有两件事可载：159年，中国第一个宦官时代（即当朝政权被宦官所控制）出现；大一统在一次农民大暴动后瓦解。西方则出现一位凶暴荒淫的罗马皇帝康摩达，他被元老院下毒后绞死（192年。同年，吕布刺杀董卓）。
三世纪。中国家喻户晓的“三国时代”（220～280年），便出自本世纪，其前身为东汉王朝。“三国”（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共维持六十一年，后为新兴的晋王朝替代，中国重归统一。在时间上与中国的“三国时代”大致相同的，是罗马的“三十暴君时代”，计五十三年，三十个罗马皇帝，仅一人善终，余者皆死于非命。相反，中国的“暴君”（暴乃恶也，君乃善也，恶而善，是个什么东西？在此引为警觉的不是“暴君”这个怪物，而是文化不分善恶的包容度）大多倒都能寿终正寝，此为中西独特之一别。
四世纪。从本世纪开始，中国进入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时代，残暴、荒淫、混战是其全部特征。比较来说，西方稍趋明朗：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辞职（305年）；罗马帝国驻不列颠军团司令君士坦提逝世，部将拥立他儿子君士坦丁称帝，回军进攻罗马城（306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有名的《米兰诏书》，宣布信教自由（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自罗马城迁都拜占庭（330年），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五世纪。中国仍处在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