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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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世界”的安全：“我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仍然把中国视为对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严重威胁。”〔7〕后来的麦克纳马拉无疑对此是感到无比奇怪的，越南战争前后的东南亚和南亚，因为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变故、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分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事态以及中国自身的“文化大革命”，已明显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输出遭受了严重挫折，东南亚和南亚受中国和苏联控制、越南“陷落”将使东南亚产生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可能性，其时业已微乎其微。然而这些明晰确定的事实竟然不为美国政府所意识，“现在回过头看，一九五六年秋亚洲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已大大改变了区域力量平衡，已严重影响了美国在越南的利益关系，然而，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8〕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分明已大大削弱的情况下为什么还在叫嚷“中国威胁”论，而且这“反映了当时几乎所有美国政策制订者的观点”？麦克纳马拉把它归结为对亚洲事务“缺乏专门知识和历史知识”。我们不能说他的看法没有道理，不过更深层次的思考是不是应该为：为什么在缺乏对亚洲的了解的同时还不注意去观察分析当时东南亚和南亚所出现的明白可见的政治变动呢？歇斯底里的“敌人”的主观臆想压倒了客观事实，大概，现在的我们需要这样来理解。
此外，对北越的“敌人”想象也是没有看到越南内战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结果。约翰逊的美国对越南只有一种考虑：防止共产主义渗入越南，保持对越南的政治、军事干预和美国的影响力，而从来没有考虑过如果美国从越南抽身结果可能怎样。在约翰逊政府的设想中，无论北越统一越南，还是越南南北实现中立，它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前一种状态中，那就意味着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而后一种状态，麦克纳马拉说：“无论是那时还是以后的任何时间里，我们都从未认真探讨过，一个中立的越南——倘若这能取得成功的话——究竟可以在地缘政治上给美国带来何种影响。形成这一做法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南越绝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中立，它将会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下，而其结果则只能是，导致了艾森豪威尔展望的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9〕事过境迁才知道，美国对越南的考虑无庸置疑是过于悲观了，莫说在南越实现中立——越南南北分治并非没有可能性（法国其时正竭力促进于此），就是越南实现统一，结局也不会如美国所设想，毕竟，对胡志明和他的同志来说，对越南的追求更多是基于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而美国又怎么不能和一个以国家利益为圭臬的民族主义政府建立起合作关系呢！
应该说在举世昏昏中，头脑清醒者还是有的。1964年1月，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应谋求建立一个中立的东南亚——既不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也不受中国人的控制，这可通过某种形式的停战或其他的方法来实现。但约翰逊、麦克纳马拉、腊斯克等都否决了这一建议，认为这将导致南越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麦克纳马拉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作出了两点反思，认为：其一，当时对越南政策的一个选项——中立化或撤离——分析和讨论得极为肤浅有限。其二，对中立和撤离的不加思索的反对，是因为当时对恐惧作了夸大，政府的态度已明显倾斜到直接运用美军作战部队解决上，“因为我们的担忧正在不断增加——事后来看，极为明显，这是一种夸大了的恐惧——担心如果我们不依此行事，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10〕也基于此，约翰逊政府基本没有作过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打算，他和他的谋士们把答案放在了轰炸机和重磅炸弹上。在战争进程中，当军事行动无法取得预期效果时，约翰逊也曾尝试政治解决，但武力思维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对枪炮的运用是如此之不能弃舍，约翰逊政府在有限战争阶段采取过的救人的三次外交活动——1966年春的朗宁使团和两次有代号的外交活动——1966年下半年的代号为“金盏花”、1997年初的代号为“向日葵”，最终都还是一次次丧失了赢得和平的时机。三次外交行动也许最终还是不会赢得和平，然而正如麦克纳马拉三十年后所反思的那样，如果约翰逊政府放弃对武力的迷信，真心实意于政治解决，另外的可能性却并不是不存在，可惜的是，每一次外交斡旋都被美国军队的轰炸机和炸弹破坏了。在第一次外交活动中，北越总理范文同委托加拿大退休外交官朗宁告诉美国，如果美国停止战争行动，北越愿意与美国进行和谈，但是美国“没有让朗宁进一步探寻范文同的真意”，也没有停止轰炸，第一次外交斡旋因此不果而终。其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则重复了第一次的模式，约翰逊政府屡屡让炸弹代言，使和谈无法取得成功。麦克纳马拉惋惜地写道：“我们在谋求结束战争时，没有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11〕
