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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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信念，认为整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在内，都是不变地、一致地怀有敌意的”，并提出要与苏联人用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时，杜鲁门同样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理睬华莱士的这封信”。〔16〕杜鲁门的考虑再也简单不过，美国的实力举世无比，只要美国坚定不移地展示和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那么，苏联在与美国的“竞赛”中肯定将会实力不支而甘拜下风举手投降。悲观主义所导出的实力崇拜使杜鲁门无法相信通过和谈能使美苏和平相处，以致自美国1945年11月单方面中断三大国会议后美苏国家领导人之间十年没有举行会晤，虽然其间邱吉尔几次倡议美苏举行最高会谈，苏联方面也屡屡向美国表达出这样的意愿，然而杜鲁门和另一个有名的“冷战斗士”杜勒斯却始终不为所动。它后来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则是世人皆知，美苏不仅由原先时的盟国变成敌国，而且双方都投入了全力展开你死我活的军备竞赛和海外地缘争夺之中，最后的局面是两国所储存起来的核武器足够毁灭地球上百次，人类多次处于了核战争边缘的惊险而差一点“灰飞烟灭”。及至六十年代肯尼迪开始觉察到这乃是一个悖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是最有被战火化为废墟危险的两个国家”〔17〕时，他才因此呼吁人们把和平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课题”，而且认为这种和平不是依靠实力强加于人的和平，也不是由于苏联这一对手改变了信仰或放弃了它原来的立场而导致的和平。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接触，“铁幕”一旦存在和人为地建立起来，接触、交流和谈判的渠道一旦被堵死，那么，隔阂和分歧将因为彼此间的猜疑而越来越深，相互间发生敌对的可能性及其程度也将越来越高。1966年底，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制定一个十四点计划，邀请北越“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18〕，然而约翰逊总统对此丝毫不抱希望，腊斯克的计划最终自然没有很好贯彻执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也便逐步升级，越陷越深。深历战争的麦克纳马拉则从战争中体验到了武力之外因素的重要性，辞职后的他向美国公众和整个世界发出了另外的声音：“我强烈地呼吁，我们的行动应该基于这样的原则：多方协商决定，共同承担责任——这是从越南得到的又一个教训。”〔19〕
越战后的麦克纳马拉其实并不乏知音。1954年6月，在围绕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和谈期间，邱吉尔以一种显然同美国战略假说相对立的措辞直率地谈论了东西方冲突的问题。他宣称：“唠叨又唠叨总比战争又战争好……我赞成我们应当试试和平共处，来一个真诚的尝试。……我恳求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去领会巨大物质福利的前景；如果一定要我作一次预言的话，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将不会抛弃这样的机会。”〔20〕冷战开始前夕曾发表过“铁幕”演说的邱吉尔后来思想变了，他意识到悲观主义还应该有另一条出路。“唠叨又唠叨总比战争又战争好”，今天的我们仍需要铭记这样的真言。
三、要想方设法在国际民主的前提下建设愿意共同遵守的国际制度。敌人想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于具体国家的思维方式上的偏执，一方面也在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囚徒困境”，有什么样的国际体系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状况。有鉴于此，国家之间必须敞开对话、交流的大门，在冲突、谈判、妥协中建立起共同认可的用以规范彼此行为的国际制度，以有效达成更多合作，化解因政治封闭所造成的无谓紧张。当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人类社会一点点提高了全球治理的有序度的时候，国家之间将会有“法”可循而减少不少猜疑。越南战争后的麦克纳马拉对这样的道理感念至深，所以，他后来切切痛恶于核武甚至一般性的武力，而完全转向了制度主义式的国际政治诉求。进入古稀之年的麦克纳马拉是这样理解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的：“总之，我们应致力于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关系应建立在法律准则之上，国家安全将由一个集体安全体系来保障，防止冲突、解决冲突和维护和平的任务必将由一个多边组织来承担，即一个重组的、强大的联合国，辅以一些新的、扩大的地区性组织。这就是我关于冷战后世界的观点。”〔21〕
