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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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泄氖挛锖痛永疵挥泄乃枷耄缙鹪朴堪愠鱿郑餮笪拿骺夹纬梢恢志蘖鳌！薄�14〕欧美两大洲进入一个追求科学、追求人性尊严的伟大而崭新的时代，同时还以疯狂的“姿态”向外猛烈扩张。科学发明有：发明火车铁路、电灯、有线电报（美国人摩尔于1844年发明）、无线电报（意大利人马可尼于1897年发明）、电话、电车、电影、X光、留声机、轮船（美国人富尔敦于1803年发明）、打字机等等。开发改进的有：发现石油、开创邮局、开凿苏伊士运河、提高妇女权利和地位（其中包括1854年确立的军中女护士制度）、厂矿企业林立、资本家兴起，以及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的先后建立等等。同时，绝对专制政体和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开始在欧美没落，议会民主政府迅速普遍兴起；各种前所未闻的思潮，如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纷纷产生；不断发明和更新战争武器：如大炮、巨舰。至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的上述新生事物，仍一无所知。大黑暗如故，贫穷落后如故，科举八股文如故，愚昧无知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一切如故，且步步恶化。本世纪九十年代的戊戌变法运动，好不容易给中国人一个觉醒、自新的机会，最终还是命运不济地被守旧的冥顽势力击败。说到这里，感情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光绪这个以卵击石的清末改革者。在他身上，最大的不公不是来自慈禧势力对他的囚禁，而是史家（当然，不仅仅是这一“家”）对其历史地位的公然“囚禁”。以今为例，“人们看待历史，也还是以成败论英雄。在多到不可胜数的满清皇帝们的电视连续剧中，从来就没有光绪的戏，即便有，也大都是病病恹恹、低声下气地站在‘老佛爷’身边。……在中国，‘伟大人物’从来就没有失败者的份；‘伟大人物’从来都是权倾天下的‘英雄’。这个细节万万不可忽略。这是从统治者到平头百姓，从专家学者到各类艺术家们都愿意分享的审美期待”〔15〕。从这一意义上说，光绪就是个政治性敏感人物。换句话说，一切被废黜的政治性人物，一般都有较长的敏感期，似光绪能“敏感”到今天，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二十世纪。“对中国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惊涛骇浪的大世纪，自从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建立的那一天起，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和，都没有这一百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多那么重大和那么严重——推翻清王朝，结束历时约五千年之久的专制政治，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6〕在这个世纪，中国被动地与西方进行了面对面的“亲密接触”……1900年5月25日，那拉兰儿竟然生出一个天大的气魄来，下诏向世界所有跟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世界各国最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得到证实后，无不吓一跳。于是，英、美、意、德、法、日、奥、俄，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在天津大沽港登陆。7月20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距慈禧向全世界宣战仅五十五天。十数万赤着背、念着咒语，疯狂上阵的义和团，和步履蹒跚、手握大烟枪的正规军，在八国联军面前一败涂地。这时曾有天大的气魄向全世界宣战的那拉兰儿却如丧家之犬，带着她的受气包皇帝向西逃去。大敌当前，安危当前，这位老太婆仍没忘在逃走之前把皇帝最宠爱的一位妃子投到井里淹死。当然，中国三千多万老百姓的安危她就更不会管了，百姓只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别无选择。而躲到西安去的那拉兰儿及其皇亲国戚，每天照样是锦衣美食，快快乐乐地看戏，天塌下来，有黎民百姓为他们顶着呢！
写到这里，我想起2002年春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的英国老王太后，她之所以令世人敬仰，是因为她在英国饱受战争之苦的时候，她一步也没离开过伦敦，而是与人民同在。1900年的那拉兰氏呢？她在给人民惹下天大灾祸后就毫不负责任地逃之夭夭了，并且到一个没有生命危险的地方，继续她的歌舞升平的好日子去了。真没想到，我的这篇随笔，竟然是在中西两位贵夫人的对比（当然是天壤之别了）中结束的，实出意料之外。
注释：
〔1〕〔7〕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349页。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页。
〔3〕引自《生活文摘报》1999年1月1日。
〔4〕南怀瑾：《老子他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72页。
〔5〕柏杨：《中国人史纲》（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44页。
〔6〕〔8〕〔9〕〔10〕〔11〕〔14〕〔16〕柏杨：《中国人史纲》（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96、103、244、259、433、515页。
〔12〕〔13〕韩少功：《人情超级大国》，见《读书》2002年第1期。
〔15〕田野主编：《皇帝与流氓》；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悲观主义的可能出路
？ 程亚文
（一）