越南战争最后还是以美国的撤离越南告终，武力并没有使问题得以解决，战争的进程说明武力所起的作用与约翰逊的期待刚好相反。辞职之前的麦克纳马拉在对待武力的看法上，态度也已经大为改变，随着战争的步步升级、同时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他越来越不相信军事手段的有效性。1967年5月在给约翰逊总统的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中，他提出，“必须把越南问题置于整个亚洲的大环境中来考虑”，认为印尼和中国局势的发展变化，已降低南越的重要性。因此，他呼吁“明确最低目标”，提出以下两项原则作为制订政策的基础：一、我们的责任只是关照南越人民获得自己决定未来的权利；二、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则我们的责任即告终止。并提出了一项存在让步可能的政治军事策略：把轰炸限制在北纬二十度以南，以封锁渗透“渠道”；增派军队数量限定为三万人，以后不再增加；采取更灵活的交涉立场，积极谋求政治解决〔12〕。因此作为文职官员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战争期间曾与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一次次产生了对立，美国军人的好战、对武力解决越南问题的自信使麦克纳马拉屡屡感受到了信念的崩溃。他后来的辞职除了出于无奈，恐怕也是对约翰逊政府和军人们的武力迷信的无言抗议。
（三）
在越南战争结束三十余年和冷战结束十余年之际捧读麦克纳马拉的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麦克纳马拉的战争经历和他的感慨，都使人情不自禁想到西方国际政治学所说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破坏性。四分五裂、各为其利的国际社会现状当然容易产生罗尔斯所讲的“无知之幕”，对彼此状况和意图的无法精确预知难免就会生发出对彼此的许多猜测，而当这种不确定感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往往就要承受苏格拉底所说的“无知之罚”——因敌人臆想而带来的国家间关系恶化乃至爆发战争。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与约翰逊的战争政策，因此似乎也情有可原，毕竟政治恐惧性的生长乃是出于人类的政治现状和人类的本性。
然而反思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那我们又辜负了麦克纳马拉，这位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的愿望是人类应当超越政治恐惧和敌人想象。无政府状态下的敌人臆想乃至因此而发的战争自然是一种悲观主义，它对世界始终会是一个危险，会使人类丧失理性和常识，我们现在更需要的不是论证悲观主义的合理性，而是如何避免由此产生的悲剧性结局。
悲观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它的前提和假设是人性本恶，也就是存在主义哲学所说的“视他人为地狱”。这种“视他人为地狱”的心态及哲学乃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假定，在此假定下，国家是自私的，是倾向于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相互冲突和权力政治因此是国家交往的常态，而保持、发展和运用以武力为主的力量则是国家的正常行为。仔细想想，对国际关系的悲观主义假设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因为悲观主义的思维路径容易使政治决策者习惯于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假如一国在对它的外交与国际政治筹划中，恰如其分地认识与把握了潜在的冲突，那么，国家不就可以对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提早防止、进而对冲突化惊险于无形吗？但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依据悲观主义思维路径所设想出来的冲突与紧张根本不存在或根本不值得重视，而该国却依然以自己的判断作为决策依据并因此悲观性实施相应行动，那么，将可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呢？越南战争的发生及其失败是一个完好答案。单纯的悲观主义比单纯的乐观主义有其优越之处，然而，它也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灾难——假如它对冲突发生误判的话。我们为什么仅仅从悲观的结果来思考问题而不去尝试也从乐观的结果来思考问题呢？越南战争结束二十年余后的麦克纳马拉反省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对于中立化的选择甚至没有进行过起码的探索，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如果当时有一位像戴高乐一样的社会活动家来倡议此事，那么，他至少会使我对此事认真地看两眼。”〔13〕任何事物在一定时空内都不会只有一种可能，假如我们能设想并尝试多种可能性，也许，事物的后来发展会大出我们事先所想象的。
悲观主义必须寻找出另外一条出路，否则在一个核武流行的时代人类将终有一日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从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存在冲突这样一个正常的设想出发，所要达成的结果，并不是要加剧冲突和对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冲突与冲突陈陈相因，只会仇冤越结越深，以致对抗双方皆陷入更深的恐怖之中，也就是说根本不再可能有安全感。国家间的信任可能是困难的，任一国家都会为利益与权力发生争执，其实正常的反应是，应该在认识冲突的可能性中想方设法防止冲突，并在对相互利益的了解与尊重中通过谈判、妥协达成谅解和合作。对国家自私的假设如果导向了后一种思维路径，那么，国家间减少冲突、赢得合作，还是大有可能的，而如果导向了前一种思维路径，那么，已有的冲突将可能进一步恶化，更多剧烈的冲突还可能不断涌现，此即国际关系中人们常说的“囚徒困境”。