老年的麦克纳马拉对对话、谈判、协商以及国际制度的呼吁，大概可以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经验主义思想上的政治智慧。我们今天的世界尤其需要这样的政治智慧，在一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人类间交往的增多，在便利了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可能更容易凸显和加剧差异和冲突，致力于化解差异减少冲突的国际性制度因此更不可或缺。实际上冷战初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也曾在口头上深明此理：“我们忠实地力图支持联合国，效忠于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世界，力图建立一个用行动而不是用空谈来争取和平的切实可行的制度。”〔22〕——虽然史氏出此语时言不由衷，不过，在国际民主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建立起超越国家的国际性制度，提高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组织化程度，无疑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大方向，虽然我们同时又要防止一些强势国家，会趁机以此建立起只对自己有利的制度性霸权。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5〕〔18〕〔19〕〔20〕〔21〕〔22〕《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115、116、185、219、108、33～34、225、224、70～71、120～121、259、277、71、99、237、341、127、338、1～3页。
〔14〕〔16〕〔17〕《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第304、40～41、366页。
现代性的悲歌
——奥斯威辛随想
？ 何新华
美国大片《辛德勒的名单》里表现的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已经变得很陌生了。纳粹的焚尸炉和毒气室几乎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虽然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血迹仍然未被擦干，血色依然红得似火，但后代们早已迫不及待地在牺牲者们的墓地上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情侣们也在月色朦胧的殉难者的纪念碑前缠绵悱恻。正是人类天性中最善于忘却悲剧的这种特性，使悲剧如影随身地在人类历史中反复发生着。让我们翻开历史里最沉重的一页，回到冲锋队肆意横行、纳粹国防军战靴穿过大街小巷的德国，去重新回味那些几乎尘封在记忆中的犹太人被灭绝的历史。
1933年1月，通过合法的民主选举，希特勒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德国政府总理。3月23日，《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即“授权法”在国会获得通过。这一法令规定，不经国会允许，政府可颁布并实施任何法令。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保障——议会制度，在德国无疾而终。从1919年起存在的魏玛民主政体至此寿终正寝，德国进入了纳粹一党独裁专政体制时期，也开始了纳粹法西斯党徒统治德国十二年的恐怖时期。与任何现代历史上的极权专制政权一样，纳粹政权对德国国内政治生活进行了最全面的控制，并将国家的内外政策全盘纳入了纳粹意识形态的轨道中去。但纳粹德国与其他极权专制政权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它具有绝非平常的、既有理论依据又坚决贯彻的种族清洗政策。而纳粹的对犹政策则是体现这种政策最典型的、最充分的案例。从迫害、驱逐到肉体消灭，纳粹的排犹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33年到1939年，纳粹从法律和各种规条的制订方面，实施迫害犹太人的计划，这是纳粹排犹政策的第一阶段。
1933年4月7日，德国政府颁布的《恢复职业公务员法》规定：“非雅利安人血统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办理退休手续。”1933年4月17日在这项法律的第一号实施命令中对“非雅利安人”的概念作了如下解释：本人或其父母、祖父母一方为犹太人者即属非雅利安人。这就是著名的“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即为犹太人”的命题。1933年10月4日，颁布“国家报刊法”，规定所有编辑必须是雅利安血统，而且配偶也不得是犹太人。反犹政策最为完备的法案是1935年9月通过的《纽伦堡法》，它包含《德国帝国公民法》和《德国血缘和荣誉保护法》两部分。前者规定，只有德意志民族或与德意志有同宗血缘的民族才是帝国公民并拥有全部政治权利，而德国境内的其他民族已不再是帝国的全权公民。后者则主要针对犹太人，内容包括序言和正文七项，其中规定：禁止犹太人与德国或与德国公民有血缘关系的人通婚、姘居；犹太人不得雇佣四十五岁以下的德国公民为佣人；禁止犹太人升挂、高举德国国旗等〔1〕。
截止1939年战争爆发前，德国政府讨论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主要涉及犹太人的法律、条例、规定、实施细则和公告已达一千五百余项。通过纳粹上台后出笼的这些法律条规，德国犹太居民的基本公民权利被一步步地剥夺殆尽。在1939年9月之时，居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已从大学、科研机构和经济领域被完全清除出去了。在日常公共生活中，纳粹也在犹太人和德意志民族之间建立起一道藩篱：犹太人被禁止出入剧院、博物馆、游泳池等公共场所；被禁止参加各项体育比赛；被禁止拥有汽车牌照、电话和收音机；被禁止使用非犹太人的姓名……