关于敌人往往是想象出来的，世上再也没有多少人比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更有深切体会了，这位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的美国国防部长，亲身制定了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国防和战略政策，他所指挥运筹的这场战争；长期被人们称作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为期近十年的越南战争，最后是以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体面”撤出越南而告终结了，麦克纳马拉在战争尚在进行、国防部长任尚未期满之际，即已辞去显职而另谋他就。作为事件的在场者、当事人，作为一个亲眼目睹战争一步步陷入了泥潭的政策导演者，他在当时的煎熬心情，大概只有自己才清楚，而他在事隔近三十年后对往事的重述、反思，大概才道出了他真切的心声。三十年后的麦克纳马拉一再说越南战争错了，如朝鲜战争一样是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发动的错误的战争。他在三十年后对越南战争所作出的追思、评价，因此可能是他一生经验和智慧的总结。请注意，那是曾经有过辉煌、有过高峰体验的人在经历深深的人生失败后吐出的肺腑之音。
朝花夕拾时的麦克纳马拉对越南战争充满了感慨，他的感慨不是战争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取得胜利，而是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然而，战争发生的事实业已存在，是永远也没有办法从历史进程中抹掉，麦克纳马拉的痛苦总结因此要与战争的事理有缘。三十年后的他对当时物事细致爬梳，认为战争的失败主要在于两点：其一，当时的美国政治家们误解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世界形势，对亚洲局势发展也没有很好把握，苏联要谋求世界霸权，中国要搞地区霸权，中苏乃为一体的见识，其实统统是歇斯底里的胡猜乱测；其二，当时的美国决策者过于迷信武力，以为靠轰炸、地面军事行动乃至全面战争可以实现现实政治目标，这种对于武力的盲从和滥用其实根本无助于解决问题。
麦克纳马拉的意思显然是“敌人”乃美国自身所制造。越南战争的错误因此不是选错了“敌人”而是生产了“敌人”。“敌人”是如何生产的呢？话题似乎要从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说起。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向美国公众解释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时，引证了“一倒都倒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印度支那的陷落将导致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陷落；那时印度将为共产主义所包围，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日本和台湾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印度支那落入共产主义者的手中在艾森豪威尔的眼中是不可想象的，那就意味着亚洲绝大部分、整个澳洲、乃至西太平洋——即世界的大部都为共产主义所掌控。艾森豪威尔的恐惧无外是共产主义，而对印度支那局势的悲观性看法，则无非是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了现实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考量。美国的越南政策和越南战争，因是不能不放到冷战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北越成为美国的“敌人”乃是因为共产主义是美国的“敌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其实至少应该溯至杜鲁门，这位美国前总统在1947年3月的国会演讲即“杜鲁门主义”奠定了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调。自此之后“自由世界”与“极权世界”的划分，共产主义正式成为了美国的“敌人”。消灭和控制共产主义的蔓延因此成为杜鲁门——以及后来的几任美国总统的最高律令，杜鲁门们的政治选择是建立“自由世界”的联盟，压缩“极权世界”的战略活动空间，同时竭尽全力扩张军力，谋求以实力压垮共产主义。
艾森豪威尔——或者说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的观念在林登·B。约翰逊那里得到了承继，这位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总统及其政府几乎完全是从艾森豪威尔的假设出发来思考问题。事件的另一主要剧中人、三十年后的麦克纳马拉写道：“林登·B。约翰逊头脑中不容动摇的信念是：苏联和中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实现其霸主地位。他将南越的陷落视为其目标——打破我们的遏制政策——中的关键步骤，并决心阻止这一格局的出现。林登·B。约翰逊比约翰·F。肯尼迪更坚定地认为；相对于直接使用美国军队所花费的开支而言；南越的陷落将会使我们付出更高的代价。在以后的五年中，这一观点曾左右了他的思维和决策。这也是他对战争政治性质理解上的重大失误。”〔1〕促使约翰逊作出战争决策的动因当然是美国在世界上存在着“敌人”，而且“敌人”志在寻求霸权，“敌人”的努力方向、突破口和可能对美国造成的巨大伤害，就在美国一直关注着的印度支那。这样的危险迫在眉睫。解决“危险”、压制“敌人”的办法又是什么呢？“赢得战争！”麦克纳马拉用这四个字，概括了约翰逊的越南政策。“（1963年11月24日）林登·B。约翰逊总统明确无误地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注：当时的美国驻南越大使）说，他想要赢得这场战争，并且，至少在短时期内，将优先考虑军事行动，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社会改革。他认为，在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改造其他国家上，美国已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赢得战争！这就是他所要说的全部话语。”〔2〕