因此，要超越敌人想象和悲观主义我们至少应该做到：
一、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随意猜测，要意识到敌人很多时候是想象出来的。被誉为“和平王子”的艾森豪威尔1959年12月10日在印度议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曾经倡议：“难道我们不能以人道的名义一起携手来致力于一项五年或五十年的计划来消除过去的宿怨引起的猜疑、不信任和成见吗？难道我们不能专心致志于消除或者减少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吗？所有这些猜疑、成见等等都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创造出来的，是各国政府特别欣赏、特别培养起来的。全世界人民如果能从宣传和压力下解放出来，他们是永远不会抱有这些成见的。”〔14〕那个创造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的美国前总统、二战中的杰出军人艾森豪威尔，似乎对国家间关系紧张的根源也心知肚明。
什么国家都可能患上政治歇斯底里症，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例外。因为害怕共产主义的渗透，美国人曾在国内充分感受到了政治恐怖，当年胡佛建立的公民忠诚档案、麦卡锡主义的泛滥，都使美国在国内外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事后看看可知，莫须有就是莫须有，国家对国家根本没有必要处处杯弓蛇影。麦克纳马拉则是通过无果而终的越南战争明白了这一点。战争中无数无辜生命的死伤换取的是带血的启示，如果这样的启示能够改变未来人类对彼此间关系的认识，那未尝又不是一种功德。
只要把一个国家想象成敌人，那么真正的敌人就一定马上就会产生，这是臆想敌人最厉害凶险的地方。我们应该意识到，许多预言都是自我证实的，因此防止预言自我证实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去随便生产预言。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11月14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最后一次发表了他对越南问题的评论。他富于修辞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将放弃南越吗？”然后，他自问自答地说：“毫无疑问，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是，以我之见，美国的军队并不一定非要留在那里。”〔15〕同是这个肯尼迪，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当他的将军们都磨刀霍霍准备不惜运用核武与苏联和古巴大战的时候，他所作出的选择却是想方设法从赫鲁晓夫和苏联的角度来衡量事态。对对手的准确理解和体谅终于彼此都找到了事件收场的台阶，一场核战因此得以幸免。假如此时的肯尼迪也如他的将军们一样马上把苏联的行为当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决定性颠覆，其后的事态进展将是如何将不难猜测。然而肯尼迪始终头脑清醒，一方的错估、误解以及逐步升级势必将引起对方作出再反应，当这样的因果循环到达顶点时自然就意味着战争的不可避免。而事实上对肯尼迪的美国和赫鲁晓夫的苏联来说，谁都不要战争，谁都不想进行战争，谁也赢不了战争。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肯尼迪无疑是理性的仁慈的，可惜，随后智者就长逝矣，这个世界便因此没有了解决越南问题的另一种可能性。
二、任何情况下国家之间都要坚持接触谈判，在相互妥协协商中解决彼此间的冲突或弱化冲突。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敌意加深往往来源于不接触、不交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加剧几出同理。麦克纳马拉反省美国敌人臆想的步步升级、越南战争的最后爆发，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当时的约翰逊政府根本没有作通过接触、谈判来解决越南问题的打算，或者说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切实际。其实约翰逊的思维又并不仅限于约翰逊，认真追究起来此乃冷战时代美国冷战政策制定者们的通识，而且冷战的最初形成也正导源于美国与苏联的拒绝接触谈判。美国旧金山《保垒》杂志副编辑戴维·霍罗威茨曾经在1965年写过《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披露杜鲁门总统以及他的后任者们如何迷信于“让实力说话”，而对耐心细致的谈判妥协毫无兴致。二战之后“轴心国”被制服后的乱局甫定的世界，马上面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如何与“共产主义”的苏联相处，杜鲁门的回答是，上任刚刚十一天即对来访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一顿不客气地训斥，指责苏联有意破坏了雅尔塔协定。并且自日本投降以来，美国一直在不停顿地进行军事扩张，如增加军费、生产原子弹、在海外建立空军基地，还有后来杜鲁门干脆于1947年3月在国会发表演说，认为美苏乃属两极无法和解的冤家。当商务部长亨利·A。华莱士在1946年7月一份给杜鲁门的备忘录中指出美国的这些行动不能取信于俄国时，杜鲁门的反应是立即要他辞职。而在同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当华莱士指出，“过去数月发生的事件已把苏联人推回到1939年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恐惧中去，使他们重新抱有那种错误的信念，认为整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在内，都是不变地、一致地怀有敌意的”，并提出要与苏联人用和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