正是这些完备的反犹法案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实施，使反犹宣传和反犹暴行不断升级并引发了这一时期一起迫害犹太人最酷烈的歇斯底里的反犹事件。1938年11月9日，纳粹党徒利用犹太青年暗杀德国驻巴黎公使这一事件，掀起了大规模的排犹行动：火烧犹太人的教堂，砸碎、涂抹犹太人公墓里的墓碑来羞辱他们，袭击了七千多家犹太人开办的商店……当晚就有两万五千余犹太人被关进监狱，犹太人死伤上千人。这一暴行一直从9日傍晚持续到10日。德国城市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犹太商店的玻璃碎片，在冷冷的月光和灰暗的街灯照耀下，它们闪烁着怪异的光辉。历史学家把这一夜晚称为“水晶之夜”。这一事件给德国犹太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据当时的保险官员估计，犹太人的财产损失大约达二千五百万马克。而时任帝国安全警察首脑、后又调任帝国中央安全局局长的里哈德·海德里克则认为达到几亿马克〔2〕。不仅如此，德国犹太人还因“激起德国人民的公愤而将被罚款一亿马克”〔3〕。
在纳粹排犹政策的第一阶段，如果从排犹、迫犹政策的系统性而言，虽然发布了多种排犹法案，但这种反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基本上是分散、自发和非系统的，在全德国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最终权威的处理犹太人问题的领导中心。“在帝国的头六年，每位部长为了执行那些歧视性条款都设立了他们自己的犹太部。”〔4〕各级纳粹权贵为争夺这一在国社党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肥缺”，以使自己在“犹太人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不断发明新招，更使这一阶段的对犹太人政策处于纷乱状态中。如果从排犹政策的执行强度和残暴程度而论，“与第三阶段的残暴行径相比，第一阶段的排犹行为简直是微不足道的”〔5〕。在纳粹执政的最初五年里，犹太人只是失去了谋生之计并被降为二等公民。就连这一阶段排犹最烈的“水晶之夜”，也只不过是纳粹分子煽动起来的群众性打、砸、抢、烧事件，远未达到后两阶段的驱逐并从肉体上灭绝的地步。不过，不管这些政策本身多么零乱、多么缺乏来自最高权威的指导，但“如果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纳粹反犹政策中的大部分措施进行总结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一种占统治和不断重复的目标：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的隔离”〔6〕。纳粹在德国统治的头六年所做的全部就是中断了犹太人进行了几乎一个世纪之久的解放运动，剥夺了从十九世纪初以来犹太人取得的各种权利。犹太人重新回到了十九世纪以前的“隔离区”（Ghetto）时代。犹太人被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与同他们为之贡献颇多的德国文化彻底隔绝开来了。
从1939年初开始，纳粹排犹政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41年苏德战争前夕。这一时期的排犹政策开始具有了明确的目标：在战争条件下巩固前一阶段获得的反犹成果，阻止雅利安人和犹太人进一步接触，并着手将犹太人从德国的生存空间撵出去。其具体政策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对犹太人生存权利的进一步剥夺和多种移民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由于第一阶段排犹政策的分散性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纳粹最高当局开始对排犹政策和行动进行统一指导。特别是“水晶之夜”发生后，更加速了这种政策转变。“水晶之夜”的后果使一些纳粹高级官员担心像这种大规模的、盲目的排犹行动会损害德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帝国国防行政会议主席、空军部长戈林抱怨说，像“水晶之夜”这样的行动，对德国保险业的损害大大超过了对犹太人的损害。1938年11月12日，戈林宣布，元首发布命令要求“犹太人问题必须以某种一劳永逸的方式加以解决”〔7〕。同年12月14日，戈林通告所有帝国官员称，自己已掌管了制定犹太政策的权力，并提醒他们：“为保证在处理犹太人问题的统一性，我要求所有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条款和命令必须由我签署或经由我的同意……绝不允许擅自对犹太人问题作出处理。”〔8〕随着处理犹太人问题最高机构的设置，从1939年起，纳粹的对犹政策正式统一了起来。
在1939年9月德波战争爆发后，纳粹对犹太人的生存权利作出了进一步的限制。9月1日，德国政府颁布命令：在发生空袭时，禁止犹太人使用普通的防空掩体。在《识别犹太人标记》这一警察条例中，规定犹太人不能随便外出；犹太人没有得到地方警察颁发的出入证不得离开他们的居住区；每个七岁以上的犹太人在公共场所出现时，必须佩带犹太星章。在购买日用品方面，犹太人更受到了严厉地限制。他们的购物卡被标上了特殊的犹太人标记“J”，他们只被配给少量的肉类和某些脂肪产品，而可可、巧克力则完全禁止销售给犹太人。到了1941年8月，肉、蛋、奶制品、烟草和水果的配给则完全被取消。纺织品、鞋子和皮货在1940年1月就被禁止购买了。
在继续剥夺犹太人生存权利的同时，还出现了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的计划。早在1939年1月24日，希特勒授权戈林，命令因思布·海德里克负责协调从德国迁徙犹太人，并指令德国各驻外机构“在加速帝国境内放逐犹太人的工作中要通力合作”。“放逐犹太人”已成为这一时期的对犹政策的主要目标了。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曾说：“我希望见到经大规模放逐方式，将所有犹太人送去非洲或其他殖民地，以使犹太人的观念在（欧洲）彻底根除。”〔9〕随后，犹太人移居办公室在柏林、布里斯累、法兰克堡纷纷建立起来。但1939年6月，因·海德里克却在给希姆莱的报告中认为，由于“其他国家关闭接纳移民的大门，移民中心办公室的工作已遭失败”〔10〕。往欧洲其他各国迁移犹太人就更加困难了。另外，帝国由于1939年占领了波兰，又使德国增加了处理波兰250万犹太人的额外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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