首先是存在着“敌人”，其次是“敌人”可以通过武力来压服，越南战争就建立在这两个假设和前提上。颇为意味深长、并且应该引起现在的人们高度注意的是，麦克纳马拉指出，“敌人”想象和武力迷信并不仅限于约翰逊和他的政府，而实际乃是当时美国朝野的普遍性共识。在1964年7月底8月初“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约翰逊总统向国会提交决议时称，必要时要求国会支持在东南亚采取战斗行动。当时的美国国会竟然反对者寥寥就迅速通过了该决议即“东京湾决议”，草率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不假思考地给予了约翰逊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相似的过程又出现在去年“9·11”事件后布什总统与国会的互动中）。后来在麦克纳马拉看来，这其实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国会根本没有意识到战争的可能性以及约翰逊政府的应对之策，使总统滥用权力成为可能。而在战争初期的民意测验中也显示了美国公众在战争面前的肤浅与短视。1965年2月，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民非常支持约翰逊的越南政策，当被问及“美国应该继续目前在南越的行动还是应该撤出军队”时，百分之六十四的人说“继续”，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说“撤出”〔3〕。在美国对北越正式大幅度兵戎相加后，对1965年7月28日约翰逊总统发布的战争公告，大多数美国人——知识分子、国会议员、新闻界和普通百姓——也竟然都表示同意他的决定。8月底，当盖洛普在民意测验时询问：“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约翰逊政府对越南问题的处理”时，结果表明，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表示同意，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表示不同意〔4〕。后来随战争发展、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后，世人皆知美国民众又倒戈政府而发起了强大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浪潮。然而这是后话，细细体会战争初发之时美国民众的心态，个中味道又该是什么呢？民意是靠不住的，麦克纳马拉对此有深刻的切身感触。
如果当时的最高决策者不是林登·B。约翰逊，而换成了约翰·F。肯尼迪——假如他没有被刺杀的话，“敌人”想象的歇斯底里是否可能缓解、越南战争的悲剧就可以避免呢？依照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良好表现，麦克纳马拉对此表示了些许乐观：“我认为，如果约翰·F。肯尼迪不死，他极有可能会把我们拖出越南的深渊。他将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南越人是无力保卫自己的，西贡当局在政治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而试图以大规模增派美军作战部队来弥补南越军力不足的举动，那是一个极不明智的行动……约翰·F。肯尼迪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撤离将会造成‘多米诺’式倒塌的连锁反应，然而，他仍然会相信，在付出了鲜血的惨重代价后，坚守在那里最终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5〕不过，他的悲观又是极度审慎、不确定的，故人已经去了，他的心思是无法清楚捉摸的，尚未遇刺时的肯尼迪似乎也没有深刻认识到越南问题的复杂性。在麦克纳马拉眼里，肯尼迪的越南政策同样充满着含混晦涩：“贯穿整个约翰·F。肯尼迪执政的时期里，我们遵循着两个基本前提来进行工作，而事实最终也证明，这两点是完全矛盾的。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台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将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威胁。另外一个前提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而美国则应该将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训练和后勤供应上。依据后者，在一九六三年，我们实际上已开始部署分阶段地撤离美军。这一行动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将极有可能导致越南甚至整个亚洲的丧失。”〔6〕肯尼迪如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其后的约翰逊相仿佛，都经历着“敌人”臆想的痛苦折磨，不同的是他看来并不完全崇拜武力，对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证明。这当然蕴含了他可能要以有别于约翰逊的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的玄机，然而这一点也只有上天才能知道了。
（二）
对政治家和民众的思维取向不管是如何假设或者不假设，最后的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在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越南战争。三十年后的麦克纳马拉感怀幽叹，终于意识到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几乎是无中生有，都来自于被“夸大了的恐惧”。
麦克纳马拉的一声叹息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当时美国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分明是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而真实情况其实要乐观得多。且不说苏联的整体力量一直处于美国下风，苏联与中国的联盟并非如美国所看到的那样是铁板一块，仅就当时亚洲的局势而论，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影响也与美国的观察大有出入。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乐此不疲地坚持在世界上散布“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输出威胁了“自由世界”的安全：“我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仍然把中国视为对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